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与“民间”，“民”与“民俗”，“民间”与“民间文学”等等，学界讨论已久。。。
现在大家好像也不怎么提了。是弄清楚了？还是不再纠结概念了？
这里贴陈连山先生的一个会议发言(2001年3月15日)：
陈连山：
民间是一种生活状态——论作为民间文学主体的“民”或“民间”
一、当前民间文学的兴盛及其原因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其间几经周折，到了世纪末，社会转型终于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而日渐成为共识，并逐步成为社会现实。在此过程中，各种社会集团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价值观、生活方式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说，一方面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来的都市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却是小农生产方式及其传统的复兴。这种巨变，在人们心灵深处引发的震荡是无比剧烈的。因此，传达人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社会集团）心声的民间口头文学正在迅猛发展。各种歌谣、各种故事，特别是其中的种种笑话，在以非正式的、口头的方式创造、传播、消费。
另一方面，全部社会集团的某些观念和利益可能与我国现行制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冲突，这使得它们不可能通过正式传媒得到自由表达。而变革时代所特有的制度真空和执法真空，使得来无踪去无影的口头方式成为最为适合的表达方式。
第三方面，过分迅速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也使得那些专业传媒人士（例如文学家）无法全面、、迅速、准确地了解其他集团的情况，无法艺术地传递相关信息。于是，特定集团人士自创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比如计算机行业的各种传说与笑话，像《上帝存在吗》、《IBM 向微软公司讨教》等，就不是一般文学家所可创作的。而是该行业内部人士中流传的。
二、传统的民间文学研究模式及其关于“民”或“民间”的概念
与民间文学本身的繁荣极不协调的是，当今的民间文学研究却在自觉不自觉地萎缩。一个原因是民俗学的全面发展，吸引走了大批原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员。另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模式越来越脱离当前社会现实，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丧失了一门人文学科理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社会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漠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一个时代的独特学术样式。我国现有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基本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而其基本思想其实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它们是和那个时代的社会体制、学术思想相一致的，而与当今的社会生活、学术思想完全脱节。当前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大大减弱，大多数大学中文系不设立民间文学教研室、多数省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不设立民间文学研究机构，一般文学研究界不承认、至少是不重视民间文学研究成果，正是理所当然。
摆脱民间文学研究危机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学术模式的转型。但是，转型是有障碍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最基本概念──“民”，或“民间”。
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历史上，“民”或“民间”这个词，大多数时候被视为“下层百姓”。这种概念，曾经在历史上两次带来民间文学研究高潮。
第一次：《歌谣》周刊倾向于把“民”称作国民，但事实上是指下层的国民。因为其中搜集的歌谣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被编辑们用于否定旧的精英文化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自下层百姓的口头歌谣成为反对旧的文言诗歌的天然武器。所以，把“民”定义为下层百姓就为当时的民间文学研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热情。但是，想象不能代替现实，下层百姓毕竟也不是自己，民间文学的趣味与这些研究者的心理存在着太大的差异。热情消退之后，当时最热心于民间文学的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几个把民间文学研究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第二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则更加明确地把“民”或“民间”定义为劳动人民。由于劳动人民是当时社会的“主人”。于是，这个被定义为劳动人民的“民”，实际上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表。五十年代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民间文学主要依靠其政治价值赢得社会关注，甚至于一度成了全部文学创作的最高代表，民间文学研究在当时也取得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结伴而来。五十、六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即便是其间最好的研究成果，也总是难以摆脱“政治价值观”的阴影，在思想、艺术上拔高原作的革命内涵，或者直接否定那些缺乏革命意识的作品，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其科学价值大打折扣。
但是，下层百姓的“民”或“民间”概念现在还具有潜在的理论发掘价值吗？
三、民间文学研究模式的转型
随着1979年展开改革以来，随着社会变迁，旧的学术模式和旧的“民”或“民间”概念被逐步抛弃。1983年钟敬文改变了“民”或“民间”仅仅是劳动人民的说法，主张“民”是指存在各种内部差别的民族全体。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在钟敬文和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的启发下，把“民”定义为具有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与日常文化的任何社会群体。他合理地为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研究）扩大了范围、并为民俗学的理论统一性做了完整阐述。他的观念对于传统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从孤立的、怀旧的文本研究向现实的、全方位的生活传统研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我将在此基础上探讨这次民间文学研究转型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并对转型带来的各种理论前景做出阐述。
在我国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层比较严格、稳定。官与民、劳心者与劳力者、上智与下愚等对立概念分别从几个方面描述了社会结构中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旧的民间文学研究模式把“民”定义为下层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事实，因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在解释社会对立、社会矛盾的时候，这种“上下二分法”的社会结构模式具有天然的长处。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两次民间文学研究高潮就是例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认定，都使得他们与朝廷（政府与官方）相互一致；而与民众相对立。在他们眼里，“民”是自己管理的对象、教化的对象。“观风俗知得失”与“移风易俗”最清楚地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看待民众的态度。
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社会制度，极大冲击着传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长期稳定地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统治与被统治还在，但是主体却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的统治者和固定的被统治者。知识分子阶层从传统体制下的精神上或政治上的“牧羊人”转换为平等的社会成员，从权力中心走向社会边缘，发挥对于社会体制与社会生活的理性监督责任。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再有高下之分。这样，“上下二分法”的社会结构模式的解释力日渐减弱。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已经接受自己是“民”，是民众一分子，不再幻想按照自己的观念强制地教导大众。阿兰h 邓迪斯的最为宽泛的包括一切社会群体的“民众”概念反映了这种人人平等的现实，因而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
随着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与文化的崩溃和西方现代社会体制与文化的传入，统一的民族国家、平等的国民地位、自由的社会身份选择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与社会现实。现代化的民主社会里，人人都只是某种社会集团的一分子而已，彼此平等的社会集团之一分子而已。因此，抛弃传统的“上下二分法”的社会结构模式，抛弃自上而下看待民众的态度是社会历史的必然。知识分子整体再也无法充当、或自愿认同御用文人的地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被抛入社会群体之中，成为平等一员。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文化启蒙责任，使他们在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延续了旧知识分子为“帝王师”的梦想。把“民”视为下层百姓，在当时是学术界的主流。甚至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改变。宣扬一个抽象的“民间”的天然革命精神，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民众集团，却总是从自己的“革命”需要出发去批评它，甚至企图改变它。这说明：他们仍然没有把自己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对待。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已经成为事实。旧的所谓只是下层群众的“民”或“民间”概念，已经丧失了现实合理性，应该予以抛弃。新的“民”或“民间”概念应该包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社会群体。
“民”或“民间”的概念一旦转型，将意味着什么？将给民间文学研究带来那些影响？
第一、“民”或“民间”更多的将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人的实体，而是不断变化的人的一种状态。新型的“民”或“民间”既然包括了一切互不相同的社会群体，而具体的个人又是可以在不同时刻分别处于不同的社群之中，甚至于同时属于几个社会团体。那么这里的“民”或“民间”就没有固定的主体，而是主体处于某种“社会集团的日常生活”状态，处于“民间”的状态。比如，乾隆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在处理行政事物时，他无疑处于官方位置。但是除了政务以外，乾隆皇帝也有自己的日常基本生活──吃喝拉撒睡，四季节日。通过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弘历雪景行乐图》（1738年），我们看到乾隆皇帝和皇子们一起过春节的情形：贴春联、放鞭炮、烧芝麻秸、拜年等等。可见，皇帝在日常生活中也属于“民间”，有他那个集团独特的民俗表现方式。当前的党政干部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是民间，他们独特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口头文学常常令人忍俊不禁。而知识分子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于“糊涂的教授”的种种笑料同样在大学校园流传。他们在传播口头文学时，当然也是“民”。所以，“民”不再是固定实体的人，而是人处于某种非专业的、非官方的生活状态。相对而言，“民间”一词似乎比“民”更加准确地体现了这样的含义。
第二、唤醒人们对于日常模式化生活状态的关注，对于口头文学传统的关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日常之中。模式化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有着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有人说，中国的专制体制在家长教育孩子时就体现出来了，就是一个例子。可是，长久以来实用主义的泛滥，使我们总是关注于专业化的、短暂的生活情态，忽略了日常生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过分关注“创新”的文学，而忽略了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再现。结果，人人创新，极端化为“为创新而创新”，结果文学丧失符号功能，众神喧哗，莫衷一是。新的民间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口承文学的传统，关注口头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
第三、改善“民”或“民间”的组成，从而提高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于民间的认同。当民间包括了所有社会集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将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再也不会有人藐视“民”，那样的话就是藐视自己的基本生活状态。就民间文学而言，人们会发现真正适合自己价值观和艺术趣味的、属于自己的口头文学。知识分子、专家可能看不起、看不惯或看不懂农民的口头文学，但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各种口头文学却是他们无法排斥的。关于教授的笑话与逸事，广泛传播在校园之中。这样，将大大减少贬斥、排挤民间文学的现象。
第四、民间文学所包容的社会信息也将大幅度提高，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情态。
由于民间文学主体的扩大，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确定，我们将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其他任何一个集团的价值观与艺术观。民间文学搜集范围将会获得空前的扩大与深化，任意修改或否定作品将会丧失一切理由。于是，新的民间文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实现其接近现实生活的目的，提高其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度，进一步摆脱具有浓厚的浪漫、怀旧情绪的传统民间文学研究模式。
结论：现代社会体制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民间”状态。民间文学研究必须随着现实的发展而转型，合理扩大“民”或“民间”的范围，从而提高本学科的解释力，提高贴近生活的程度。
(本文为2001年3 月15日，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民俗》网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召开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8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