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神秘主义者和圣徒都是阈限状态的典型代表
□ 黄剑波 中国民族报 2012年1月10日
特纳(Victor Turner, 1920－1983)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他在18岁时进入伦敦大学学习诗歌和古典作品，其后由于二战的爆发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作为文职军官在英国军队服役。
在5年的战争期间，特纳得以与吉普赛人近距离接触，而这也直接触发了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并在1948年重新回到大学，跟随当时的人类学名家学习。正是在这期间，特纳开始了对非洲恩丹布人的研究，特别是恩丹布人的社会和宗教。
1961年，特纳跨过大西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并完成了《苦难之鼓——恩丹布人宗教过程的研究》。之后不久，他的研究兴趣又转为关注世界宗教和大众社会，展开了一项关于当代基督教朝圣现象的研究，于1978年出版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形像与朝圣——人类学的视角》一书。
在特纳研究生涯的最后数年中，他对表演和戏剧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他认为实验戏剧是阈限的一种现代形式，其中，日常现实被转化为象征经验。1982年，他根据这些思考发表了《从仪式到剧场——人类表演的严肃性》。
在这些研究中，无论是讨论恩丹布人的仪式，还是芝加哥的现代基督教朝圣仪式，还是戏剧和表演，都可发现他对象征、仪式和信仰的一贯关注，包括《象征之林——恩丹布仪式》（1967），《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1969），这些研究通常也被认为是特纳最为重要的作品。特纳的仪式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范甘内普(Arnold Van Gennep)对“通过仪式”的开创性研究。范甘内普首次提出（宗教）仪式中普遍存在“通过仪式”，众多不同（宗教）的 “通过仪式”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前阈限、阈限、后阈限3个阶段。特纳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在“通过仪式”中，人们从社会有区别的结构状态，进入无区别的反结构状态，再到结构状态。而所谓阈限即是反结构状态，在这“没有结构的地方”出现融合，形成一种平等的状态。
特纳用大量的例证来说明这种阈限和融合的普遍性。比如新加入修道院的人，其原有的各种社会性差异被直接涂抹掉，新成员在钻过象征意义上的大门之前，他们原先的世俗穿着都会被“剥去”，他们以前的名字也被弃在一边。加入修道院的过程就是一个剥去各人原有、达到绝对平等的过程：“在修道院里，不可将人区别对待。不可喜悦一个人甚于另外一个人，除非他在善工或谦卑上超出众人。若有人原是贵族，不可使他在地位上高过那原是奴隶的，除非有其他合理的原因在内，然后方可。”又例如，外来族群作为征服者掌握着权力，而地位低下或被边缘化的原住民群体却掌握着祭祀权威或被认为拥有神秘力量；民间文学中不时出现敢于嘲弄王公大臣的“小丑”式人物；千禧年运动期待“绝对平等”；提倡简朴和禁欲，甚至行乞，如修道团体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嬉皮士等等。特纳认为，在这些现象中，那些在结构中处于低下地位的人，在仪式中追求象征意义上的“在结构中处于较高地位”；而那些在结构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在仪式中追求象征意义上的“在结构中处于低下地位”。特纳进而提出，各大宗教的神秘主义者和圣徒，可以说都是仪式的阈限状态的典型代表，他们处于结构的体制之外，认同那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地位，并提倡在结构上处于下等地位的各种象征。
总的来说，虽然特纳的研究是以恩丹布人的宗教仪式为起点，但他的理论探讨却有着相当的普遍意义，被用于探讨世界各地的仪式行为，既包括宗教仪式，也包括其他性质的仪式。确实，仪式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个人日常生活，无不常常实践着某种形式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