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描绘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
汪政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1月13日 16:02 来源：北京日报
《农历》郭文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也许，这是郭文斌多年的一个心愿，为中国的农历做一个“传”。前几年，他断断续续写出了《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中秋》、《端午》等作品，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也差不多，一对本分的守着自己几亩地的夫妻，大儿子分出去了，大闺女也嫁出去了，膝下还有俩儿女，大些的是个女孩儿，叫五月，小些的是个男孩儿，叫六月，都在刚记事的天真年纪。现在，这一对夫妻牵着这一双儿女，从那些短篇故事中走进了长篇《农历》，他们要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
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24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作为文学，作为长篇小说，《农历》并不是一部有关历法的科普读物，或者说，郭文斌要表达比单一的农历、传统世俗节日要多得多的文化释义与文化情感。他试图以农历为依傍，描绘出一个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来演绎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塑造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人格，叙述个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养成。作品的父亲与母亲显然是传统文化人格的典型。父亲不过是一个农民，但这个农民有着全面而朴素的文化传承，他熟悉农事，勤劳、本分、善良、聪明，受过初步的识字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几部启蒙经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太上感应篇》、《朱子家训》等谙熟于心，大体遵守着儒教的礼教，但同时又对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与风俗习惯也十分了解；所以，在作品中，父亲实际上扮演着一个榜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母亲在作品中的地位和角色与父亲相仿佛，只不过她更典范地显示出中国传统农村女性的文化身份，同时，由于教育的程度与方式的差别，她对下一代的启发更多的是情感，她对孩子的教诲有时也会借助于语文典籍，但这些典籍并不是典型的经典文本，而是传说、民间故事、歌谣以及戏曲等等。也许是为了突出传统乡村中文化传承的方式，郭文斌没有刻意地点明现代学校的存在，这样，我们可以对作品中五月、六月这两个孩子的文化接受与人格养成途径进行梳理。节日是重要的教育契机，因为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有时隐藏在生活的背后，隐藏在人们思想的深处，而节日就是人们定时选择的时间，将文化与传统集中地、强烈地表现出来；过节的每一个步骤与细节都有着具体的规定与释义，而节日的气氛则可以使人们沉浸在不同的情感体验中进而受到感化。《农历》以较为典范的传统节日与节气使五月、六月对一年的生活以及如何过这一年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结构则是父与子的对话。上一辈在传统文化传承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晚辈在接受中也责任重大。父亲的示范与讲解，儿女的询问、质疑、接受与思考形成了总体的对话结构，这种结构既体现在家庭中，也体现在家庭以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以保证这一结构的同一性；只有具备这种同一性，文化的传承与接受才是畅通的。而内容与材料则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农历》说到底是一家人过日子的书，但文化即在其中。
郭文斌这次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的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但《农历》并没有多少的悲怆，更没有多少声嘶力竭的呼告，相反，它写得很安静，很平和。在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中，正在逝去的事物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歉，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也许，这就是郭文斌的心事。他要写出过去的故事，一幅完整的风俗画，而且要写得美丽，吉祥，为的是让未来不再遗憾，有一份美好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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