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闻舆论史就是一部思想抗争史
——《中国新闻传播史》阅读札记
徐迅雷
刊发时间：2009-05-22 09:58:36 光明网-光明观察
不那么关注中国高校新闻的人，恐怕不太知道杨师群这个名字。杨师群是我很钦佩的教授，供职于华东政法大学，他是华东政法大学十佳教师。我曾在《新闻纵横》杂志上撰文，论及杨师群老师。在报社内部论坛上，有同仁发帖说：“《新闻纵横》上
徐迅雷的文章，读了很受益”，还有署名“极简主义”的同仁则发帖说：“恕我孤陋寡闻，没想到《新闻纵横》上也有如此好文！面壁中……”
因为被学生告密的事件，杨师群一时成了新闻焦点人物。新快报、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周刊、南都周刊等大量报刊，都大篇幅报道了此事。杨师群老师作为“中国脊梁”的形象，逐渐凸显在公众面前。杨师群是硕士生导师，他学历史出身，而今他教授的课程又多又杂，《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中西方政治制度史比较研究》、《世界通史》、《旅游地理学》等等，真是看得你眼花缭乱。许多新闻界人士所不知道的是，杨师群还讲授《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他所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是一本值得新闻同仁细细阅读的好书。
《中国新闻传播史》在主线上、在体例上，都有很大突破。它一改50多年来把中国新闻史当作中国政治史、革命史来写的“体统”，采用了纵横交错的结构，以历史之经、人物之纬，构建成一部长达42万字的崭新新闻史。全书用史实编织，用事实说话，史料极为翔实，信息甚为丰富。没有兑水，都是干货。思想到位，梳理清晰。作者始终坚持学术个性，开拓性、多角度、多层面地研讨了中国新闻传播历史。
可资比较的是，林语堂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由于曾经从事媒体业，所以林语堂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了这部学术性、学院式的报业史。从古代说到近代，该著作颇有原创与开创的意味，书中有不少表格数据，但总体上稍嫌单薄。人类最早的民意表达、“信息传播”，主要的只能是口口相传的歌谣方式；该书一开篇就说“像古代其他国家一样，古代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然而，杨师群先生则通过《中国新闻传播史》，清晰地讲述了“中国饱受新闻缺乏自由之苦”。
杨师群在书中告诉读者：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就是一部争思想自由、争新闻自由的历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该书编著者的思想精髓，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传媒从业者的宝贵品格。
近代中国，最初的报刊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创办。“办报亦吹南风”，历史与现实都是如此。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发展起来的就是广州和港澳的报纸。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日报就是《香港中外新报》，不过它成为完整日报的时间实际上晚于上海的《申报》和《上海新报》。在一个封闭而排外的国度，知道传教士在华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就知道了他们所办报纸的大致命运。
惊心动魄的中国新闻史，是渐次拉开帷幕的。中国近代第一个被查封的民族资本报刊，是1891年的《广报》，该报始创于广州。1910年，《清廷现行刑律》仍规定：“凡造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绞。”其间，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与《申报》记者沈荩案，“文字狱”的严峻形势可见一斑。沈荩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因报道而殉职的记者。《苏报》作为革命派的报纸，疾呼“革命排满”，清廷当然恨之入骨，所以其寿命维持了没多久。《苏报》馆被查封，章太炎等被捕受审。因地处租界，清廷要求引渡章太炎，但英国领事反对，不让清廷插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其权利只有靠外国人的治外法权来保护。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于是有了一段著名的对话。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回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我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其实，说是中国编辑吝啬讲真话，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官场不想让编辑讲真话。
在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遭到查封，遭到迫害的报人不下20个，其中2人被杀，15人入狱。比如《京报》是在1909年8月被勒令停刊的。当年最有骨气的是《大公报》，经常揭露清末官场的魑魅魍魉、乌烟瘴气，将“现形”的官员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将其行为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愚、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谷木之蠹虫。1926年的《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有政治意识而不参与实际政治，这种独立自由的思想，成为报业界极宝贵的一种精神遗产。
清朝覆灭之后，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各路军阀混战，管治报纸乱来。比如1923年，军阀孙传芳踏进浙江，一口气就下令查封了《浙江晨报》《杭州报》等十多家报纸。这个“一首诗吓不走”而“一炮就轰走”的人物，恐怕不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杨师群教授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比如这一个：在清朝专制统治下，尚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许多革命报刊，却在言论自由得到保障、民主气氛相对较浓的民国初期，基本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改革活力，丧失了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为什么在新闻言论初步得到自由的条件下，反而舆论监督失去活力？这种情况在美国建国初期也出现过，个中原委耐人寻味。
禁锢越多，创造越少，管得太多，新闻无希望。国民党曾实行一套熔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与外国法西斯主义于一炉的新闻统制政策与法制，就想把新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其检查报纸，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更令人发指的是，国民政府出动军警、特务，公开捣毁报社，逮捕报人。1934年11月，上海《申报》老总史量才被暗杀。关于史量才的一个著名逸闻是：一次他与蒋介石话不投机，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把我惹火了，我可是掌握百万大军！史量才冷然回答：我也有百万读者！这真是铮铮铁骨，“于无声处听惊雷”。
一部新闻史，首先就是一部思想史。新闻评论是历史先声。《中国新闻传播史》引用了笑蜀先生所编《历史的先声》一书的诸多篇什。所谓“历史的先声”，就是当年共产党人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发出的民主强声。“一切光荣归为民主”，名记者李普当年写下的这个标题，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正确命题。
建国之后，“黄金时代”稍纵即逝，斗争哲学与斗争现实填满了新闻界，报纸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连“书生办报”也不是了，被斥为“死人办报”。到了大跃进时代，媒体成了大卫星的最佳“发射架”。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曾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报道，后深入实际，秉笔直书，向北京报告了广东饥荒的情况，结果被批斗折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蒙冤数年。记者是“柔肩担道义”的人，只要真正扛起了道义，“柔肩”也就变成了“铁肩”。
中国新闻学的开山鼻祖徐宝璜认为，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新闻是“国民之喉舌”。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则深刻地认识到，“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读《中国新闻传播史》，读出了作者杨师群教授的“铁肩”，他正是用这样的“铁肩”，扛起了促进中国新闻历史发展的媒体业者的群雕。“为新闻争自由”的记者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中国新闻传播史》，杨师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价30.00元）
（《中国新闻舆论史》，林语堂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