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化俗为任的乡村治理思想以及现代意义
[1]作者本人
【内容摘要】：乡村治理的核心是构建基层民众的组织体系及其控制模式。王阳明创新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规民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乡村民主治理共同体，成为推动乡村社区治理的新动力和新思维，在当前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管理中，王阳明的乡村社区治理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健词】王守仁 化俗为任 乡村管理 现代价值
王阳明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出任南赣汀漳等巡抚。正德十五年颁布《南赣乡约》，规定了乡村民众共同遵守的道德公约，其中涉及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道德陶冶等内容，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乡村治理制度和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何看待王阳明乡村社区治理思想的精髓，对于当前全国推进的“美丽乡村”社区建设有何借鉴意义，进行探讨。
一、一个样本：化俗为任，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的实践主体
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王阳明乡村治理其核心有四个主要内容。
一是制订乡约，指导乡民管理。明正德十五年，王阳明发布《南赣乡约》，在江西南部地区农村推行乡约。主要是乡村道德规范、乡行政规范的具体要求，一方面，在乡村道德规范方面，主要强调三方面内容：1、婚嫁方面，要求男女成年之后应及时成家，男女双方家庭不得以男方聘礼不厚或女方嫁妆不丰而拖延婚期；乡约要求妇女遵从丈夫，格守妇道，保住贞节。2、丧葬方面，要求子女对去世的父母以寿衣人殓，以棺停葬之，尽诚尽孝。但规定，办丧事力求节俭，铺张浪费者，记过一次，以不孝论处。3、生计方面，普通良民应勤耕勤织，买卖公平，弃恶扬善；有过之人应痛改前非，悔过自新。这个道德规范，有利于减轻对社会不均平的不满情绪，确保乡村社会安定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在乡村行政规范方面，突出强调五个内容：1、同约乡民必须如期出席乡约例会，无故不赴会者记过一次，罚银一两充为公用。2、乡民纠纷与危难、疑难之事，必须由约长召集同约之民裁处，必须息讼罢争。3、寄庄户必须按时纳粮当差，不得逃避，违者取消寄籍。4、大户、商人应依常例常法放债收息，不得累计盘剥，不得趁人之危；债务人应如期还债付息。不得恃强赖帐，如确有困难，应请求债主宽待。5、不得勾结贼人作恶，不得向叛反起义军通风报信。提供牛马给养。上述五方面，重点是强化基层管理，特别对当政者人员提出约束与权责义务，对农民实行条文管控，即服从与归顺。王阳明出台《南赣乡约》，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对乡村道德和乡村行政规范，其特点是消解乡村中各种不安定的因素，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基层政权。
二是建立乡政，强化乡村秩序。乡村社区基层管理，是历朝历代当政者管理的薄弱点，王阳明充分利用秦汉以来的乡里体制、保甲制度，结合地方特点，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机制。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规范乡官设置，强化基层政权。《南赣乡约》规定，乡约的组织体系包括乡官职务设置、经费来源、开会制度等。乡官职务设置的具体规定：设约长1人，约副2人，由本村中德高望众的长者担任；约正4人，由具有公直果断品质的人担任；约史4人，由具有通达明察品质的人担任；知约4人，由精明能干者担任；约赞2人，由熟悉礼仪习俗者担任。乡约中任职者的俸禄由同约之民按每人每月出银3分收取，这主要用于贴补乡官的生活费用。还规定乡约组织的开会制度，即每月之初召开一次同约大会，由约长主持，入约者都必须出席，如因故不能出席者，须事先向知约报告，无故缺席大会者，记过一次，并罚银一两以充公用。乡约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表彰善行美德的乡民，事迹记载于文簿。通报有过的乡民，将其劣迹记载于专门记过的文簿之中，并由有过的乡民当众认错、反省，并宣誓改过，弃恶从善，以便同约多民监督，观其后效。乡约之内，借助三条措施对乡民实行管治，一是进行村民登记，核实籍贯、身份，载入专门的文簿，并在文簿中记录各人每天的出入动向及主要行为；二是设置专门记录村民善行义举的文簿，为每月乡约大会的表彰提供依据；三是设置专门记录村民恶行过失的文簿，为乡约大会纠过提供依据。
第二，制订“十家牌法”，强化乡村控制。推行十家牌法，以维持社区秩序，十家牌法是王阳明在任左佥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期间，倡导实行的一种强化户籍管理的办法。主要做法为百姓每户各立一牌称“门面小牌”，上面写明籍贯、成员、职业等项内容，并备有“浮票写帖”，遇有“寄住暂宿”的人则写清贴上客人，离去后揭除“无则云无”②[2]。门面小牌悬挂于门首以备官府检验。然后编十家为一牌，十家牌的正面写明十家的户主姓名、籍贯、行业背面抄写王守仁亲自制订的关于建立“十家牌法”的《告谕》。同时，要求各地在十家编牌之内增设保长一职，保长的主要职责是在牌内负责治安警戒，遇上所谓盗贼匪徒来犯时，组织同牌人抵抗。虽然这套农村组织体系和运作机制，带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和人身控制，但对乡村管治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对维系农村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办学教化，提升乡民道德。“致良知”重要是兴办乡学，教化乡民，王阳明利用乡风民俗，把教化乡民，建立良好风气，作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对所有成员要力戒“奢靡相尚”陋习，要“共兴恭俭之风以成淳厚之俗”。主要内容有：一是发布“告谕”。每到一处都要写不少的“告父老子弟书”。主要是对于封建道德以及封建法律的神圣说教，起到宣传作用。诸如“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③[3]等。二是兴办蒙养学校。在赣州他建立了五所社学（书院），即义泉书院、正蒙书院、富安书院、镇宁书院、龙池书院，要求府县官员聘请教师，到社学乡馆中教读。三是颁行社学教条。在南赣期间他亲自撰写了教育方针、教育方法的社学《训蒙大意》，发布《颁行社学教条》，对社学的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四是亲自担纲讲学。王守仁不仅要求乡村内的先生“尽心训导”，使学生“不但勤劳于诗札章句之问，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④[4]，而且亲自担纲，大讲冠、婚、丧、祭之礼，宣扬伦理道德，以德化人。
第四是恩威并用，抚恤乡民赈济。王阳明争取民心，善于以德化怨，来不断实践他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恩威并用。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等地后，考察灾情、走访乡邻，了解民情。结合任职当地盗贼蜂起，社会不稳，竭力剿灭农民起义，以确保乡村社会安定，以保乡民生产生活安定。另一方面，抚恤乡民。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三月至七月，江西各地因旱灾而颗粒无收，他在七月三十日上疏朝廷请求皇上减免；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三月二十五日再次向朝廷请求免去江西两年的税粮。正德十五年十二月，江西南康、建昌、抚州、宜黄等县又遭受特大水灾，王阳明颁布《赈恤水灾牌》⑤[5]，命令各府县官员把官仓储备粮食，用船装运至遭受洪水湮没的乡村，自己亲自把粮食分发到灾民。尽管因明武宗的昏庸，王守仁的奏请没能得到准许，但仍显现出王守仁忧民、救民之心，这正是王守仁得到江西百姓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的社会管理学分析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6]。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部落聚集形成雏型原始村落，在文化遗址中不断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通过不断传承和发展，至明朝王阳明通过以俗化任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体系，对后世乡村基层自治的演进起到了重大影响作用。
一是王阳明乡村治理传承与变迁的原因分析
首先，历史延伸影响的推动。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都建立了旨在控制基层农民的组织体系，形成了适合统治者需要的乡村治理模式。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就已出现乡、党、闾、卒、邑、里，什、伍等基层行政单位和官员名称⑦[7]。在杭州孤山，有一座汉三老石室，此汉三老碑刻于东汉建武年间，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汉文石质碑刻，高93厘米、宽42厘米，称《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此碑于清咸丰二年五月（1852年）在浙江省余姚县出土，乡民在严陵坞入客星山（今属余姚市凤山街道）取土发现，三老为汉代地方官名，掌教化之职，三老碑是三老第七孙名邯者所立⑧[8]。到了秦汉时期，形成基本是伍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正主之，十里为亭或乡，亭由亭长主之，管理驿馆；乡有有秩、三老、啬夫、游徽，分别主管赋役、教化、争讼、治安等事。亭和乡是同级的，是县下、里上的单位。
秦汉时期以来，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日臻完备，乡里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乡村治理已成为政治控制中的重要内容。到了北宋时，吕大钧编写《吕氏乡约》一书，勾画了一幅以道德建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秩序蓝图，成为中国古代乡约代表性文献。对王阳明的乡村社区管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社会政治危机的直接产物。王守仁在平定江西南部、横水、桶冈等地的农民起义后，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考虑探寻控制基层农民行为与思想的有效途径的。他效法宋代吕、朱所推行乡约的做法，在江西南部地区颁布《南赣乡约》，将秦汉以来的乡里体制、保甲制度结合起来，进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机制。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明代中叶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交织，各种社会矛盾突出，主要呈现：剧烈的土地兼、残酷的封建剥削、明武宗的荒淫腐朽，使得乡民难以生存。各地农民起义蜂起。如广西、浙江、江西、四川、河北等地都遍布着农民起义的烽火，严重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使一批基层当政者思考如何缓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王阳明的乡村社区管理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三，个人理想目标的践行。“山中贼”、“心中贼”是王阳明探寻控制基层农民行为与思想的有效途径，社会上的犯上作乱思想与造反精神，对于官宦家庭出生的王阳明来说，巩固和稳定地方执政是首要任务，认为不仅要“破山中贼”而且要从人们的心灵深处除去反叛的念头。作为牧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人人同心同德、共享文明、饱暖逸乐的理想社会是他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王阳明的乡村社区管理思想，成为他忧国忧民思想的一个展示。在皇帝昏庸、宦官阉党当道、忠臣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朝廷已成为一个随时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非之地。王阳明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既要在专制政治的压制之下明哲保身，又不能忘怀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人文精神，把政治眼光转向地方，转向基层，以期通过巩固地方，安抚基层，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是推进王阳明乡村治理核心理念建构的特点分析
首先，道德教化与法律规范相结合。王阳明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同时提倡一套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约法规章制度。办乡学、兴教化，体现出来的是道德感化的一面。而乡约中的处罚措施、十家牌法中的株连制度，体现出来的是法制的无情。从实际操作来看，王守仁更多的还是强调法制对社区民众行为的约束作用，而那些儒家道德教条，只不过是其专制手段的装饰物或辅助物。从思想倾向看，王阳明乡村社区治理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民本思想和王权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复杂混合体。依靠乡村自身力量维护社区秩序，这是王守仁乡村社区治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乡约制度与维护地方治理相结合。王守仁在乡村治理推行的“十家牌法”和《南赣乡约》，都是利用乡村社区基层组织力量，维护该社区秩序的具体体现。如按照十家牌法的要求各乡村坊巷在以十家为单位将人口、职业、技艺、残疾人、户籍田粮等分别造册后必须呈送县政府以备查考。而当社区内发生争讼纠纷、恃强凌弱以及诬告他人等情形。在社区内又无法解决时“同甲相率禀官”由地方政府出面处理。制定的《南赣乡约》更明确规定当约长遇到无法处理的疑难问题时，由约长率领同约成员报告官府处置。可见乡村社区设立后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管理职能。社区自我制约与政府管理相结合是王守仁乡村社区管理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对维系农村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王阳明乡村社区治理思想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
乡村作为一种农村居民组织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自我管理、自我制约的性质。王守仁《乡约》目的是加强地方控制，又为民众服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其乡村组织与管理、革陋与破除迷信教育，民众互相监督与集体开会检讨表扬，以改造其道德人格的办法，至今仍有现实的积极作用。尤其对当前“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治理中，对基层政府作为建设的推动者，对直接影响国家意志的执行和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新课题。
一是发挥乡村自治组织作用，防止“包揽管治”思维下全管倾向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实践，目的是要求政府参与贯穿乡村社区的建立、运作整个过程。当前，有的基层政府在乡村管理中，特别对农村的行政村，采取放任的态度，对乡村社区面临的实际困境漠不关心，如农村征地、拆迁、环保等引发上访事件增多，而对资源性矿产、乡村景区开发，个别地方政府既当爹又当裁判非常积极，这显然不利于乡村社区的管理与发展。王阳明《乡约》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推行乡约，来规范基层农民的行为，促使农民弃恶扬善，规范官员行为，加强为民办事服务的监督，最大限度地来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
因此，一方面，要指导“管”。王阳明乡约，充分调动乡村社区基层组织力量，又十分注意发挥政府在乡村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环境瞬息万变、最基层的农村社会需求多元化的情况下，乡村的传统行政管理仍旧占主流，发挥好基层政府职能渗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指导作用，而不是有利就全管，无利就放存，要进行“掌舵”而不是“划桨”。特别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个别乡村基层政府的乡村工程项目，采用全部“包”的办法，在农村“人造景区”、“放美丽卫星”，而作为基层政府的职责是进行重大决策，确立发展方向和目标并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具体工作，交由社区组织去推动和实施，这样才能优势互补达到共同和谐进步。另一方面，要规范管。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对乡村带来的负效应明显，农村违章乱搭建，宗族建祠续家谱和封建迷信等回头，治理上唯利是图，村民不认识本村干部，乡村官员大部分晚上回家住在城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道德失范，一部分人思想上产生了对政府信仰危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种“信仰流失”。王阳明乡约《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要求各地在十家编牌之内增设保长一职，保长的主要职责是在牌内负责治安警戒，遇上所谓盗贼匪徒来犯时组织同牌人了抵抗⑨[9]，虽然乡约有部分对当前没有任何借鉴意义，但在实际做法上却对我们有着启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各地各村都订有村规民约，都有健全的各项制度，而个别地方制订的制度真正目的是为了应付检查，应付考核验收。因此，首先要从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健全村民自治入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政府、村委会要加大动员力度，促使村民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政府、村委会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主动进行社区治理。总之，乡村社区管理组织结构系统需要政府的指导，运作模式上需要政府的支持，无力解决的疑难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处理，这是王阳明乡约理论的重要实践。
二是加强乡村文明道德建设，推进乡风文明传承与延伸。
王守仁乡村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抓好乡民教化，提高农民文明素质，是建设和谐乡村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建设以人为本的目的。乡村农民的文明素质、道德伦理素质的高低与乡村建设的好坏息息相关，而提高人的素质根本途径“破心贼”，在于发展乡村社区教育，通过乡村教育的开展，增进邻里之间交往，加强文明乡村创建，为建设和谐乡村社区创造条件。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建设设施。要以农村社区为平台,把文化、体育、广播、信息等设施引进农村社区,逐步形成方便农民群众读书、阅报、健身、开展文艺活动的场所。二是要丰富载体。挖掘农村社区文化资源,重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古村落风貌特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区文化体育活动。要发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科普长廊、图书阅览室、学校、公开栏等场所的作用,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要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普及农村法律常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三是教化育人。引导农民参与，发挥农民积极性，把建设和谐乡村社区与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倡导健康文明的农村新尚。要利用乡土教材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只有切实抓好乡村社区教育才能提高农民素质，进而达到社区和谐目的，这是王守仁乡村治理理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三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管理有序、治安良好是乡村社区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认为，长期以来农村之所以出现混乱，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及早用良好的德性熏陶乡民，没有用良好的管理机制和设施服务乡民，他将秦汉以来的乡里体制、保甲制度结合起来，以稳定通过推行乡约，以规范基层农民的行为，遏制农民对政府的反抗，保证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十二五”期间，安吉县首倡“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影响全国，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广东省、海南省也明确提出推进“美丽乡村”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建设美丽乡村，重在管理，重在稳定，重在建设，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要从硬件设施建设入手。建设美丽乡村，引导好农民参与乡村设施建设，当地乡镇和宣传文化部门要进一度树立要服务、会服务、善服务机制，逐步配套建设“两馆一堂一台”设施，即村落公共文化宫（或图书馆）、村民科普讲堂（或家园馆），创建乡村公共文化中心和文化广场，建立村民欢乐大舞台。二要从软环境建设入手。借鉴城市物业管理经验,重点实施村庄硬化、绿化、美化、亮化的基础设施,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推动文明乡村、文明家庭等活动，树立卫生保洁和环境保护意识,从源头上推动农村社区环境的改善。三要从制度和队伍入手。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加强社区治保、调解、普法、帮教、巡逻等工作,实行群防群治。以强化农村社区警务室建设为起点,配齐社区民警和保安联防队伍,坚持打、防、控相结合,大力整治农村社区治安秩序,维护治安环境。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和社区矫正工作, 平息纠纷、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作用,为农村社区秩序的和谐提供重要保证。进一步强化“法治进乡村”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普法部门、法律援助中心、矛盾调解中心和法律服务所等要联合举办法律知识巡回讲座,让农村社区居民了解法律,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哲学上，王阳明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知行合一”，他把乡村治理思想与管理实践有机结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维系农村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对我们的一个思考。
[1] 作者简介（略）
[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别录八公移一，《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1 页。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别录八公移一，《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28-529页。
[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别录九公移二，《颁行社学教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0 页。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别录九公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7 页。
[6]唐鸣、赵鲲鹏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汉江论坛》，2011第三期。
[7]梁中汉：《国学数典论坛》，“国学问答”，http://bbs.gxsd.com.cn/forum.php ，2008。
[8]慎盈蓉：《汉三老碑：浙江第一石》，《余姚日报》，2009/03。
[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别录九公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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