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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功劳很大瑕瑜互见的期刊目录

一部功劳很大瑕瑜互见的期刊目录

谢其章(本报书评人)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19日   11 版)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吴俊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420.00元

    鲁迅在1936年7月7日写给赵家璧的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工具书可算做今天的盒子炮吧,虽然我并无什么“本业”。计算机时代“一搜即有”,更有“网搜学”在传授,工具书真的也许要没落了,除非你不使用电脑不上网。唐德刚教授说了“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内地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过去做一门学问要做几千张卡片,如今不必费那个事了,一台电脑它替你保管着不计其数的卡片,随时随地听从你的调遣。事情还未悲观到无可救药之地步,比如说大型期刊目录,据我所知,网络的魔爪尚未侵犯或曰尚未顾及。网络再能耐,也得靠人一字一字往里录入,我的私人日记,网络就查不到。

    无意中看到一则广告,告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以下简称“新编”)出版了,我知道消息时书已问世九个月了。虽说已是信息时代,可是我们还是未能及时了解新书讯,幸而不是畅销的书,我很容易地在网络上买到了。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空前的,但它有可能是绝后的。“新编”之前22年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先行问世,“汇编”仅收录了276种(1915~1948)的文学期刊细目,即达三千多页(该书为大16开),编纂者有些吃不消了。276种距离已知的三千多种文学期刊差的太多。22年后的出版环境对于出版这种读者面很窄的工具书而言更加不利。尽管“新编”鼓足余勇,也只是收录了657种,两编相加仍不足三千种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后面再想续编的人,怕是会望而却步。“新编”前言中有一段话说出了新的困难:“自1980年代以来,各图书馆均先后开始了馆藏(电子)复制整理,故有相当数量的原刊已经不能借阅、使用,本书的收入量因此留下很大遗憾”。不单是来自电子化的威胁,越往后目录书编纂所必备的专业素养,好像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下面就说说“新编”的功劳和不足的地方。

    “汇编”收录的276种文学期刊虽然数量较少,但是现代文学史所产生的重要期刊十之七八被它收进去了,像二十年代“文学第一刊”《小说月报》、三十年代“文学第一刊”《文学》、四十年代“文学第一刊”《文艺复兴》都收进了。各文学流派的典型刊物,各重要文学团社的代表刊物也没漏下多少。“新编”的收录原则是不能与“汇编”重复,这样使得“新编”先天不足,在重要性上丢分不少。先天不足却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新编”比之“汇编”少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二十几年前“沦陷区文学研究”还有不少禁区,“汇编”即只收录了3种沦陷区产生的期刊(《万象》、《风雨谈》、《艺文杂志》),甚是小心翼翼。“新编”则挣脱了梏桎,照单全收,像《华文每日大阪》、《满洲映画》、《古今》,过去是绝不能收录的,别说细目了,仅是刊物名字也是犯忌的。

    “汇编”的收录标准为“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学期刊,也酌情选收了一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的综合性文化刊物”(“汇编”前言)。“新编”则拓宽为“收入自1919至1949年期间出版的中文文学期刊及与文艺有关的综合性期刊篇目”。请注意,文学、文化、文艺三者的异同。“新编”里文化的文艺的刊物真是占了很大比重,如果目录还有一种功能叫做“阅读”的话,我这样的杂志癖者真是要大呼过瘾了。老画报是期刊中的一朵奇葩,少人关心,任其自生自灭,实是现代文化资料的一大损失。“新编”收录的《联华画报》,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物证的意义,“四人帮”横行之时,藏有这本画报会招致杀身之祸。《良友》是为国人争得世界声誉的大画报,虽然近年出版过影印本,但是售价五位数,普通读者无力购买。笔者二十年来孜孜搜求原版《良友》,也只得五十余册的成果,。今日于“新编”中得读它全部172期细目,聊胜屠门大嚼耳。

    “新编”错字比较触目惊心(除了错字,逗句号的毛病也不少),就不一一指出了,因为现在“无错不成书”,但是做为工具书来讲,错字应该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听说《辞海》每页要校对二十遍。错字或可放它一马,可是一些专业方面的“错”和不足,似应多说几句。

    “新编”称“所收期刊均附有《简介》”,这是很为读者着想的,问题出在简介文字不够规范,有点儿“写到哪算哪”的随意。例如《茶话》的简介有这样的描述“《茶话》的开本为14.5×17.5”,被称为方型刊物”。“开本”只有16开32开等,没有“14.5×17.5”这样的开本。另外“方型刊物”一词特有所指,用在这你得多交代几句时代背景。《春濑》的简介更成问题,“1935年创刊,文艺刊物,由在校青年组成的民间文艺团体春濑社的社刊,创刊于浙江金华。该刊内容有小说、诗歌、时论、政论等。创刊于1935年”。就几十个字,“创刊”就出现了三次;第三句话还念不通。这段话倒是一个错字没有,但是能说写得好么。其实稍认真一些,完全可以写成这样“1935年于浙江金华创刊,由在校青年组成的文艺团体春濑社主办,内容有小说、诗歌、时论、政论等”。

    个人觉得做为工具书,“简介”文字应当只是客观的陈述,不该对刊物加以主观的评语。像《春雷》的介绍文字即似乎稍嫌“越界”——“16开本,文字竖排,现仅有一期。出版时间为1949年4月1日,内容多为诗歌和文艺评论。诗歌大多表现贫苦民众的生活和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具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立场”。其中“现仅有一期”不大严谨,是“只出了一期”还是“你只看到一期”?我记得上学时,老师专门教过“说明文”的写法。期刊简介似应向说明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靠拢。

    还有一些错误属于“业务不熟”。见到“天地(附:《天地文艺丛书》)”这个条目,便觉得诧异,《天地》我很熟啊,从未听说冯和仪(苏青)在办《天地》时还忙里偷闲出过“丛书”啊。翻到书里一看,才知道编者闹了笑话,哪有什么“本刊还附有《天地文艺丛书》”,谁也不挨谁,时间上对不上,作者也对不上。编者“望文生义”的例子不止这一个,两个同名的《文潮》,编者也失察了,硬给扯成一家人。三十年代吴承仕主编的《文史》竟然和四十年代文载道主编的《文史》扯为一家,还在简介里说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话“1934年4月创刊于北平,编辑者为吴承仕,出版者为中国学院国学系。1944年转到上海,由文史出版社出版,主编文载道,编辑有冒鹤亭、周作人、朱朴之、周黎庵等人”。这都哪跟哪啊。这样的低级失误,“汇编”是绝对不会犯的。才隔了不过二十年,我不禁为我们的学术水平及治学态度退步之快担心起来。

    五十年前就给《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提过建议的姜德明先生,在看了“新编”之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尽管”新编”有这样那样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它使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么多有意思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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