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出版宣言
彼得•多尔特 著 吴万伟 译
刊发时间：2009-08-22 06:58:54 光明网-光明观察
1948年，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的简短但影响深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一书。香农的书解释了文字、声音、图象是如何转变成光点靠电子传输的，它预兆了通讯上的数字革命。
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人都知道，香农的观点囊括了任何形式的书面思想、任何一种学术题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香农的技术小册子传播给广大读者的机构本身，即大学出版社现在却不得不奋力挣扎以免遭遇图书出版业破产的命运。正如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帮助开发了葬送传统电话公司的技术一样，那些帮助香农和其他理论家出版书籍的编辑和出版社实际上葬送了传统的图书出版技术。约瑟夫·熊皮特（JosephSchumpeter）对此有个说法“创造性破坏”。
尽管大学出版社正在和影响图书出版方式的经济和技术挑战做斗争，但无论是大学出版社协会会议的众多议题，还是电子邮件辩论和新闻文章等对出版内容的讨论似乎还没有成为热门。这种结果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图书很可能在新形式出版物面前显得陈旧过时，为什么还要关注图书内容呢？创造性破坏已经敲响了书籍的丧钟了么？
我相信情况正好相反。和思想市场上的其他通讯形式相比，书，尤其是大学出版社和其他专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仍然保持着两个独特优势：
第一，书在一个相对笼统的文本水平上，以熟悉的修辞形式如叙述、主题、哲学、辩论等保留了最有效地组织和表达可证明的论证的技术，因而帮助丰富和统一了本来可能杂乱的思想对话。
第二，大学出版社专门出版包含艰深思想的书籍。艰深的思想，如果是好思想的话，不管是计量历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还是符号互动论在独创性和权威性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剩余价值。想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及其至今仍然再版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就能明白。除了部分商业出版社出版科技书籍外，其他商业出版社一般不传播艰深的思想，因为这些书很难大量销售或很快卖出。更自由的交流（如博客和维基百科等)在完整性方面对艰深思想是很不公平的。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量具有艰深思想的著作，他们研究黑格尔—海德格尔—海森伯电路（Heisenberg德国物理学家创立量子力学，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注）。正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林塞·沃特斯（LindsayWaters）注意到的，即使大学出版社成功出版了商业书籍（比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最近的畅销书《世俗年代》)，那也是因为书中包含的思想力量，并非出于商业考虑。
艰深思想确定了文化，认真读书的文化，它对民主本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和小说家史蒂芬·卡特（StephenL.Carter）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强调“读难懂的书（又厚又难，必须硬着头皮阅读的书）的重要性。认真读书的艰难反映了认真管理的艰难—在民主国家，管理是所有公民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大学出版社的挑战是更好地把我们对艰深思想的爱好转向更大的目的。
大学出版社需要利用信息传递革命的契机掀起出版内容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加深我们和新思想趋势的联系，涉猎更多的学术领域，刷新对大学学术使命的承诺。出版内容的复兴将让我们返回到根本：体现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的《经济学分析基础》、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内森·格拉泽（NathanGlaz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PatrickMoynihan）的《熔炉之外》、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等经典著作的根本。从最早时候开始，出版内容就一直是大学出版社的光荣，未来也是如此。但是复兴需要有意识的新一轮头脑风暴。我们需要把制作书籍的想象力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学术成果结合起来，有些成果来自大学的角落，远离传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势力范围。我们需要开发新的题材，新的读者群。
内容革命在几个平行的轨道上齐头并进，我先简要说明，随后提出更详细的解释。
首先，我们的书目清单要包括迅速发展的专业领域如工程、法律、医药、建筑、商业、形象艺术、信息科学。这些领域推动我们所在的大学的发展，同时用激动人心的新方式重新确定文化的局限性。
第二，更有目的性和更主动地出版确定整个学科地位的书籍，包括重要的高级教材。大学出版社编辑要通过寻找传统领域如社会理论、比较文学、艺术史以及一些新兴领域中的未来重要的高级课本，为出版书目添加深度和稳定力量。那些书往往被看作千篇一律的东西而遭到抛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三，多出版全世界读者都阅读的书。随着知识全球化的持续进展，美国大学出版社的读者之多是上一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通过把国际性著作纳入出版目录，我们能更好地利用这个让我们和世界更加接近的技术。
第四，与所在大学的院系和研究中心更密切地合作，把他们的成果和讲义出版成书、系列专著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我们应该立足所在大学，策略性地计划未来出版书目，以便把出版社和校园的相对优势最大化。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些目标。
如上所述，让大学出版社更强大和更有活力的关键在于拥抱包括医药、工程、电脑、环境、信息、管理科学、图形设计、金融等在内的更广泛的专业领域。尽管有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医学院等名牌研究生院，这些领域也往往被看作以人文科学为核心的大学使命的边缘性内容，也是大学出版社以人文科学为中心的项目的边缘内容。这种矛盾成为现代大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多样化的研究型大学的最大发展领域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的对话之外。
但是这种矛盾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机会，因为书籍在把艰深思想人性化，比如确定专业知识的思想方面至少起部分作用。专业领域不仅产生重要的技术书籍还为大学出版社提供出版更广泛书籍的机会，把专业领域的重要知识传播给跨学科的广大读者。换句话说，大学出版社因为身处学术界的优势，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通过出版涉及这些领域的历史、文学和社会维度的著作，在把专业知识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这些努力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影响很大的著作有唐纳德·麦肯齐（DonaldMackenzie）的《是引擎不是照相机：金融模型如何塑造市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约翰·史立·布朗(JohnSeeleyBrown)和保罗·杜奎德（PaulDuguid）的《信息的社会生活》(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0)、亨利·波卓斯基（HenryPetroski）的《反败为胜：设计的矛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或者詹姆斯·贝尼格（JamesR.Beniger）的《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其中的每一本书都向不同领域的读者介绍了重要技术话题的更广泛的思想对话，回避技术性难题，阐明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形而上学意义。
需要被纳入到更广泛的思想对话中的专业领域还存在道德因素。正如普林斯顿前校长哈罗德·沙皮罗（HaroldT.Shapiro）在其著作《更大的目的意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中说的，“对于任何一个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专业领域来说，教育的最宝贵部分是教会未来的专业人士思考、阅读、比较、区分、分析、形成判断，笼统地提高其应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模糊性和难题的能力。”
虽然反对者可能争辩说，出版更多专业书籍将颠覆大学出版社对人文科学和文化的历史承诺，但人们可以用这些专业领域本身也在塑造文化来反驳这个说法。想想诸如电讯、金融工程、认知科学等领域对社会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及统计学和应用数学在日常交流中无处不在的越来越多的影响。实际上，学术研究中的电子跃迁本身就是应用科学的结果。这些领域对大部分大学出版社还是陌生的，但学术研究的方向说明它们不应该如此。实际上，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出版反映周围现实的著作的新机会。
我不是建议大学出版社应该放弃或者减少对传统人文科学领域的承诺。历史、文学、艺术、政治、哲学等是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的核心，永远如此。但是通过把更多技术领域纳入出版计划，我们可以给出版目录增添色彩和深度。单单给大学出版社引进新观点就将给经营带来活力，同时激发人文和社会科学编辑对新的激动人心的跨学科书籍的兴趣。书比其他任何别的文学形式更能面向越来越宽的裂痕讲话，这些裂痕确定了现代的思想多样化的研究型大学的特征。我们应该拥抱这个挑战。
第二，大学出版社应该将学科公文包多样化，我们同样应该通过邀请专家撰写重要的新高级教材和专著雄心勃勃地占领整个领域。这些书过去常常是教材出版商引以自豪的禁脔，但是经过了一波将近30年的大学出版业的合并后，只有少数出版社幸存下来。那些出版社倾向于集中精力出版重复性的主流本科教材以争夺市场份额，把小规模的但思想上活跃的领域留给有心人去出版新的、开创性的教材专著和参考书。
大学出版社应该抓住机会。重要的高级教材常常成为思想游戏的变革者，它们复兴或者改造传统领域的知识，综合新领域的思想，把跨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统一起来。因此，它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但正如一个探讨学术著作出版的重要著作的作者在和我谈话中指出的，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往往把那种书当作千篇一律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如果稍微研究一下历史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当我1972年夏天在哈考特出版社（HarcourtBraceJovanovich）开始职业生涯时，我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着从任何标准看都被认为是杰出书稿的销售简介。哈考特出版社的学院部出版的伟大作品如乔姆斯基的《语言与思维》、沃尔特·杰克森·巴特（WalterJacksonBate）的《文学批评选萃》(1952)、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和罗伯特·潘·华伦（RobertPennWarren）的《现代修辞》(1949)、刘易斯·科塞（LewisA.Coser）的《社会学思想名家》(1971)和彼得·布朗（PeterBrown）的《近古时代的世界》(1971)。其他大学出版社也是如此，那个时期的著名“跨领域”出版社如基础出版社（BasicBooks）和自由出版社（theFreePress）也是如此。如果那是饼干模具，请让我报名购买培珀莉饼干（PepperidgeFarm）的一些股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种时髦的教材确实存在超级的越来越大的机会，而且肯定效益很好。
第三，把书目清单扩大到全球范围不仅提供了更大销售量的支点，而且更好地把出版社和学者、作家和外国出版社结合起来形成全球性的新一代研究网络。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具有吸引力的国际性清单如有关经济学的生意比例占总销售额的40%，是大部分清单平均数的两倍。强大的国际书目也能带动更多的翻译。我在2007年访问亚洲的时候发现那里很多书商甚至在正式出版日期之前已经了解到我们目录中的重要新书，如格利高里·克拉克（GregoryClark）的《告别施舍：世界简明经济史》。全球市场已经成为即刻实现的有形的东西了。没有了全球性内容，大学出版社很可能孤立于越来越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之外。毕竟，数字显示下一个约翰·侯普·富兰克林（JohnHopeFranklin美国种族史学家）或者琼·罗宾逊（JoanRobinson英国女经济学家）可能坐在洛杉矶或者剑桥的教室里，但也可能坐在德里或者北京的教室里。
第四，大学出版社应该通过与院系和研究所合作开发新书强化它们在所在大学的战略地位，保持与校园中进行的学术研究同步，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把讲义变成书。
在做经济学编辑时，我了解到牛津大学出版社从牛津的年度克拉伦登讲座（ClarendonLectures）中出版的精彩系列丛书。这些讲座当时是吸引学者和学生几天的演讲和讨论的重大事件，现在依然如此。它们还成为最后在牛津出版的书的基础。具体到克拉伦登系列丛书，它们受到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的青睐。那些书包括现在成为经典的著作如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的《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构》(1993)，这是一个双赢的安排，有利于大学出版社和大学之间的合作。
另一个方面是大学资助的丛书，如普林斯顿为几代数学界人士提供最前沿的专著的《数学年鉴》丛书或者哈佛东亚专著系列丛书。大学管理者应该认识到成功的持续出版的丛书在读者心中产生的持久认同感，以及这些书通过范围广泛的博客、网络杂志、报纸专栏和杂志等等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能力。如果数学能从普林斯顿及其出版社传播到全球，经济学能从牛津及其出版社传播到全球，东亚研究能从哈佛及其出版社传播到全球，为什么工程、环境科学、管理学、公共卫生等不能从其他大学出版社传播到世界各地呢？这样的书被全世界广泛阅读评论，提供了持久认同大学及其出版社的机会。
尽管我们生活在知识分裂的时代，但是我相信学术书籍仍然将繁荣。威廉·杰曼诺（WilliamGermano）在他的书《争取出版》中说“书是我们学者相互讲故事的方式。把工程统一起来的宝贵思想骨架的东西恰恰是书的形式，即使出版社提供了多种选择，实体版还是电子版，还是除了实体版外再补充一个电子版，或只是在需要时才印刷实体版。”
实际上，书依然宝贵恰恰是因为它和其他暂时性学术交流形式不同。但大学出版社需要抓住机会，推动关于出版内容、实施战略、创造项目的一系列讨论。如果大学出版社通过在现有书目清单上引进新学科，提高创造性，借用生物学家的术语，由此造成的“杂合力量”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重新确立书在思想世界中的地位。因为未来和过去一样，评价出版社好坏的标准是看其出版内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