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乡土文化复兴之路?
高小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因为这个话题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一系列宣言和公约，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20世纪末以来各国应对全球文化发展问题的一种战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给出了定义。然而有一个没有被定义的特征其实更为重要，就是“乡土”或“乡民”的文化特征，即与传统的农民和村落社会相关的文化特征。
从现在已进入保护名录的种种非遗项目来看，似乎有许多并非“农民的”或“村落的”文化活动。但从非遗保护的本义来看，保护的出发点是“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献”。从这个观念出发，再考虑到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可明白，非遗保护的是文化多样性，包括不同社区，尤其是原住民、群体乃至个人的文化创造和传承。根据这种精神，应当注意到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即具有大一统色彩的主流文化与具有多样性的社区、民类、群落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乡土文化的传承。
乡土文化面临消亡
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城市化，这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中心的非遗保护像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堂吉诃德式奋争。事实上，许多学者的确相信，那些诞生于狩猎、游牧和农耕社会的乡土文化在当代科技和生活方式构成的都市文化环境中注定是要灭亡的。所谓保护，说白了不过是对正在消逝中的过去给予临终关怀罢了。
保护正在破碎、消逝着的传统乡土文化，有可能、有意义吗?经过了30年改革之后，在城市化进程中破碎、瓦解着的农村和乡土文化，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新问题，“新农村建设”因此而成为新的文化建设课题。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建设，尤其需要重新唤起农民对自己家园的记忆、归属和认同。没有集体记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就没有生活的尊严，这样的新农村只不过是个废弃的空壳。修复自然环境、保护乡土文化生态是唤起记忆、归属和认同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文化的复兴是一项对新农村建设乃至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
“内卷化”vs“进化”
问题的发现远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当代环境中，乡土文化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乡土文化的整体生态已经破碎，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发生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破碎状态中继续存在于新的文化空间的乡土文化，则在发生着种种转型和畸变。对于这种状况，进化论者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许多学者看来，传统乡土文化不是“进化”(evolution)中的文化，而是“内卷化”(involution)的文化，即只进行维持生存的劳作而没有扩张发展的文化。进化论相信只有进化发展才是人类、生物乃至宇宙存在的根本规律，逆之者必然灭亡。传统乡土文化既然只“内卷”而不向外扩张发展，当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破碎、消亡和转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更是合理的。进化论的影响延续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即对自然的开发和占有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按照这个理论，“内卷”的乡土文化当然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在这样的理论思潮背景下，保护乡土文化的观念的确像是在与风车战斗。
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逐渐开始发现进化论以来的发展观隐含的危险。70年代出版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不可能。当然，这本书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还只能想象资源的有限性对发展的遏制。而时至今日人们所知道的威胁已远远超出了资源问题。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地球变暖、恐怖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难题层出不穷，即使像交通拥堵之类相比而言小而又小的难题，也没有一个可以看到解决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进化、发展的推动下发生的，罗马俱乐部因此而提出停止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作为解决发展危机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该用内卷化替代进化发展的观念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了。
如果按照黄宗智的定义，“内卷化”只是用于描述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随劳动集约化提高而边际报酬递减的这样一个衰退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似乎只具有消极的经济学意义。然而从整个文化发展趋势的宏观视野来看可能就不同了。刘世定和邱泽奇厘清了“内卷化”概念的由来，指出最早使用“内卷化”概念的学者戈登威泽将其定义为“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所说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当代文化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因而内卷化可能也是当代人不得不考虑的另一种文化发展方式。近几个世纪中，以进化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歇斯底里发展不仅吞噬着地球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而且无节制的物质欲望扩张造成了集体记忆消失、群体认同瓦解乃至人与自然关系崩溃，造成人类积累的历史文化内涵稀释和离散。当海德格尔引用赫尔德尔的诗句谈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可以说就是在寻求人类文明的“内卷”回归之路——人是否可以重新回到大地上?
复兴乡土文化
是文化内卷化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进化论发展危机的一种典型表现就是在城市化尤其是城市乌托邦化的奢华发展过程中丢弃了农村和乡土文化，因而导致了农村的破碎和衰败。面对着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化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谐健康发展仍然是基础。然而与此同时也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那种片面的进化式发展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自从现代化之梦产生以来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而代之以更现实也更严峻的未来期待。在农民进城、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农村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环境的修复重建，这样一种内卷化发展也已经成为必须的选择。中国已经进入了“进化”与“内卷化”二元对立的生态文明发展阶段，乡土文化的复兴就是文化内卷化的重要内容。
让一种已经衰落的文化形态复活似乎是不现实的，也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相冲突的。所谓文化复兴并非简单地复活，而是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空间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态更新的过程。从文化复兴的角度讲，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乡土文化生态的建设性恢复，包括传统记忆、群体认同和文化空间的重建。这种乡土文化生态建设是中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传统的乡土文化似乎正在“热”起来：庙会、祭祀、山歌、龙舟等等活动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越来越热闹。这种热闹是否就证明了乡土文化已经在复兴呢?答案可能不那么简单。事实上，过度关注政绩和商业利益的开发往往伴随着对乡土文化传统主体的漠视甚至排斥，比如当民俗活动仪式被开发为专业文艺团体的商业性演出时，可能真正的传统文化群体却被排除在活动之外。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搞不好就会变成“建设性破坏”，乡土文化变成了另类的流行时尚而被消费、耗损和最终遗弃。这是许多民俗学家和文化批判者所忧虑的现实问题。
不过，当我们更审慎地研究当今的乡土文化热时，会看到另一种积极的信号，就是这种热情也在重新唤起乡民们已经失去的乡土认同和文化自信。如2006年央视青歌大赛首次举办的“原生态唱法”比赛，不仅唤起了当代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等乡土文化的全新认识，更重要的是使保持着这些文化传统的乡土社区生活的人们，通过当代文化的他者所呈现的镜像获得了对自己身份和尊严的重新发现。
乡土身份的再发现和再认同，可以看做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从传统认同向自我认同转变之后的一种后现代的身份认同。现代文明日甚一日增长着的身份焦虑和关于毁灭的预感，将逐渐摧毁进化论的乐观主义和文明社会的傲慢。在这种背景下，放弃贪婪的扩张而转向收敛、节制、精细的内卷化，传统乡土式生活方式将是未来人们不得不服从的趋势。因此，对乡土文化的归属感不仅是留守乡土的农民和他们在外漂泊的亲属“农民工”的精神家园，也将成为当代社会普遍的精神需要。当然，在目前看来这种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建立可能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它却是新农村乃至未来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8-10 11:3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