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敏]J.M.库切的国家叙事
文敏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0日 13 版)
1916年，泰戈尔访问美国时做过一场题为《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演讲，面对座中众多矜持、安逸的知识精英，他沉痛地诘问：“你们西方人制造了(国家)这种悖谬的事物，能否想象受苦人栖息的这个世界上那种凄凉的绝望情景，而那些受苦人不正是由组织者像魔鬼似的加以无形的控制么?”尤其让他感到愤懑的是，受苦的民众一边被国家机器所奴役，一边还得为它大唱赞歌。泰戈尔演讲中所用Nationalism一词，中译本作“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20世纪初叶，民族国家理论在西方学界已成显学，普遍被视为政治文明的基石而备受关注，而这位东方哲人却颇有预见地洞悉“国家”一词所包含的种种强权与阴谋话语——日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无疑印证了这一切。
整个20世纪是“国家”与“主义”至上的时代，其中是非曲直自当另说，而我所知道的是，一旦某种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成为人间迷思(mythos)，出色的文学家往往比许多登高揽辔的政治学者更能显示敏锐的穿透力。我在翻译J.M.库切的几部小说时，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这位大作家为什么对他的祖国南非有着那么复杂的情感，就像《夏日》里的马丁所说，他和约翰(难道不是库切本人?)这种白人都不愿意对“这个国家”投入太深，他们迟早都会割断这种联系。是因为种族主义的历史缘由?是，也不完全是。作为自传体三部曲小说的最后一部，《夏日》借助约翰尴尬无奈的返乡之旅，微妙地展示了乡土专制对人性设置的种种桎梏，也许那正是主人公对自己的国家难以认同的根本原因。在三部曲的前两部《男孩》和《青春》(王家湘译)中，约翰这个“假英裔男孩”(接受了英伦文化的阿非利堪人)的人生迷惘，实际上隐含了国族认同之难。同为白人，却要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饱受精神蹂躏，这无疑是超越种族隔离制度的悲剧性语境。总之，文化樊篱也好，种族冲突也好，乃至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阶级斗争，至少从20世纪以来就成了一种国家叙事。
库切于2007年出版的《凶年纪事》是一部嵌合时政评论、思想随笔与文学虚构的另类作品，作为“书中书”的那些政论和随笔是主人公JC撰写的，涉及国家、人权、政党、恐怖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等诸多重大话题。有意思的是，库切故意让主人公的思想表现为无政府主义的偏颇状态。偏颇，却是令人惊讶的深刻。其首篇《论国家起源》从一个简单常识说起——国家在我们出生之前早已有之，由此注定了“生而负轭”的命运。是啊，我们生而就属于国家(而且是某个特定的国家)，生来就是臣民，可想我们一开始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这个充满无奈的命题揭橥了个人自由失落的根源，可以说是对国家强权和国家意识形态最深刻的究诘。在这里，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似乎在黑泽明电影《七武士》里找到了形象的阐释——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无非是人们为了规避战争与内乱而达成的契约，武装掠夺和保境安民可视为同一事实的两种话语方式。当然，库切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并不认为所谓“现代型国家”和“管理型政府”是政治文明的进化结果，本质上我们头顶上依然有着伊凡·卡拉玛佐夫虚拟的那个“宗教大法官”。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政府一直宣称自己在走向“现代型国家”和“管理型政府”，可是现实却让库切看到一派混乱世况，看到国家的维稳政策怎样无视公民权利。“生活在这个国家就像呆在一艘沉船的甲板上”，这是《铁器时代》的主人公卡伦太太说的。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当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行将结束之际，库切创作《铁器时代》这部作品，不仅旨在控诉种族主义，实际上它要说的是，“国家”是一种相生相克的话语缠绕，往往悬浮在你死我活的仇恨之中。在这个虎视天下的利维坦面前，我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愈发成了一桩困难的事情。
翻译《铁器时代》是一种智慧的享受，但时而让人有一种揪心揪肝的痛楚，似乎人类生而注定的不幸都在这里应验了。这部小说不乏骚乱与杀戮的场面，更有血淋淋的描述，但是其深层的主题却是公民话语权利的沦丧。书中两个主要人物卡伦太太和范库尔先生，一个永远在喋喋不休，一个永远是沉默寡言，而饶舌与缄默都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身为流浪汉的范库尔先生自然像马克思所说“无法表述自己”，可是体面的白人中产阶级又能怎样，卡伦太太的言述也只能是一种自言自语，就像“雨水落在荒漠的土壤里”。
作为一个同情黑人境遇的白人知识女性，卡伦太太并不赞同黑人的暴力抵抗，她跟自己的黑人女佣争辩社会话题，开导黑人孩子如何去适应社会规则，还指责塔巴拿先生(此人犹如黑人棚屋区的教父)把孩子们投入危险的战争……可是，没有一个黑人听从她的开导，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不需要她的同情(因为她是白人)，女佣弗洛伦斯和她的儿子贝奇，还有贝奇那个自称约翰的朋友，以及开普敦郊外黑人棚屋区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他者的世界。其实，反抗与镇压都已写入了国家叙事的编码程序，令人作呕的白人政权对她来说是另一个他者。书中有一段说到电视上出现的政客，卡伦太太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电视，我干嘛要看电视?那只不过是每天晚上政客们轮番作秀的舞台：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只能看着那些熟悉的呆脸，那些让人感到阴沉又恶心的形象。那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男孩，功课一塌糊涂，却仗着自己体格强壮而欺凌弱小。现在长大成人了，开始统治这块土地。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叔伯姑姨，他们的兄弟姐妹一同上阵：就像一群蝗虫，就像一场遮天蔽日的蝗灾袭扰着这个国家……
有时她对自己说，看这样的电视不是为了领受谎言，而是要瞧瞧谎言背后本该有的真相的空间。可是没有真相，或许只有被慑服的感觉——向杀戮表示敬意的慑服。可想而知，当贝奇和约翰相继遭遇不幸之后，她对当局的抗议会是什么结果。以施虐者面目出现的政府与警察只将她视作一个疯老太婆(因为她替黑人说话)，在种族和阶级对峙的社会里，卡伦太太的人文关怀终究只是带着知识分子腔的喃喃自语。
没有人肯倾听她的声音。相比范库尔的缄默不语，卡伦太太话痨似的言谈恰好以另一种方式证实了表述的困难。面对年轻生命的夭折，面对那些没有童年的孩子，卡伦太太只有悲愤的哭泣，现实的残酷终于使她陷入失语状态。一边是黑人部落的骚乱，一边是官方的镇压，双方都在用武力说话。然而，透过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戾、残忍，卡伦太太看到了黑人少年铁器般的冷血性格，她不会忘记，贝奇和约翰住在她家时是怎样殴打范库尔的——这让她想到了斯巴达人的严酷、冷漠，想到加尔文主义的铁血教义……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感时伤物的卡伦太太不知道该谴责哪一方。阿非利堪人的种族主义也好，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反抗也好，那些铁腕式的暴力统治和献祭式的自我牺牲都与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只是现实的痛感让她愈益倾向于黑人一方，尽管她不喜欢那个过早失去童真的约翰，却也敬佩他的“英雄气”。这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铁器时代，可是这个时代没有真理，没有真相，一切都消解在你死我活的仇恨之中，一切都在相生相克的话语缠绕中被遮蔽了。
警方包围了她的屋宅，拉网捕杀持有枪支和引爆装置的约翰。作为女主人，她试图阻扰警方的行动，但枪击开始后她被强行带出家门。她并未目睹约翰被暴雨般的火力击毙的情形，心里却在想象那个男孩富有“英雄气”的抵抗场面。在这起事件中，卡伦太太的个人尊严遭受了可怕的践踏。负气出走的她，做了一整天的流浪者(其实她早已是精神上的流浪者)，还意外地遇见了被自己逐出家门的范库尔。在路边灌木丛里，她无法安睡，喋喋不休地向范库尔陈述内心的愤懑。这时候，她开始意识到反抗的意义。她质问自己：“我有什么权利希望贝奇和他的朋友别去惹麻烦?”虽说依然反感鼓吹年轻人去牺牲自己的起义号召，但她似乎已经明白：在这个时代，仅以廉耻感维护做人的体面是不够的。这个时代要求的是英雄主义——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词儿。
在卡伦太太的故事里，几起黑人被杀戮的事件并非叙述主体，可以说它们只是某种插曲或是背景事件。这位女主人公并非黑人运动的参与者，只是一个“不想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她是一个癌症患者，要独自面对晚境凄凉的诸多问题。她从未认真思考过黑人的命运与前途，只是最后当自身的权利亦被践踏之时才对反抗的意义有所领悟。她是在基本人权层面上，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荒谬。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她深感耻辱，让她痛心疾首，这一切也像癌细胞似的吞噬着她的生命。
卡伦太太的癌症是一个象征。喻示着一个死结，一种不可救药的局面。J.C.库切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强权和暴力面前，知识分子的个人叙事终将陷入无所皈依的荒凉与孤独。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铁器时代》[南非]J.M.库切著，文敏译 《罗生门》[日]芥川龙之介著，楼适夷等译 《人体艺术家》[美]唐·德里罗著，文敏译 《纸牌老千》[爱尔兰]威廉·特雷弗著，邹海仑译 《魔桶》[美]伯纳德·马拉默德著，吕俊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