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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属于希腊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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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今年将作为主宾国参加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展览主题为“希腊：大海、阳光、天空、海风、女人……三千年旅程”。主宾国标识为橘黄色背景下5个奔跑的人，同时配以希腊文和中文书写的希腊、北京和2008字样，象征着奥林匹克的人文精神连接着希腊与北京。

　　西方的诗人吟咏道：“光荣属于希腊。”中国的学者则写道：“西方是希腊嗣出，但希腊的遗产不只属于西方。”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国人得以亲身体验源自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而希腊作为主宾国出现在BIBF上则使我们能够通过图书更深刻地体会希腊文化的魅力。在此，我们特约几位学者撰文，讲述他们所理解的希腊精神。他们的文章也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同样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为什么需要把目光投向那碧海蓝天环绕下的爱琴海畔，为什么要一遍遍地重读两三千年前那些异域哲人留下的诗篇。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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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言必称希腊”

■吴国盛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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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必称希腊”在过去是一句带贬义的话，意思大体相当于“数典忘祖”。今天，当我们能够以更开放更自信的心态来回顾和展望时，“言必称希腊”乃是必然的要求，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来自强势的近代西方文明，而近代西方文明是所谓两希文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相结合的产物。不了解希腊，就不了解今日我们奉行的文明的本质。对每一个现代人，特别是对每一个接受了西方文明但并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言，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实际上是对我们最切近的一种文明。

　　中国人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强势之处理解成两个词“科学”和“民主”，而这两个东西恰恰都来自希腊，来自希腊人对于“自由”的深刻认同。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接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过程十分艰难。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希腊文明的精髓，没有扣住科学和民主后面更基本的“自由”理念，更谈不上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希腊传统与华夏传统有效地融合起来。
　　对传统中国人而言，“人”是相对“禽兽”而言的，因而人的规定性始终着眼于伦理的方面，“仁义礼智信”成为人之区别于禽兽的标准。一切其他的文化活动都着眼于以“仁”为代表的“人性”的习得和教化而开展。人群按士、农、工、商分成四等，读圣贤书，懂得礼义廉耻，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追求。不同的人文理念，决定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人”是相对“奴隶”而言的，因而人的规定性始终着眼于“自由”二字而展开。在希腊人追求“自由”的诸多文化样式中，“科学”是最显著的一种。真理、理性、科学、知识，成为希腊人达成自由理想的根本途径。

　　科学何以能够达成自由？现代人会认为，科学让我们认识到自然规律，从而使我们凌驾于自然之上，能够摆脱自然加于我们的必然性，从而获得自由。但这只是现代人的不无片面的理解。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人类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并不能真的通过摆脱自然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现代人对科学的这种成问题的态度和理解是与希腊人完全不一样的。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之所以能够达成自由，关键在于他们所谓的科学本来就是自由的学术。

　　自由的学术区别于实用的知识。希腊人发达的数学并没有使他们知道圆周率的哪怕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的数值，也没有使他们知道一般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希腊人发达的天文学也没有为他们带来精确的历法。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所谓的数学并不是用来计算的，我们所谓的天文学也不是用来注视那个肉眼所见的天空的。自由的学术不是用作“他途”的实用知识，而是为着“自身”的纯粹理智活动。
　　一种为着自身而开展的学术是怎样的一种学术呢？它是自我展开、自足自律、不假外部经验的纯粹观念的演绎，是推理、论证、思辨的学问。于是我们看到，希腊成了演绎几何学、形式逻辑学和关于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之独一无二的发源地。希腊人的数学既不用来计算，也不用来测量。直角三角形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样的定理并不来源于木匠们长期的实践经验，而是根据直角三角形本身固有的规定性推论出来的。从公理、公设出发，经过严格的保真推理，居然也能得出这么多新鲜而又确凿的知识，这真是令人类心灵惊讶不已。驱使希腊人走上这条演绎和推理道路的，并不是任何实用的需要，而是心灵追求自由的一种需要：一种自由的心灵并不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而是遵循心灵自身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首先生动直观地体现在了几何学领域。学习几何学，就是学习如何按照心灵内在的逻辑——后人称之为“理性”——思考和行事，就是在学习如何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因此，柏拉图学园门前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因此，几何学对于希腊的青少年而言，既非理科课程，也非文科课程，而是一门德育课、“政治课”。中国古人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演绎几何学，并非智力欠缺，而是缺乏“追求自由”这种人性教化的基本动力。

　　希腊的科学有两门，一门是数学，一门是哲学。希腊的年轻人先学数学，后学哲学。数学通常是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学（和声学），加上语法、修辞、逻辑，一起构成了西方古代教育中的七艺。如果说土地丈量、打造桌椅并不是希腊人发展几何学的原动力的话，那么希腊天文学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呢？对希腊人来说，天文学既不用于编制精确的历法，为农业生产和航海贸易服务，也不用于占星术，为君主和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指南，而是要把人的心灵之眼引向超越的境界。超越的境界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地完美无缺。然而，我们现实的星空并不那么完善无缺。除了所有的恒星镶嵌在一个天球上步调一致地周日旋转一周之外，尚有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共七大行星，像流浪汉那样漫无目标地走着很不规则的路线，这种表象对希腊人所崇尚的宇宙理念——圆满完美——是莫大的嘲弄。因此，柏拉图才要求他的门徒去“拯救现象”，也就是说，要解释一下为何天性做均匀圆周运动的天体为何看起来并没有照他们的天性运动。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斯设想每一个行星并不是只做一个均匀圆周运动，而是同时做好几个同心圆运动，这些运动的迭加便可以模拟它们的表观运动。这种圆周迭加的方法，就成了希腊行星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只不过同心圆的方法不能够解决行星亮度的变化，因而后来被改为本轮＋均轮的迭加方式。托勒密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给出了行星运动的精确数学模型。托勒密体系有数学模型，可与观察相对照，模型可以修正以容纳新的观测数据，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科学理论的基本要素。

　　科学发展到现代，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它的力量型特征，它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的方面。我们这些因为见识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因而推崇“科学”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科技”，把“科技”等同于“技术”，把“技术”等同于“力量”，因而轻而易举地忽略了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中国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长期没有重大突破，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无论从科技管理层还是科学家阶层往往并没有把科学当做一种自由的学术。在举国上下欢庆奥运盛会的时候，科学界似乎也有必要发扬一下奥运圣火之中闪耀着的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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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希腊文学怎样燎原全欧洲

■叶廷芳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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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全世界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节日的话，那么这个节日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只要提起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自然会令人想起她的发祥地古希腊。那一处处的残垣断壁无时不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她与我国差不多同一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文化，以及埃及、印
度的古代文化高峰互相辉映。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是，这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繁荣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都衰落了，而古希腊文化，经过中世纪的千年禁锢，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即我国的明代那个时候，却重新崛起，并且在全欧洲发扬光大。这里不妨以文学为例，以窥一斑。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最初几乎都是从想象出发的，因此留下无数丰富多彩的神话，成为后来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古希腊文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古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代表的众神们几乎成了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性人物。围绕他们的故事奠定了古希腊文学的基础。古希腊文学创作一兴起，起点就很高，犹如奇峰突起，在叙述文学、戏剧、散文、诗歌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来。叙述文学如荷马史诗迄今一直被列为欧洲“四大名著”之榜首。紧随这一高峰之后，抒情诗汹涌而起，著名女诗人萨幅和阿尔克曼、品达罗斯、阿那克里翁等9位大诗人被认为这一高潮的代表。接着是戏剧的大潮，所谓“三大悲剧家”埃思库鲁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皮得斯都是欧洲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此外还有与他们齐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米南德等人。最后压轴的辉煌是散文，约公元前4、5世纪左右，散文家如群星灿烂，因为那时的散文都是集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等于一身的，犹如我国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论著。因此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名字无论在欧洲文学史上，还是在欧洲哲学史上都是名垂千古的人物。此外，比他们早三四百年，还涌现出一批司马迁式的历史学家，他们卓越的史学著作文采沛然，希罗多德、修息底德、色诺芬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古希腊文学的繁荣是以当时这个国家的初级民主制为背景的。人们精神上比较宽松，创作上有充分想象的自由。作家们把这种自由意识注入文学，使其蕴含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即是希腊文学、也是整个希腊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壮大的强大“基因”，凭着这个基因，希腊文学拥有了一种巨大的征服力。难怪后来的罗马诗人贺拉斯说：罗马把希腊征服了，但希腊人反过来又以他们发达的文化征服了罗马。确实，面对希腊文化的强大魅力，罗马征服者不但没有去毁灭她，而是把她接受下来，进行认真的学习，并随着它的扩张，把她传播到小亚细亚、北非、埃及和两河流域，也就是说，使希腊文学的影响扩大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的版图之内。而富有进取精神的罗马人学习希腊文化的结果，是创造出了带有希腊文化基因又具自己民族特征的罗马文化。在文学领域，学习希腊的结果，是原来相对落后的罗马文学很快繁荣起来，使她拥有了像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等这样一些优秀的剧作家；像西塞罗、塔西图、普鲁塔克等这样一些杰出的散文家兼历史学家、演说家；特别是像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卢克莱修、卡图卢斯等这样一批不朽的诗人。罗马人的博大胸怀甚至让被他们俘获的希腊奴隶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成为了罗马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和剧作家。因此可以说，罗马人接过了传承希腊文学的“第一棒”。

　　自公元4世纪起，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与上述希腊、罗马文学和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相敌对的罗马基督教教会控制了政权，神权取代了人权，禁欲主义取代了人文主义，整个欧洲从此经历了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文化遭到严酷的禁锢和摧残。直到13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由于偶然的考古发掘中惊现了古代的辉煌，激起人们对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极大兴趣和向往。一个叫“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蓬勃兴起，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并持续了三百年之久。这个运动的“主旋律”正是古希腊文学中的精魂或“基因”——人文主义。这个运动的策源地依然是古罗马的本土——意大利。意大利的伟大儿子但丁为这个运动鸣响了第一声礼炮：他通过他的巨著《神曲》悍然将教会的头目们打入“地狱”，而将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凡人送上“天堂”。接着是但丁的两位伟大的同胞彼德拉克和薄伽丘，这两位同时代的好友和人文主义者都是古希腊、罗马典籍的热情搜集者和研读者。前者通过他的《诗集》，后者通过他的故事集《十日谈》，对教会统治及其禁欲主义进行无情的轰毁，对青年男女的正当爱情和人们对正常生活欲望的追求给予衷心的赞美。彼德拉克更是直言宣称，“我不想成为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不啻是人的觉醒的宣言。彼德拉克因此被称为“第一个近代人”。对人的觉醒的宣言表达得更精妙的当推莎士比亚，他通过哈姆雷特之口把人赞颂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翁对古希腊文学倍感兴趣，他至少有两出戏的题材采自古希腊神话。他的作品充盈着人文主义精神。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传承古希腊文学的“第二棒”，她在文化层面上是对古代的一种回归，又是对它的一种超越；回归的是它的精神，超越的是它的形式和风格，而这才是最好的继承。这一精神在本土之外首先体现在两个与希腊、罗马（意大利）邻近的国家——法国和西班牙。法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拉伯雷对希腊古籍的发掘和研究欢欣鼓舞，他的《巨人传》，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以及教会、僧侣、巴黎神学院等等历史绊脚石无所顾忌地进行嬉笑怒骂。从15世纪起，西班牙文学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下也开始挣脱宗教的禁锢，以意大利文学为榜样，创造了不失西班牙文学特色的新型诗体——感怀诗。打破禁锢的西班牙作家无所顾忌，充分发挥想象力，以生动、幽默的小说对政教恶行、社会败象或辛辣讽刺，或尽情嘲弄，极具杀伤力，从而开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浪汉小说”的先河。

　　这是一个原创精神激扬的时代。许多崇尚古希腊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在形式上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是强调以自己的独创与前人媲美。如莎翁就没有严格遵循古人关于悲剧和喜剧的严格规定，他经常在喜剧中加入悲剧因素，在悲剧中加入喜剧因素。再如德国的歌德和席勒，在德国文学还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有的人主张仿效法国，有的人主张学习英国。这两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互相携起手来，在肯定英国文学的同时，毅然转向古代（希腊、罗马）。他们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人文精神，那种理性的沉稳和形式的完美，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为此，歌德不惜“弃位”、“背友”（施坦因夫人）和“违纪”（不向公爵告假），私自前往意大利，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搬回了满屋子的古代艺术品和典籍。正是出于对古代精神的憧憬，歌德最终接受了席勒的竭诚建议，与之进行了十年创造性的亲密合作，终于奠定了独立的德意志民族文学的丰碑，并把德意志文学推向了高峰。

　　在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古希腊精神继续在蔓延，英国杰出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题材来自古希腊神话和古希腊悲剧，主题却有了发展。艺术主张与西欧浪漫派相歧异的德国浪漫派依然尊重古希腊文学。这个流派的主要理论家F·施莱格尔虽然认为描写客观的艺术终将被表现主观的艺术所取代，但他仍然认为古希腊文学是典范。他甚至还撰写了《希腊文学研究》和《希腊罗马诗歌史》两部学术著作。他与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合办的浪漫派喉舌《雅典娜神殿》的“雅典娜”即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德国后期浪漫派的重要作家荷尔德林在其代表性小说《许佩里翁》中借主人公之口歌颂了古希腊的光荣。此外他还亲自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两部代表作。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反传统”的巨大声浪中，古希腊文学的崇高地位依然受到尊重。即使像尼采这样的“偶像破坏者”，其美学名著《悲剧的诞生》也是在研究古希腊悲剧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再看尼采的精神传承者卡夫卡，他有好几篇简短的小说都直接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如《普罗米修斯》、《波赛顿》、《塞壬的沉默》等。德国伟大戏剧革新家布莱希特也是一个“非亚里士多德美学”的倡导者。但他的戏剧美学中就包含了不少古希腊悲剧的因素，如歌队的运用、旁唱的加入等。比布氏小一辈的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也有这个特点，他的代表作《老妇还乡》甚至被称为“现代古典剧”。欧洲戏剧史上对迪氏影响最大的两个喜剧家，第一个就是阿里斯托芬。健在的克丽斯塔·沃尔芙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影射前民主德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其故事和人名全借用希腊神话。

　　古希腊文学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浓荫覆盖整个欧洲。要阅读欧洲文学，无论古今，不通晓点它的始祖——古希腊文学是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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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诗的王国

■刘瑞洪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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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插图

　　希腊无愧是一个诗的王国。约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以及约公元前6世纪的萨福情诗，开启了西方诗歌的先河，成为文学艺术中叙事诗和抒情诗两大诗类的奠基石。在长达三千年的文明进程中，诗歌始终是希腊文坛的风向标和佼佼者。即使在人文主义和艺术创作备受遏制的中世纪（希腊历史上的拜占庭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在希腊的岛屿山川聆听到鲜活动人的民歌民谣和委婉优美的教堂颂歌。上世纪60、70年代，希腊先后诞生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乔治·塞弗里斯和奥德修斯·埃利蒂斯。这一文学现象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绝无仅有，也足以说明希腊诗歌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希腊留学期间，我曾读到这样一篇报道，作为一个当时人口不足千万的地中海小国，希腊每年出版的诗歌书籍竟达两百余种之多！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上，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仪式上，希腊的首席悲剧演员和女祭司那感天动地的吟咏，再一次用独特的诗的语言，向全世界昭示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永恒。

　　希腊注定是一个诗的王国。这取决于数千年延绵不绝的希腊语言，取决于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厚爱和恩赐，取决于它的悠久的文明积淀和诗歌传统。正是由于这三重作用的合力，才使得希腊不可能不产生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诗歌作品。

　　众所周知，希腊语和汉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古老文字；而其他古文字由于种种原因，均已随着文明的变迁而泯灭，仅存为一种供学术研究和文物考证的文字符号。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对任何物质及精神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试想，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发生了断裂或同化，其文明进程将会产生何等的悲剧性结果。正是由于继承了本民族语言的丰富遗产，历代的希腊诗人才得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才能够造就出一大批将古老语言、诗歌传统以及时代精神和艺术潮流融汇贯通的诗坛巨人。诚然，语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相反，有时它还会演变为精神及思想的障碍。恰同汉语言的演变那样，希腊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仿古语（文言文）、雅语（书面语）、俗语（口头语）以及共同语（普通话）的演变过程；这些语言上的演变纵横交错，相辅相成，新陈代谢，在希腊历代的文艺思想和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艺术的常青得益于语言的常青，这正是希腊诗歌经久不衰、诗杰辈出的神秘及魅力所在。

　　希腊亦是一个众神之国。从希腊悠久的神话历史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希腊民族神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生活态度。也许正是因为乐于与神沟通，希腊人民才赢得了大自然的无限厚爱和关照。到过希腊的人，除了赞叹它那俯拾皆是的文明古迹，同时也都会为它的自然风光所心醉神迷：湛蓝的天空，碧蓝的海水，轻柔的海风，星罗棋布的岛屿，树影婆娑的橄榄林，还有“如卵石美丽赤裸平滑的少女”；而这一切又在昼夜时辰的轮回中变幻莫测。白昼里，阳光明媚；夜幕下，月光皎洁。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阳光诗人和月光诗人呼之欲出。当然，大自然赐予希腊诗人的不仅仅是欢乐和享受，还有忧伤和痛苦。当一个文明古国面临异族侵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长达四百年的统治）、民族危亡（小亚细亚沦陷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占领）和政治危机及国家动荡（希腊内战和军人独裁）的历史时刻，它的诗人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此时此刻，在诗人的心目中，大自然露出了它悲凉和冷漠的一面，转换成了诗人抒发时代心声以及内心激愤和痛楚的参照物。

　　自荷马时代起，希腊诗歌如同一条大河，湍流不息，支流密布。从荷马史诗到萨福抒情诗，从古希腊悲剧到中世纪民歌民谣，希腊的诗歌宝库蕴藏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与此同时，对欧洲乃至世界诗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也开始受到来自其他艺术思潮及创作观念的影响。希腊的近现代诗人群体，一方面得天独厚地继承了这份宝贵遗产，另一方面则要面对同时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如同我国的诗歌同行所遇到的现实状况一样，如何看待认识并且在实践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了每一位希腊诗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我们惊喜地看到，伴随着希腊近代民主运动的崛起和民族解放，伴随着欧洲现代诗歌艺术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时代的希腊诗人，都以他们各自对历史和时代的亲身感悟以及独到的艺术观念及表现手法，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必须做出的回答。而答案正是各时代的希腊诗人留给我们的杰出作品。

　　1821年的希腊独立革命拉开了希腊本民族文艺复兴运动的帷幕。在这场运动中冲在前面的，正是一批曾在欧洲各国学习并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年轻诗人。他们主张文学创作中的文字改革以及雅语的俗语化。诗人狄奥尼索斯·索罗莫斯（1798-1857）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索罗莫斯早年留学意大利，但却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民歌倍感兴趣；他在浪漫主义、希腊爱奥尼亚七岛派诗歌以及克里特民歌的多重影响下，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字的创作理念。他的代表作《自由颂》成为了当时大众最为喜爱的作品，并且在后来被选为希腊国歌的歌词，而诗人本人也当之无愧地被后人视为现代希腊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考斯蒂斯·帕拉马斯（1859-1943）是继索罗莫斯之后希腊文坛的又一位领袖级人物，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末希腊文学的最高典范。帕拉马斯受到法国帕纳萨斯文学运动的影响，对另一位希腊诗人卡尔沃斯（1792-1869）在统一文人雅语和大众俗语上的大胆尝试推崇备至，并且在此基础上推进和完善了前期的文学语言变革，使得文学创作语言达到了古典优美和生动简洁的完美结合。他所创立的新雅典派为日后的希腊文学进程奠定了新的里程碑。他的诗歌代表作《十四行诗》，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人类的理想、民间神话的象征以及希腊文明的历史兴衰，为诗人赢得了民族诗人的美誉。

　　另外一位较帕拉马斯稍晚出现并被视为帕拉马斯继承者的大诗人是安基罗斯·希克里阿诺斯（1884-1951）。他对希腊文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当时外族入侵、民族危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极力倡导的以追溯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复兴古希腊理想为远大目标的文化运动。为此，他创立并发起了德尔斐复兴计划，从重新演绎古希腊悲剧入手，引发全民族的爱国精神和思想觉醒。他的诗歌作品恢宏庞大，意境深远，文字流畅，表达了诗人对宇宙象征、神秘崇拜以及古代俄耳普斯艺术精神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与帕拉马斯同时代的另一位希腊诗人康士坦丁诺斯·卡瓦菲斯（1863-1933）却在创作理念和实践上独树一帜。他出身于破落的富人家庭，长期独自生活在曾是希腊殖民地的亚历山大城。卡瓦菲斯对民族历史兴趣浓厚，对创作语言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诗歌语言简练明了，幽默机智，在雅语和俗语之间穿梭迂回，极富个性。他娴熟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借助神话方式，汲取历史典故，通过讲述古代及近代希腊的日常生活和民族事件，表达他对时代的个人看法。卡瓦菲斯大器晚成，他的艺术成就在他逝世后的许多年才被后人所认知，他的艺术尝试被后来的许多诗歌创作所验证；如今，他已成为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希腊诗人之一。

　　20世纪初，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下，西方世界风起云涌的哲学及艺术思潮，对希腊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悠久的文化传统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与现代主义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此起彼伏，在希腊文坛上掀起了阵阵狂飙。在此狂飙突进中，希腊诗人没有因循守旧，闭门掩耳；相反，他们与时俱进，敢于弄潮，在与现代主义的交汇及磨合中先后诞生了两位杰出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塞弗里斯（1900-1971）和奥德修斯·埃利蒂斯（1911-1996），并使现代希腊诗歌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在塞弗里斯的代表作《画眉鸟号》中，诗人假借他在希腊波洛斯岛亲眼目睹的一艘沉船的名字，嵌入荷马史诗的主题及神话场景，采用艾略特用神话和历史来看待社会现实的艺术思维方式，展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巨大动荡和困惑，阐释了面对毁灭和死亡时人类存在的恐惧。而埃利蒂斯的代表作《理所当然》，则是一部熔叙事和抒情为一炉的哲理长诗，是一幅以希腊为背景，以人类诞生、受难、永生的过程为主线，表现生命价值及意义的宏伟画卷。全诗的主题思想——“这个渺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是认识和把握全诗的钥匙。诗人巧妙地将这一思想和基督教有关生命的神秘观念融合在一起，从实践和认识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诞生、受难、死亡、复活、永生的奥秘，阐明了渺小和伟大的辩证关系及其对立统一。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刻意再提及一下卡瓦菲斯、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这三位伟大诗人以及他们在继承民族传统和诗歌创作上的共性和个性。翻开三位希腊现代诗歌代表人物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到字里行间的神话、历史、宗教、传说等种种元素；这说明了他们都以某种方式与本民族的传统保持着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探寻一下这些元素的表现方式以及它们与诗中其他元素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我们不难发现，三位诗人各自的表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卡瓦菲斯无疑是先驱者，塞弗里斯肯定是集大成者，而埃利蒂斯则是他们三人中的另类。在此我想打个形象的比喻。假如说三位诗人的创作背景和平台是希腊文明的废墟，那么，卡瓦菲斯是处在废墟的边缘创作，塞弗里斯是站在废墟的中央创作，而埃利蒂斯则是悬在废墟的上方创作。卡瓦菲斯的诗，尽管在讲故事，但叙事者若即若离，更像是一个旁观者；那故事情节的荒谬，那叙事者的狡黠和幽默，使读者极易产生间离感。塞弗里斯的诗，将我们统统带进古希腊光荣的腹地，令我们深感历史的重负和对失去文明的悲哀。埃利蒂斯的诗则不然。诗人追求的是超然和自然的艺术结合。因而，他不去简单地引用或模仿，而是将具体的神话故事转换为创作上的神话模式。这样，诗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神话及历史点到为止，继而用他自己的神话模式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对这三位大师的作品，我真是难以割舍。我敬佩卡瓦菲斯，他如此大胆无畏，在他的时代作出了许多年后其他诗人才作出的事情；我尊重塞弗里斯，他如此忍辱负重，令我每每想起时代所应有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我喜爱埃利蒂斯，他如此超然脱俗，以他纯洁的心灵和艺术感受，谱写着当代人类的新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