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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钟先生:《女奚不曰其为人也》

怀念敬爱的钟先生:《女奚不曰其为人也》

女奚不曰其为人也[1]


——访问因病住院的钟敬文先生[2]


作者:施爱东



内容提要:钟敬文教授是中国民俗学学科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培育者。本文记录2001年8月先生因病住院期间,病中的生活状况和对学科有关问题的评论。

按:本文发表前,于2001年10月俗文学年会期间,经先生寓目,尤其是“论学”部分,先生逐字逐句订正过。本文发表在《民俗学刊》第一辑。



病中性情


因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历史与贡献”这一课题的原因,先生本来叫我暑假陪他在公疗住一段时间,不料先生7月底刚到公疗的第二天就肛裂出血,转到了友谊医院,半个月后,血犹未止。叶老师放心不下,嘱我进京探问。

812上午我和钟宜老师赶到医院的时候,先生正在吊针,刚刚睡着。病中的先生实在让人心疼,天天输液,手背已经肿起,在医院肃穆气氛的衬托下,精神也显得差了许多。先生醒来之后,问我住在哪里,我只当是一种问候,回答说“就在附近”,不料先生非要我说清楚是什么饭店,在什么地方,多少钱一天不可,于是我才知道先生问候的真诚,他并不是问完之后不在乎答案的人。三天之后,先生突然又冒出一句话:“我本来是想让你住到公疗的,那里环境好,有专门给客人的房间,三四十块钱一天,医院这边环境不好,住得又贵,哎。”我心中一酸,难怪大家都说先生“心细如发”

这里虽说是高干病房,医术可能也不错,护士的服务意识却着实有待加强。我们对于护士的大声敲门、鲁莽扎针都很有意见,先生却为她们开脱:“她们不好做,这里住的都是高干,动不动就骂她们、告她们。天天受气,又收不到红包,也不好搞。”几乎每次打针,先生都会对护士说一句谢谢之类安慰的话,尽管护士们从来没有过一句安慰老人的话。

先生每天失血,体力大不如前,精神却很好,记忆力尤为惊人,70多年前的往事,不加思索就能准确地回答我的提问。尤其令我惊叹的是,许多时候,当我提到谁谁有一篇关于什么的文章时,先生总能准确地说出文章的篇名,还能就文章的参考价值作出评判。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写文章要根据事实。”

先生应该是个很怕痛的人,有一次正和我说着有关中大民俗研究中心的事,护士来扎针了,刚把他袖子卷起来,他就皱起眉头、张圆了嘴巴,像小孩一样地表示着痛。据说老人的血管脆,护士操作不便,花了七八分钟才算完工,先生的嘴就一直那么张着,我们在边上看得都出汗。好不容易扎完针,先生眉头一松,开口说话,我赶紧凑上去,看看先生需要点什么,先生说:“萧放有陈云根的地址,可以让叶老师请他来讲讲课。” 我“好”、“好”地点着头,心中好生惊异:原来先生痛中所想,尽是中大民俗学会的事。

过了一会,先生困了,临睡前对我说:“沙发边上有几本书,你看一看。”我以为有什么相关的文章,翻了半天也没找着,只好胡乱闲看。后来王晓莉来的时候,先生也对她说:“下面有两本《民间文化》,你找一找。”晓莉也不知道先生要干嘛,先生闭着眼睛说:“看看书吧。”我恍然大悟:先生害怕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

有一天我逛完书店回来,天已黑了,先生问我买了些什么书,于是我从买了些什么书讲到为什么买这些书讲到自己想干什么,先生也一一回应着,护工关阿姨实在忍不住,打断谈话,狠狠数落我一顿:“你们这些做学生的,这种时候还不放过老师,你知道钟老有多累吗,昨天晚上他做梦都说累。”她说先生梦中说的是“我太累了,告诉医生,我很累。”

我知道自己的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同在此时,远在广西开会的刘铁梁老师,因为挂念病中的先生,正在叶老师面前泣不成声。


病中起居


先生的起居基本正常,大部分早上我635赶到医院,这时先生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有时看书,有时看电视。先生必看的电视节目是“天气预报”,他说这样就知道睡觉要盖什么东西,完全不理会这是有空调的病房。

早上是他精神最好的时候,有时也让我们扶他在走道上散散步。他坚持能动就自己动,吃饭的时候,总是要自己动手。先生饭量不错,早餐能吃一碗蛋羹、半个馒头。中午反倒吃得不多,多是一些煮烂的面片汤之类。先生吃药很积极,吃片剂更加在行,一口能吞一把药片,但对喝药却心存恐惧,尤其不能接受喝氯化钾,非要稀释加蜜不可,实在无奈,就问:“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什么钾做成片剂?”

一天之中,先生最烦也最无奈的事是上厕所。因为长期吊针,先生手背的血管许多地方都扎伤了,扎针的手尤其不能用力,但每次上厕所,先生都要紧紧抓住那条病号裤,我们每次都重复地叫他松手,要他放心,他嘴里“嗯,嗯”地答应着,就是不肯松手,有时还辩解一句“我没有用力”。反过来,每次动身,他都一一吩咐我们拿好输液瓶子、放下坐厕盖子、铺好床上褥子……不一遗漏,我们每次都以“不要您操心”把他顶回去,他照例会嘟哝一句“真是太麻烦了”,语气中充满内疚。

先生肛裂出血,上厕所是件大事,但他只让我们知道结果,坚决不让我们关注过程,进了厕所,就把我们赶出去。大家每次都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生怕有个闪失,毕竟是99岁的老人了。

因为流质吃得多,如厕次数也就多了,平均每天4次。病历记录每次的血量是20cc。除了流血、体虚,倒也没有别的病症。

名望太高也是先生一大负累,每天来探望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来上十几拔客人。先生是一个礼貌而心细的人,总要耐心地和每位客人聊上一聊,说些让人温暖而宽心的话。他对自己的病情倒没什么评论,只是说:“这些情况都要告诉医生,他们是行家。但他们也不是神仙,他们不了解情况,就作不准判断。”这个道理,与先生对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意见,是何其的相似。

年纪大了,什么病都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样高寿的病人,医生似乎也有点手足无措,但钟门弟子谁也没有怀疑过先生的康复,俗话说好事多磨,磨多几次,都快成精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先生的有惊无险,先生自己也口占一绝,好不豁达,诗云:

数度南城卧病房,
多般苦楚又重尝。
佛陀枉作无生想,
生物终难越四纲。


病中论学


先生病中和我谈到的,主要是三个话题:一,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历史和贡献;二,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的工作展开;三, 12月国际会议的筹备情况。许多片断并非就事论事,反映了先生对学术研究和民俗学科的一些看法,现将部分录音整理如下。


(一)学科建设方面


1,50年代顾先生跟我谈过,他说我们在中大出了那么多书,是否可以选编一些留下来。当时政治气候不行,不适合搞民俗学,所以我很为难,没法工作,现在还可以,或者可以把周刊[3]选一些比较重要的印出来。但也不要都印,要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2,有些经典的论著可以一印再印,《论语》就有很多版本,《孟姜女故事研究》,我们这个学科的人都要有,可以印出来当礼物送给开会的人。

3,现在的形势是最好的,要出东西,没有东西出版,不能推进学术,哪怕程度低一点,也比没有好。北师大出了几本“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都是我们的博士论文,我们还要出刊物,科学研究的,高水平的。

4,问问叶老师,他的研究生愿不愿意为民俗学学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要英语比较好,可以翻译一些外国的东西。最近我们有两三个博士要从美国回来,我都让他们多收集一些外国民俗学的东西。开始先搞5种,慢慢来。不过这不是赚钱货,思想上要有准备。

5,要是有钱的话,还可以出一些中国古典的民俗和民俗志丛书,这个也很重要,假如能出1020种就会很有影响。总之花一点钱,这个不能勉强,没有钱的人想做也不行,有钱的人不一定想做。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几十万就行了。编书要有一个体例。穷人就谈不上了。

6,要振兴中国的民俗学,是要四方八面的支持。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理论,民俗研究,民俗人才培养,国际交流,这几个方面都要同时进行才行,光一两方面不行,光培养几个博士也不行。

7,你们要建立一个资料室,要尽可能的多搜集图书,有的资料可以从我们这里复制一份过去。三套集成要尽量收齐,地方上可以买到的唱本、歌册要尽量收集。

8,现在叶老师是不是孤军奋斗?把我的意思告诉叶老师,光凭他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要团结大家的力量。邓启耀不错,可以对他有帮助。容观琼、张寿祺,他们对考古学、民俗学都很有研究,他们退了休,也还可以请他们做些工作。要多跟刘志文合作。

9,老师开一些什么课?博士、硕士的功课除了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史,还要开民俗志这一类的课,就像是人类学的中国民族志,要慢慢准备。

10,你们可以请陈云根这些学者到中大讲座,不要只讲一两次,要有系列。别的系的,外系的学生,有兴趣的也可以来听,作为一门事业推广。

11,12月的会,玩的东西尽量少一些,多些讨论、发表意见,不能以旅游代替学术,外国人花钱花时间走那么远来,花花絮絮他就不高兴,他要有所收获,他要来学他不知道的东西。翻译、招待、宣传这些工作都要做好,不然他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就会不相信,第二次人家就不来了。


(二)历史、人物方面


12,傅斯年想把中国的种种研究变成世界上有名的汉学研究,同法国一样,他的要求很高,而顾先生认为民俗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多采集,采到的东西就直接发表,不然学校的形势一变,那些材料都没有了,北大就是这样的,所以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是要求很高,一个是想从普及入手,普遍搜集材料,然后再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问来。他们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吵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些人不喜欢顾先生,从旁边也说说闲话。顾先生爱才,有的人就不高兴。

13,顾(颉刚)先生人很爽直,喜爱好学的青年,肯提拔人,傅斯年就不一定,他要求高,两个人不同性格。这是学术分歧,没有个人、政见上的差异。

14,江(绍原)先生看不起顾先生的东西,他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合国际标准的,他和傅斯年他们是西欧派,他们要以西欧的标准为依据,其实他们的国际标准也不过就是欧美的标准。顾先生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他们的学术观点有矛盾。我对顾先生的评价比较高。

15,解放以后,顾先生日子不好过,许多人对他不好,他有几个北大的学生没有品德。其实顾先生很少在外边骂鲁迅,我知道他冤枉。历史有它的真面目,我始终都对他保持一种敬重。顾先生,好人呐!不仅学问好,人也好。他的文集要出版了,我还想全部看一看。

16,我和顾先生比起来,他有许多优越的条件,我没有,比如说,他的家学、藏书;第二,他生长在苏州,苏州是中国文化发达的地方,不像海丰;第三,他遇上了五四运动,很早就进了北京大学,遇上胡适这批人,这些都对他非常有利。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很自觉,很勤奋。我家里没有书,地方上只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也没有读过几本书,家里又穷,上不起学,读完师范之后,我就做国民教师了,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我毕竟还是碰上了五四运动,又碰到《歌谣》周刊,这很重要;我因为不能上学,只好在家乡作田野调查,所以我的歌谣搜集才有条件;后来我到广州时,正是大革命时期,我接受了大革命的思想,碰到顾先生这种人,顾先生来中大,我也进了中大;离开中大,我去杭州,杭州又是一个文化中心,与上海邻近,我又接受了上海的左联文化,还遇到钱南扬等人,又建立起了民俗学会;我去日本两三年,也学了一点东西;后来我被中山大学赶出来,去了香港,又同一批左派的朋友在一起,思想上也比较相得。所以也有许多机遇,也有许多不利条件,凑起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抓住所有可能利用的机会去努力,要加倍地去努力,自己努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人要有机遇,但也不能完全靠机遇,碰到机遇要能抓住,碰不到机遇也要自己努力。

17,娄子匡是我在中大时认识的,我编杂志,他投了《绍兴歌谣》、《绍兴故事》,他原来在宁波县党部,我28年去杭州,他30年才来。


(三)学术规范方面


18,做科学研究,首先要讲准确。我不准他们(的博士论文)随便乱搞,写文章要根据事实,不能取巧,宁可文采差一点。有人也写过中大的民俗学史,但他不肯去查资料,分析也不是那么回事,想当然,他的文章是瞎讲。

19,(有一本民俗教材)他对民俗学的功用,只提改良风俗,这是外行,学问不到家,民俗学对于国民文化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改良风俗,团结、凝聚力的作用都很重要,民俗的功用是无限的。

20,学问要谨严,要肯查资料,要用正确的东西去驱逐错误的东西,光空口去辩论没有用,要用实际的东西去改变它。

21,材料不要直接抄在论文上,要活用,写得有可读性,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给人家读的。总之,不要搞成了资料罗列,也不能有文学想象,要可信,还要好读。

22,材料要真实,宁可才华差一点,一定要真实。有些人的文章只能参考,不可靠。要多用原始资料,是什么就什么,不要人为拔高,实事求是吧。赵世瑜那篇[4]写得可以。

23,引用的东西一定要准确,要核对。只要是根据事实的著作,都能站得住脚,不根据事实的,生命力不强。

24,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我写了评语,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1]《论语》述而第七”有两段文字:(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夫子自评于子路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二)夫子自省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2] 写作本文得到中山大学青年教师社科基金资助。

[3] 这里特指《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4] 指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月。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1-10 09: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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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地读过来,多么羡慕施老师啊,这也是一种口传心授啊。尽管文字朴素,却传达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人为人做事的点滴,让人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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