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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雄]我的奶奶

[曾德雄]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曾德雄





  奶奶终于死了。

  这样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奶奶晚年罹患高血压,先是不断地头晕,之后是行动日渐迟缓。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四、五年。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多,开始出现水肿,以我有限的医学知识,我知道这是高血压晚期心力衰竭的征兆。

  还有另一个原因。

  斯宾诺莎说:“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如果这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话,我肯定属于不自由的人:几乎是从我懂得担心开始,我就担心奶奶的死去。估计那时我七、八岁,而奶奶已有六十多岁了。因为担心奶奶死去,我特别羡慕邻家的一位小伙伴,因为他的奶奶很年轻。而那时我竟然也知道了人终不免一死,于是就使劲地想象奶奶死去的样子,直到不敢再想为止。

  我一岁多的时候,妹妹出生,我就一直跟奶奶睡。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学校玩。到了晚上,我哭吵着要回家跟奶奶睡,意甚坚决,据说还说过这样的话:“晚上跟奶奶睡,明天再来都可以。”看我哭闹不休,父亲的一位同事说:“你奶奶已经死了。”这下更不得了,我哭得更凶了。父亲没办法,只好送我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父亲把我顶在他的肩膀上,一手扶着我,一手打着伞。半路上,父亲说:“以后再也不带你到哪里去了,到大队都不带你去。”稍后不久,父亲居然还是带我去了大队,而我当时的暗自得意,现在仍涉想犹存。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奶奶的担心丝毫没有减弱。十五岁的时候,我到省城读书。每次放假回家,路上都忐忑不安,离家越近,心跳愈烈。因为我知道,奶奶如果有事,父亲不一定会通知我。遇到乡人,我一面小心地跟他们打招呼,一面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态度,看能不能找出一些异样。后来读到唐人李频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不禁慨然有感。

  现在,我终于不必再担心奶奶死去了。



  中国人的生命总是充满苦难,奶奶也不例外。

  从奶奶有限的叙述中,我记得的第一桩苦难很可能是奶奶的大弟弟的死去。奶奶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私塾教师,奶奶有一姐两弟。奶奶的大弟患有癫痫病,有一年冬天,这位大弟癫痫病发作,掉进粪坑里淹死了,时年十六岁。以奶奶的心性,这件事给她的巨痛可以想象。我们这一族在当地算是大姓,族中也有几位前辈不幸幼年夭折。有一年冬天奶奶跟我讲起这些事的时候说:“这都是他们的爹娘前世欠下他们的,他们如今索债来了。”奶奶的话令我的心一阵颤栗:原来奶奶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消解心中的悲苦啊……激出这种方式的是怎样的痛!

  有一年,用奶奶的话说,“过东洋兵”,全村的人都跑光了,奶奶因为正在坐月子,没法跑。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奶奶就把一些草木灰抹在脸上,抱着孩子坐在床上,“吓得不得了。”我真不能想象,以奶奶的孱弱和胆小,如何能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及他们那明晃晃的刺刀:事实上关于日本人的暴行,奶奶也不止跟我说过一次。

  很可能是在刚兴社队、公社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当时的队长、会计对我们家特别苛刻(这几人后来都参加了在我们当地影响很大、很广的一次所谓“反革命”活动),先是以父亲在读书、家里出不够劳力为由,勒令叔叔退学。奶奶说:“你叔叔读书也很乖。”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刁难,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与爷爷有关的。爷爷在头一天晚上推磨,磨豆子,干了一通宵,第二天又要去上堤。爷爷哀求队长允许他睡一下,被拒绝。至于肚子,早已困得不知道饿了。爷爷的这个遭遇让我经常有机会体验其中的辛苦,因为我偶尔也有乏极的时候,但我总是有机会立即大睡一场。而爷爷的被粗暴拒绝,却每每让我想起来心翻五味。二是与奶奶有关。奶奶被无来由地分派锄很大一块地,且在野外,离家很远。奶奶头天锄不完,晚上只好不回家在地头的坟地里合衣躺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又开始锄,一直干到天黑。至于吃饭,那时已完全顾不上了。

  我不能想象,要怎样才能熬过那样的时日。

  大办食堂的时候,爷爷奶奶像许多人一样总被克扣吃不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情况更糟,草根、榆树皮、柳树叶,都被人们吃得精光。“还没有盐。”奶奶只好腌许多酸菜,用其中的汁来当盐用。个中艰辛,实是我辈难以体会。

  我经常想,以中国社会目前中坚人物的年龄而论,每个人都是喝着苦水长大的,每个人都有一部苦难史,他们实在是毫无理由受不了普通牌子的车和粗茶淡饭、粗服布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得势者的竞逐豪奢,非某车不坐、非某衣不穿、非某食不吃之类,我总以为这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格缺陷的因素在里边起作用。  



  奶奶是善良的。奶奶的善良表现为:对一切弱小者和不幸者怀有近乎本能的悲悯,而这弱小和不幸,又总是与生命相关涉。奶奶不食素,但她一生不曾杀生,而且“远庖厨”。我相信奶奶并不知道孟子和他的学说,但奶奶的确是在不自觉地实践着孟子学说中的某些精神。

  要考察包括人在内的各个类型的作为生命的存在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总会遇到一个永远的悖论。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正可用上中国一幅著名对联中的一句话:“论心不论行”,而事实上,孟子所倡导、当今西方的绿色和平组织正在实践着的(我不是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信条,其精神的实质也应作如是观。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们的“滥杀生”(行),而在于人们从来就缺乏一种对于生命的悲悯情怀(心),这才是最根本的。正如池田大佐说的:“井上的牵牛花缠住了水桶,我借水喝。”他倡导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教导我们:对于生命的尊严应有真切的体认。

  我才疏学浅,对于中国学术界前两年热闹非凡的人文精神讨论,尽管也热诚地关注过,但依旧懵懂不明。以我“朴素”的看法,对于生命尊严的体认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晶核: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践踏生命尊严,我们就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所谓的人文精神。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叫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实,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么?

  奶奶一生的最大爱好是看戏,秦香莲、寒窑十八年、薛仁贵征西、岳飞、包拯、四郎探母……这些人物和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就通过奶奶的讲述而耳熟能详。在我的印象中,奶奶对弱小者和不幸者的同情大大超过了对强势者的憎恨,除了不住地叹息,我几乎没有从奶奶那里听到什么愤恨的字眼。

  我经常想,对于生命的关切,仅仅作为旁观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得有更深一层的体认才可做到。孔子认为“恕”可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南怀瑾先生对“恕”的解释是“如心”,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设身处地”。对于弱小者和不幸者,奶奶除了悲叹他们的境遇,还常常为他们如何可以面对那样的境遇而忧伤。在我看来,奶奶已是在“如心”地“内观”了一一出于对弱小者和不幸者的关切,奶奶于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置换到了他们的“境地”。推而广之,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儒家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其中一个要义——对于生命的关切使一切事物都具有了生命意义上的本真,在这个意义上物我融合为一。正如奶奶,有一次侄子抓到一只小燕子,精心做了个笼子养了起来。奶奶伤心不已:“它飞惯了的,成天在这个小笼子里,多难受;燕子见人就吓跑,你们这么多人围着它,可怜它多害怕呀。”前不久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否定了中国有哲学之后说,读了许多书也弄不懂中国哲学中讲的“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恐怕问题正在此上:对“天人合一”的体认不是通过书本而得来,只能是 “反求诸己”——问题也许是:我们的 “己”现在已经找不到依归了。

  奶奶一生不自欺,不欺人,我几乎难以想象奶奶会说假话——就像我难以想象一些人会说真话一样。在奶奶,这是与她对生命的关切一以贯之的。欲关切生命,必得切己;欲切己,必不自欺;不自欺,必不欺人。相信是受奶奶的影响,我对于真的东西有着近乎本能的趋求,而对于假的东西也有近乎本能的敏感。只有真实的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哪怕它很丑陋;而假的东西,哪怕它多么美丽、崇高,都只是虚无,美丽、崇高的外衣只会令我更加厌恶!



  奶奶的去世令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死亡。

  最后一两年,奶奶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有叔叔照料,父亲也隔天回一次老屋,请医生,买奶奶喜欢吃的东西。奶奶因之对父亲有许多歉疚,认为自己拖累了父亲。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父亲一定是前生欠了我的。”也越来越多地谈论死亡,话题总是“我为什么还不死”。

  奶奶的心境让我怆然无比。记得奶奶在几年前对我说:“哪个想死呢?活着有多好,可以经常看到你们。”是啊,以奶奶的心性,她不可能不对生命充满无限的眷恋。生命终归是美好的,但生命也是十分残酷的:它必须自己面对自己的即将湮灭。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而且都如白驹过隙般短暂。夜深人静之时,在漆黑中我瞪着天花板,想着这个千古不易之理,每每心惊肉跳。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什么呢?它绝非是我们失去钱财、名誉、地位之类可比——失去这些,许多人尽管也会痛苦不已,但至少,他还有“痛苦”的机会。而失去生命,即意味着一切都没有了,曾经丰富无比的存在刹那间归于虚无。这真是很残酷的事:对于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失去更可怕的了。

  西哲说,对于死亡,我们其实一无所知:人活着的时候无从体验,而死去以后,又没有机会体验。他因此而得出结论:死亡离我们很远,死亡并不可怕。孔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根本就对死亡避而不谈。避而不谈无疑是最高明的办法,因为任何企图缓解人们死亡恐惧的言语,不论其叙述如何巧妙,都是没用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对老年人——尤其是像奶奶这样心如明镜的老年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我不知道他们是以如何的心理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这个事实。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说,他老了以后,最愿意得的病是老年痴呆症,这样就可以在木然不觉的状态下死去。万一没有得这个病呢?譬如奶奶,她死时一直都是清醒的:我真不知道她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完结时是一个什么心境,她痛苦吗?她痛苦到什么程度?害怕吗?她是如何在害怕?或许真的如西哲所说,人只要活着就不会体验到死亡?或许,照我的看法,生命只要一息尚存,就竟味着永恒,而并不存在生命即将完结的恐惧?比如说老年人,只要他活着,那么在生命的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在他关于生命的心态上,他与一个年轻人没有区别,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照样存留着生的希望和信心,觉得自己不会死去,生命还会恢复从前。我想,或许对生命的留恋和信心正是生命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吧。

  我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我只是希望它是真的,以使人们——特别是像奶奶这样的人——少些面对死亡的痛苦。



  生命是多么宝贵呀。我赶回家里,见到的只是奶奶的遗容,她很平静地躺在那里,一如活着时的容貌。然而当她钟爱的孙子站在她的面前,她却再无半点反应。我拨弄她的手指,她的手指也能动一下,却是毫无生气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呕吐的时候,奶奶总是用她的手托住我的前额,我感觉非常舒服。可是,现在,奶奶的手连动一下都不可能了。我实在是难以把奶奶与“死”联系起来,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连续地梦见奶奶在很多不同的场景中活过来了。

  但终归是梦而已。

  奶奶是相信有鬼的,也因此常常希望先前逝去的爷爷快点把自己“接走”。也坚定地相信人是有来生的。我不相信这些,但奶奶的信仰倒让我很宽慰:至少,她或许可以因此而不那么惧怕死亡吧?

  中国人对于生命的重视,更多地体现在“生命的延续”上,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指向的是长辈,“无后”指涉晚辈,而这句话本身所关涉的对象却是此在的生命个体,生命是通过此在的生命个体延续着,生命也因之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但是,在中国社会,恰恰是此在的生命个体却从来没有受到过应有的尊重。皇帝和官僚的草营人命或把男人阉掉作自己的内侍不必说了,即便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日中国,仍旧大量存在对于生命的触目惊心的冷酷。在今年夏天的洪灾中,当洪水袭来的时候,有人居然去救耕牛而不管自己的小孩,理由是:小孩没了还可以生,而耕牛没了是要钱买的。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害怕看到两类新闻,一类是强权对弱者的肆意欺凌,一类是众人面对生命的苦苦挣扎漠然视之。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人们对生命是越来越冷酷了,生命遭致不幸的表现方式也因之而远不止这两类了。我不知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如此的铁石心肠?我也不知道弘扬我们一向号称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哪一部分可以稍许软化这样的心肠?

  同时,我也不知道中国文化何以又熏陶出似奶奶这样的对于生命的“善感性”?我更无法理解这样的两个极端何以又可以共存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奶奶终于死了,她再也不必为弱小者嗟叹连连、为不幸者悲悯不已了,尽管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这个社会肯定会产生更多的弱小者和不幸者。

 

(原刊海南《八面来风》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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