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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文坛“民间热”的反思：源于民间高于民间

2009年10月22日 13:45　来源：文学报


　　●作家从来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是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民间，也并不能否认和忘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心理上将自己放在一个和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并不是说他可以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批判和消解作家以往的精神贵族心态，也并不是要放弃文学在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如果忘记这一点，在“民间写作”的旗号之下，就可能掩盖着一场精神的大逃亡。

　　民间与民间记忆，已成为近十来年文化、文学界的热门话题。“民间”概念的出现和受追捧，体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受挫后知识分子寻找新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努力，在学术层面上有“去政治化”之功效。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民间热”情形要复杂一些，民间被“泛化”和“圣化”。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得部分国人急于从文化上证明自己，部分文化人越来越注重本土化，越来越强调地域性、民族性，出现了把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混同于民间文化的倾向。所谓的“民间”立场、“民间”精神，俨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文化“真理”与畅通无阻的艺术评判标准。
　　如果说“泛民间化”是某些知识界人士的“说理策略”，那么“圣民间化”则是创作界的一种偏识和误植，值得辨析。这里，我从民间记忆的角度，结合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重要作品，谈一点个人看法。
　　作家不承担打捞民间记忆的任务
　　民间传说、民俗是民间记忆的载体，它扎根于社会生活，以心口相传的形式绵延至今，反映了普通民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生活情境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民间记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很多优秀作品都从民间记忆中获取灵感，并赋予民间记忆以鲜活的生命，让民间记忆重生。如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于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汉民族神话叙事史诗《黑暗传》之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有关汉剧的传说故事之于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等等。
　　自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也被认为是具有真诚而朴素的民间写作立场的作家，他努力拨开官方记忆对民间的某些遮蔽，夸饰民间社会中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力图沟连民间精神与当代人格的相通之处。《檀香刑》显示了莫言在民间文学上的自觉求索。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很坦率地说:“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语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他说，他的创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是“撤退得还不够到位”。《檀香刑》引入“猫腔”的韵律及调子，便是一种独创。
　　张炜也一直醉心在“民间世界”里，他说:“我以前说过: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只发出那样一种浑然的和声，只操着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他强大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也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后一代人会把他视为不朽者，就像他依附的那片土地山脉，那个永恒的群体。他不再是他自己，而仅是民间滋养的一个代表者和传达员，是他们发声的器官。”
　　可见，民间和民间记忆是他们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但即使是重要的，也不是唯一的，如果不加甄别就会审美失范。《檀香刑》从头到尾对酷刑的描写，特别是赵甲500刀凌迟处死刺杀袁世凯的钱雄飞的描写，长达20页。如此着墨渲染酷刑，宣扬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对暴力美学的过度欣赏，与他对民间记忆的盲信相关。《檀香刑》显现了莫言和中国某些作家在思想能力上的缺陷和在精神向度上的偏差，迷失于“古代”而放弃了“现代”，混迹于“民间”而放弃了“审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有区别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指向庙堂的威权和象牙塔的清高，其低姿态是有意义的。但是作家从来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是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民间，也并不能否认和忘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心理上将自己放在一个和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并不是说他可以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批判和消解作家以往的精神贵族心态，也并不是要放弃文学在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如果忘记这一点，在“民间写作”的旗号之下，就可能掩盖着一场精神的大逃亡。
　　作家不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不承担打捞民间记忆的任务。民间记忆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和想象力，但伟大文学之伟大与是否表现民间和民间记忆并无必然关系。事实上，很多作品即使是民间题材作品也并非一味认同民间记忆，某些指涉民间记忆的文学倒是对民间和民间记忆有所审视和提升的。在这方面韩少功是个自觉的清醒者。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在民间记忆里他们是刑天的后裔，但“鸡头寨”却是个愚昧落后的所在。显然，韩少功在这里不是迎合，而是否定了民间记忆。带着思想审视民间、挖掘民间记忆中的人文含量，是韩少功超于莫言之处，也体现了审视民间与“圣民间化”之区别。
　　《马桥词典》集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115个日常用词，糅合了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思想随笔、经典小说等诸种写作方式，表现了儒家文化如何融入民间惯常的思维方式扭曲人性，道家文化如何进入民间生活方式并强化为民间记忆形成了保守的人生。在对“马桥”的民间记忆的解构中，在对每个词语的文化审视中，揭示民间在历史发展中的负面影响。
　　《马桥词典》“每个故事中都浸透着韩少功特有的沉思风格”。“作品处处展示出叙述者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沉思”。“马桥人的语言反映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本书是一部杰作”。“贯穿作品始终的是作者对当地方言在官方语言影响下所发生变迁的分析。……这本书充盈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内涵”。从这部作品所获得的国际声誉来看，其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俯瞰民间审视民间而非仰视民间的结果。
　　对民间记忆的审视与提升
　　民间习俗和民间传说化作的民间记忆，成为民间文化价值观。普遍存在善恶报应观、侠客崇拜和清官崇拜，穷人聪明富人愚蠢的精神胜利法，神秘风水观和各种反科学的禁忌，忠孝节义价值观等，自“五四”以来就遭到批判，今日“民间文化”的提倡者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应对。
　　跟很多“民间热”的反对者一样，我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的岗位置换到“民间”，降为“民间记忆”的打捞者和赞美者。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不能在摆脱了官方记忆的图说者的角色后，又盲目地在民间记忆中乞灵丹妙药。因为民间也是鱼龙混杂的、民间记忆中也有污泥浊水，民间文化形态中所蕴涵的独立与自由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很多作家、知识分子来自于民间，但他已部分地从民间分离。源于民间、高于民间，此乃作家之为作家、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根本。不由分说地“倒向”民间，既不能救人，也迷失了自己。
　　在作家与民间关系上，鲁迅仍然是当代作家的榜样。鲁迅认为　“刚健、清新”的某些民间文学作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在鲁迅对绍兴民间记忆中“无常”与“女吊”两个鲜活的鬼形象的喜爱里，体现了他的底层情怀和反抗意识。民间文化是鲁迅对封建正统文化进行评判的镜子，但也是他批判的对象。鲁迅在杂文、散文和小说中，对民间负面文化的批判是其显著特色。他启示后来者，对民间记忆，要有理性地甄別、要清醒地审视、要自觉地提升、坚定地超越。
　　只用“民间”的记忆去写野史、写怪异民俗、写民间秘史，只是风俗展览，而非审美评判。当下中国作家面对民间记忆，确有审视与提升的必要。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早已入选了经典的孝顺教科书而家喻户晓成为生生不息的民间记忆，虽经新文化运动打伐多年，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复苏，很多省市以弘扬“孝文化”为文化强省(市)之重头戏，一时大有“孝文化”泛滥之势。“孝”本是指未成年人和青壮成年人对已衰老的成年人的尊敬和奉养，这作为一种对弱势人的关怀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等级化的道德律令，是在一种不平等的身份和心态中进行的，它往往以下一代的牺牲为代价，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关怀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利于现代个体人格、公民意识的培养。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弟子曾生说:夫孝为放之四海皆准之理也。正是这几句格言，让中国男人跪了几千年，低头了几千年。也由于这几句“政治学原理”培育了千万个政治白痴。“孝”这种古代文化资源，明显带有负面价值，不可能进行现代性转换。对于《孝经》这样一部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书，有人还主张让小学一年级学生诵读学习，成为世世代代的民间记忆。
　　中国人以“孝”为人伦之本，以“忠”为君臣之本。“忠”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是愚忠。它不是建立在对真理、信仰的忠诚基础上的上下级关系，更没有平等互爱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忠诚不可化约；民间对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津津乐道，视为男人之男子汉气度的典范。民间充斥着忠义名义下的侠义精神、江湖豪气故事，它明显不利于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现代法治制度的建立。至于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更是对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妇女的绝大不公，扭曲人格、漠视快乐、没有平等、更危及生命。在自古到今的民间故事中、在美景传说中类似的褒扬汗牛充栋、不绝于耳。
　　对于这些早已成为民间群体意识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观念，21世纪的中国作家应保持清醒的警惕。在我们的汉语里包括方言里，在我们各民族各地域里，在我们的民间记忆里，有不少与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适性价值不相兼容不可通约的愚昧落后的东西，是我们必需正视的。打“孝文化”牌，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恐怕当代中国很少有作家能认识到，我国的每一处地域文化和“民间记忆”都有它的限制，都有其负面性。我们应该以理性的眼光、现代的价值观去正视它，反思它，不留情面地解剖它，挖出它的毒瘤。
　　作家、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打捞，而是审视，不是认同，而是“冒犯”。
　　(此内容为作者在日前举行的“屈原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
　　刘川鄂，1961年9月生于湖北建始。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等。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