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被称为“女子文化现象”的物事，寥寥无几。在广东，一是顺德婚嫁民俗的“自梳女”，二就是潮汕地区的“潮州歌册”。像“潮州歌册”这种涵盖“民间文学”与“民间说唱”的女子文化，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少有的。
我小时候，常跟妈妈到外婆家听歌册。每当夕阳西下，晚饭已毕，外婆家的小小天井就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邻居姐妹、大姆大婶、婆媳妯娌，有的把绣花规、刷纸架也搬来，边听唱，边干活……听到伤心处，一个个眼泪汪汪；听到奸贼恶计害人，一个个咬牙切齿；大团圆了，或恶人伏法了，大家喜上眉梢，尽兴而散。至今时隔几十年，有些老阿婆还能随口背唱出几段来，对剧中人物之间关系及情节，更是一清二楚，滴水不漏。
潮汕女子探索人生的蒙学
早时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世、是非原则、善恶观念等，都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历史上潮州歌册多为宣传忠义节烈和借助妇女中一些人对佛教的信奉，宣传佛经故事及佛教教义，如潮阳教徒陈梦觉就编写了《目莲教母经》。歌册开拓妇女眼界，启迪妇女心灵，是让她们有机会从更多层面来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蒙学。
潮州歌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在纯朴、真挚、通俗、生动的语言中，普遍存在温厚纯良、仁慈宽恕的传统文化底蕴。
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使温柔纯良的潮汕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早时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有的阿婆是朗唱潮州歌册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识一两部，而是能唱十数部。大多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也能滔滔不绝背唱出来。不少妇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就以歌册来学文化、学知识、明事理……
似古代的“说话”和“变文”
“潮州歌册”考其渊源及形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
“说话”在隋代已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讲故事的说唱形式，一般以七言为主，韵白念诵，讲究抑扬顿挫，内容以说小说、史书、民间故事为主。另一种叫“变文”的民间说唱，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其语言通俗易懂。
潮地从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宋代是我国说唱音乐的全面成熟传播时期，潮地在南宋期间，由于宋少帝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已成必然，这种文化与潮地土生土长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册很有可能。
潮州歌册的形成年代，据推测可能形成于明末清初。据老人们的记忆，祖辈传下来的都是手抄本。
劳动妇女是“歌册”的原始作者
“潮州歌册”被认为是俚俗文学，文人学士不愿涉足其间，民间素材均为劳动妇女自己提供，成为“歌册”的原始作者。
此举感动了穷秀才们、潮剧艺人们、行铺财东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流传在潮汕妇女中的民间故事、地方传说、神话故事，编成册子。潮州市秀才柯逸士写的《曹翠娥传》、余芝伯写的《三义女》、揭阳失明艺人孙耀存写的《车田案》等等。这种歌册更具浓烈的地方色彩，它运用了大量的俚俗乡语，广受劳动妇女的欢迎。
过去潮州府城印制歌册的有“李万利老店”、“王生记”、“陈财利”、“吴瑞文堂”、“王友芝堂”等，汕头有“名利轩”等，共有十几家。歌册均为木刻本，到清末民初，才有石印本和铅字印本。
“潮州歌册”已成为研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的重要依据之一。（ 余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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