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2008年06月23日
西闪
思想光谱
将历史称为选择性记忆没什么不好理解，特别是对于曾经在历史考试中吃过亏的人。可是，为什么1789年比1776年重要？为什么秦始皇比汉光武值得重视？相信仍会有人为此较真———谁在充任历史的合法说书人，从而规定了哪些记忆将一再被强调，而另一些记忆则可以等闲视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及一件事。数年前，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和市民共同编撰了一本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在这本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教科书中，编著者说:“由于发生了侵略与战争，由于对人权的压抑，使十九至二十世纪东亚的历史充满了创伤。”因此，有必要为了东亚的和平与发展编写此书。这本书的出版曾经作为东亚三国面向未来的姿态与象征热闹一时，而如今恐已知者不多了。
我不知道在韩日两国，该书是否进入中学课本序列。我只知道，在中国这本书根本不具备教科书的资格。因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合法载体，教科书的资格确认乃是国家的权力。一本民间编撰的教科书试图超越国家视角的历史叙事，其结局可想而知———这大概足以回答谁是历史的合法说书人的问题。
不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都承认，当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国家主义取代了春秋大义，似乎一切都天翻地覆，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大一统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过去由朝廷钦定，如今由国家保证。它具有强制性，不但有选择记忆的能力，甚至有掠夺记忆的权力。
举个例子，在教科书中，陈炯明是阴谋家、叛徒、凶手。但新近的研究显示，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故要武力统一；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故反对北伐。孙陈之别无非是政治理念的不同。陈炯明为联邦制国家的理想所做的努力最终如何被定性为一场叛乱或政变，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以陈炯明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试验曾经在两广、云南、湖南、四川等地推行，也曾颇见效益。然而这段记忆不是被掩埋，就是被篡改了。因为它显然不符合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事实上，这一传统也是被刻意夸大的，大一统的朝代只占中华文明史的三分之一。而这一传统，已被改造成民族国家的根基。
一些记忆被强调，另一些记忆被篡改、掩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国家。无论是国家的构建还是国家的维护，这一过程从未中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把那些刻意选择和修改的记忆串在因果链上，改编出一个通往成功与荣耀的故事，以此向它的民众允诺，在它的统治下，那些辉煌的记忆注定会在未来重现，那些苦难屈辱的记忆不过是赢得光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正是在历史的名义下，国家不断扩张权力，并成为道德统一体和法人。它的意志上升为绝对意志，即使最激烈的民间力量也不能将其据为己有，或加以抵抗。最终，人们将不得不将自己的记忆拱手相让，并无奈地承认:“历史必然是国家的记忆。”
更可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投机地臣服于权力的支配。哪怕权力没有使用强制手段，他们也主动地利用学术，催眠和劫掠人们的记忆。如果人们留意到韩国史学界近年来展开的一系列再造历史行动，不难看出其中的国家意志。
如何让历史恢复它应有的名誉？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因果链的束缚，使大多数人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之间并不存在铁定的因果关系，而只有概率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也许明白了因果链有可能是权力布设的迷局，才能摆脱它的控制与诱惑，才能找回自己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