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系列调查报告选登之一 跨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 2011年08月03日10:43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学科研究已经演变成为科学研究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不管是对国内外研究资助的观察还是有关高等教育变革的研究，人们都会发现，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正在进入主流，并因此特别需要引起研究决策、资助和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关注。
一、学科研究：起源、概念与进路
西方学术界对 “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关注和推动，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十分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20世纪并不仅仅是学科制度与学科知识持续积累、强化的时期，同时也是跨学科研究的成长与发展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磨合出一套完整的机制，并嵌入到教育、科研、评估、出版等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虽然这一知识生产链条依旧构筑在学科体系之上，并且有关跨学科研究的争议始终存在，评估跨学科研究的手段仍然不够成熟，但总是企图突破学科园囿的跨学科研究还是顽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在当代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不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跨学科研究的不断开拓与发展也说明，它并不应简单地视为学科体系张力的衍生物，而应当同学科知识一起作为我们拓展知识领域的重要途径和基本理念。
1. 从理解学科开始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被习惯译作“跨学科研究”，从构词法看“interdisciplinary”（包括连属的“interdisciplinarity”，多译作“跨学科性”），是由前缀inter-与名词discipline构成。其中，“discipline”源自拉丁文的“disciplina”和“discipulus”，前者指教导，暗含着获得他人所不拥有的专门知识的意味，后者指教导的对象，由此发展出它在现代的两重主要词义，即“学科”和“规训”。这恰恰反映出学科不仅是一套知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是具有约束力和引导力的社会建制的双重特点。
学者纽厄尔（William H. Newell）指出：“理解跨学科研究中学科的角色是理解跨学科的关键”。因此，在进一步了解跨学科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清理一下学科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认知—社会属性。
早在公元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在西方文明史上首次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并创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古典学科知识体系，该体系包括以真理为目的的“理论科学”（含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以规范人类行止为目的的“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修辞学等），以制作外在产品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如种植学、工程学、诗学等）。除了在认知体系上的分类，古希腊人还确立了教育上的课程体系。柏拉图在自己的学园实行了针对自由民的“自由七科”：文法、逻辑、修辞（由智者派提出）和几何、天文、算术、音乐（由柏拉图总结）。这一课程体系到12、13世纪仍被当时新兴的大学所使用。
直到中世纪晚期，出于新兴职业和教会及政府的外部需求，在大学中才产生了新的学科，包括神学、艺术、法律和药学。文艺复兴时期，在经济社会新变和重新开掘古典文化的刺激下，学校的课程科目体系又一次发生变革，源自希腊时代的“博雅七艺”地位不再那么突出，文法科分化为文法、文学和历史三科，几何科分化为几何与地理，天文科分化为天文与机械，数学也独立成为一门科目，希腊文、希伯来文乃至各国的本国语言都逐渐成为各大学和城市学校的固定科目。也是在这段时期，“discipline”被固定用于指称这些科目而具有了“学科”的义含。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数百年，是人类知识突飞猛进的时期，人们对世界的广度和深度的了解与认识获得长足进步，知识与商业、技术的结合在加强人们改造世界能力的同时，也反过来刺激知识自身的不断演化和增长。在这段时期内，对各类知识重新分类整理的风气从教会、各类学校弥漫到图书馆、博物馆和出版界，尤其是在17-18世纪纷纷涌现的各类百科全书代表了此期知识分类运动的综合性成果。同样是在这段时期，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门类得以建立并在高等学府中取得独立的身份和建制。以成立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为例，就先后设立了解剖学院、物理-数学学院、园艺及药剂实验室。某些新兴的社会科学门类也开始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晚期，各类学科走向独立已是大势所趋，康德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就表示：“任何一门科学自身都是一个系统；……我们也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大厦按照建筑术来进行工作，不是像某种附属建筑和当作另一座大厦的一部分那样、而是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那样来对待它，尽管我们后来可以从这个大厦到那个大厦或在它们之间交互地建立起一种过渡。”
但走向独立的自然、人文诸学科在初始时期地位并不稳固，康德在晚年发表的《学科间纷争》（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1798）一文中还替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地位不如神学、法律和药学打抱不平，想想后三者也不过是中世纪才在大学中出现，可见学科的独立包括其地位的消长都要经历一个过程。
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出现于19世纪。按照学者们的意见，学科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从认知和体制两重属性上去认识。从认知角度，首先学科要有独立的研究领域，由于自身边界的存在，我们才能勾勒出现代学科的地缘版图；其次，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专门知识得以积累，这些专门知识并为其他学科所普遍共享；第三，学科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第四，学科自洽于研究对象的陈述方式；第五，发展出一套与学科特殊需求相呼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并非所有的学校课程、研究领域或者博物馆、图书馆的分类都能成为学科，这意味着学科走向独立和制度化的过程因其自身在社会中形成的特有的知识—权力关系和运作方式而有着特定的路径。
具体来说，一般情况下，由于现代工业社会对知识与技术需求的增长，促使大学与各类职业学校开设相应的专科课程，培养出一批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同时也带来了相关的专家人群，他们的社会活动赢得更广泛的身份认同，逐渐形成所谓的专业团体，并进而出现专门的学科协会，使这些专家能获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制度性平台，大学也相应的设置了专门的教席甚至院系，以适应新兴学科的扩张。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互动，学科最终得以通过大学科系的形式完成其制度化过程。直到这时，学科才获得稳固的社会地位，它通过建制化的科系不断地培养专门人才进入社会生产体系，以科系和固定的教师科研队伍为组织争取资源，通过专业协会共享信息和扩大社会影响，从而更加从容地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手段和研究对象。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学科性”（Disciplinarity）都应当从以上两个方面来把握，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18世纪中叶就在欧洲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专门讲席，而它的专门化（professionalization）即学科化要到19世纪末才完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兴学科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诸学科纷纷涌现。以英国为例，皇家人类学院成立于1871年、英国心理学会成立于1901年，首个社会学教席出现于1907年，而首个国际政治学教席由威尔斯大学于1912年设立。尽管随后的整个20世纪持续上演着学科的分分合合，但现代诸学科的形成大致在20世纪前20年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学科快速增长的形势，学者奥利尔（Orrill）总结为：“到1910年，一般高校都出现了二十项甚至更多的在19世纪80年代所没有的新兴课程。”这些学科的产生都要经历学科知识分化和学科建制形成的过程。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能够成为独立学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涂尔干提醒我们：“人类思想的类别从不固定于任何一种明确的形式。有人不断地创造类别、取消类别和再创造类别：它们因时因地而变迁。”学科的体制化过程存在各自差异，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路径也不尽相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又是一个特有的历史结果，并非命中注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科形成过程存在的偶然性说明也注定了学科自身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正是跨学科研究得以生长的内在理由。
2. 跨学科的源起与发展
20世纪初学科现代化的大潮尚未完全消退之际，跨学科研究已接踵而至。1923年美国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就抱有促进各门社会科学相互交流的目的。30年代，至少有数个跨学科研究项目在美国展开，其中包括综合性的美国研究和风行至今的“区域研究”。SSRC还专门设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博士后奖金。各学科的专家通过项目得以整合，围绕共同的研究对象、集中各学科知识。学生也通过跨学科的教学项目获得关于特定领域的多学科知识和综合理解。今天看来，项目制对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学科整合是有效的，因此也被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29年还成立了医学史系，由于医学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也令该系成为最早的跨学科专门院系之一。
早期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主要出于知识生产专门化和知识需求综合化的张力。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科研计划中，如40年代美国开展的“曼哈顿计划”（即美国的原子弹发展计划），就需要集中几乎全部科技领域门类的专家，而评估投弹后的破坏力这类综合性课题更需要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学科集体智慧的整合。因此，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也是促使跨学科研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知识界面临重大的理论挑战，既有的知识体系面对深刻的历史现实要做出合理解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在对二战的反思之中，诸如德国、意大利为什么会沦为纳粹国家这类问题萦绕于每一个知识分子心中，西方世界进入一个知识危机的年代，同时，世界秩序和社会的重建无时无刻不在提出各种高度综合的现实问题，这些都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催化剂。关于跨学科研究在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原因，较全面的总结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教学研究及改革中心在世界范围进行的首次跨学科活动调查，该调查“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要、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对此，克莱恩和纽威尔（William H. Newell）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跨学科兴起的推力还包括“普通教育、文科研究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性交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实际上，无论是经合组织还是克莱恩等学者所总结的具体因素，都折射出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即20世纪中叶开始，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世界在加速形成（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知识生产的模式和配套的社会建制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体现在跨学科方面，不仅出现了针对性项目和专门科系，甚至出现了侧重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高校。
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可胜数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项目，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详细罗列，因为这些项目在今天的大学中依旧可见。甚至有学者研究指出，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各种跨学科项目还没有70年代的多。不过，这并不表示社会对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热情有所消退，因为相当数量的跨学科活动“以别的名字和面目出现”，造成统计上的差异。例如在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布林特（Steven Brint）等人就指出，美国在1975–2000年间跨学科学位项目的数量增加了250%。这种情况正如克莱恩所总结的：学科互涉活动正在占用从业人员越来越多的时间。并把惯常的结构和知识分类复杂化了。回顾20世纪60—70年代学科互涉试验的记录，基思·克莱顿（Keith Clayton）总结道，在“公开的学科互涉”方面没有多大的进步，但“学科互涉隐在的事实”暗示出学科互涉研究很可能在没有被标记为学科互涉的地方繁荣起来，比如在医学、兽医学、农学、海洋学，以及克莱顿早期的研究领域地理学。在“‘这一学科’正面”的背后，学科互涉正一派欣欣向荣。
在克莱恩看来，尽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机构的显结构（surface structure）一直被学科所主宰，跨学科处于一种“隐结构”（shadow structure）状态，但是，“20世纪后半期，随着异质性、杂糅性、复合性、学科互涉等成为知识的显著特征，显结构与隐结构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尽管跨学科活动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点。但上述显隐结构的平衡并没有改变。学科要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与跨学科活动之间势必存在张力。在近来一项针对学者和高校决策者的调查中，做出回应的423位学者中有71%认为：周遭存在对跨学科活动的阻力，或是来自体制上或是来自资助和文化上，体制的惯性倾向让他们局促于一个狭小而稳定的学科界限内；受访的57位院长、校长中，有同样感受的则占到全体的90%。
3. 跨学科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1972年是跨学科活动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年，经合组织（OECD）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CERI）在该年组织了一次专门针对跨学科活动的研讨会，研讨的成果结集为册，题为《跨学科：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问题》。书中总结了对“跨学科”的各种定义，指出跨学科旨在整合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学科，这种学科互动包括从简单的学科认识的交流到材料、概念群、方法论和认识论、学科话语的互通有无，乃至研究进路、科研组织方式和学科人才培养的整合。在一个跨学科研究集群内，研究人员应当接受过不同学科的专门训练，他们不断地相互交流材料、观点、方法和话语，最终在同一个主题和目标下实现整合。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显然继承了OECD在30多年前的那个定义：“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经由团队或个人整合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专业知识领域）的信息、材料、技巧、工具、视角、概念和/或理论来加强对那些超越单一学科界限或学科实践范围的问题的基础性理解，或是为它们寻求解决之道。”
长期致力于研究跨学科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两位学者克莱恩和纽威尔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定义跨学科：跨学科研究是一项回答、解决或提出某个问题的过程，该问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某个单一学科或行业所能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借鉴各学科的视角，并通过构筑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来整合各学科视角下的识见。
在众多有关跨学科概念的定义中，上列三种算是较有代表性的表述。学者曼西利亚（Verónica Boix Mansilla）也提出了大致相近的定义，但他同时强调在其定义中所突出的跨学科研究（或者说跨学科性）的三个特性，即意图性、学科性和整合性。首先，跨学科是有意为之的活动，目的在于拓展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而不是终结它，换句话说，即提高我们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其次，跨学科研究要基于学科知识，不仅仅是学科研究的成果还包括它们的思维模式特点；第三，跨学科研究重在整合而不是并列各种学科视角，要达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实际上，前引三种定义也都不同程度的涉及了这三个特性。
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热普科（Allen F. Repko）提出了一个更加整合和简明的定义：跨学科研究是一项回答、解决或提出某个问题的过程，该问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某个单一学科所能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借鉴各学科的视角、整合其识见，旨在形成更加综合的理解，拓展我们的认知。
理解跨学科，除了把握其定义，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与跨学科相关的一组概念。事实上，在20世纪学科地位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出现了跨学科这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进路。克莱恩指出，在20世纪60-70年代跨学科兴起的大潮中，同样受到追捧的还有“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概念。马塞（L. C. Masse）等人也提到过“交叉学科（性）”（Cross-disciplinarity）与跨学科同步发展的事实。除此之外，经常被提及并易与跨学科概念发生混淆的还有“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
上述概念背后具体的研究理念和进路都包含了突破学科疆域、实现知识整合的成分在内，如果我们只是泛泛地说“跨学科”的话，也许上述几种概念都可以置入“跨学科”概念的框架之下。1972年OECD的报告中就划分了四种类型的跨学科活动，包括：（1）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将各种学科知识并置在一起，有时学科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例如音乐、数学和历史；（2）复合学科（Pluridisciplinary），将多少有些联系的学科并置在一起，如数学与物理，或如法国的“经典人文”将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合并在一起；（3）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表示多个学科的交互活动，即我们一直在提的这种“跨学科”；（4）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意图为一组学科建立某种共有的原则体系。
许多学者都进一步比较过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同异，从克莱恩、奥格斯堡（Tanya Augsburg）和热普科等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是否及如何整合（integration）学科知识是区别它们的关键。例如多学科进路，它仅仅实现了学科知识的叠加而非整合。即使是在一个共同的环境、共同的团队中，来自各学科的人员仍旧自行其学科之道，学科知识在多学科的工作框架内只是共享和层叠，学科之间并无明显的互动，学科边界也没有被侵犯，易言之，学科知识并没有在多学科活动中得到拓展或改变，学科间建立的联系也是有限和暂时的。
交叉学科是指用一种学科视角来考察另一学科的对象，比如对音乐的物理学考察或者对文学的政治学考察。乍看上去，这类研究活动似乎天然与跨学科研究亲近，但与跨学科强调学科知识的互动整合完全不同的是，在交叉学科研究中，作为手段的学科占有绝对的主导权，研究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方法都来自于它，而另一学科仅仅是提供被分析的对象，这种活动并无意促生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领域。尽管交叉学科有清晰的理念，但要完全在现实操作中贯彻这种理念并不容易，因为要严守一个学科的进路、不受对象学科的干扰并且得出令人信服又饶有趣味的结论，这既考验研究者的学科知识与技巧，同时也考验着他们的定力。
超学科进路包含了更丰富的内涵。按照克莱恩的理解，超学科完全打破了学科的疆域。它不遵循学科的规范程式，而是在参考不同具体学科的概念、理论和进路的基础上，力图在超越学科的视野中构架全新的解读框架和研究范式。超学科研究产生的知识很难被归属于或导源于某个具体学科。例如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都属于克莱恩所说的超学科范畴。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在《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中用“契合”（Consilience）来描述这样一种研究进路，即通过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共舞”（jumping together），从而创造出共同的解释基础。这种“契合”正是超学科致力实现的目标。学者拉图卡（Lattuca）提供了一个有关超学科的更简明的解释，称它是“穿越于学科间，运用其概念、理论或方法，意在发展出一种总体性的综合”。
相比之下，跨学科概念被赋予的意义最丰富。在跨学科活动发展的近百年间，它曾被理解为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一套方法或具体操作，有时还被理解为一种哲学或自反的观念体系。不过，总而言之，它是为了解决单一学科所无法应对的问题而形成的一种进路。面对由学科带来的知识体系内部各囿门户、扞格不通的情况，不同于交叉学科用一种学科进路分析另一学科研究对象，也不同于超学科致力于发展一个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解释体系，跨学科的应对方式是：针对某一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现实问题的解读和处理，在学科视野的基础上重构“学科知识单元”（即在学科视角下所获得的见解与洞察），使有关的知识单元在以问题为指向的新框架内实现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获得对该问题的新认识（不同于单一学科视野下的认识），也可能提出新的问题（跳出学科框架下的问题域）。
上述对跨学科概念及其与相关概念间差异的清理，还有助于我们把握近二三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教育界衍生出的各种近类术语，比如反学科（anti-disciplinary）、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前学科（pre-disciplinary）等等。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它们还是前述的几个概念，都是学科作为“第一原理”构筑的知识体系内部张力的结果。我们无法离开这个由学科构筑的知识体系，同时又从未满足于由它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无论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还是跨学科都是知识界努力探索穿越学科界限、开拓认知世界的进路，不过跨学科似乎是迄今为止最受关注、最多尝试的一条。
二、国外跨学科研究的现状
1.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和知识成果的激增
跨学科活动首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20世纪初，美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运动尽管与当今意义上的跨学科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但是却表现出了跨学科活动的雏形。而当今意义的跨学科研究则需通过现代科学的历史来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导致了诸多研究所和实验室的建立和大规模合作项目的形成，以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一般认为，正是从那时开始，跨学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具有了合法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由政府或工业界出面成立和支持的重大研究项目和研究实验室不断增多，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资助了第一个材料研究实验室，并于60年代建立了若干个跨学科实验室（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Laboratories）；而工业实验室的成立与实践更是为全球确立了“问题为导向”（problem-driven）的跨学科研发的标杆。到20世纪末，美国工业为全美研发活动提供的经费占到一半以上，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则仅为40%多。正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的巨大变化，研发投入模式的转变、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教育领域内部的改革欲求，使得科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成为必须，解决复杂问题所必需的跨学科研究获得极大发展，大量的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在大学中纷纷成立，甚至有些国家还建立了新的创新型大学，将“致力于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知识创造与传播”作为其使命。
在大学内部，开展跨学科研究大多以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为单位，相关研究认为，研究中心是将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集合在一起的一种最佳组织形式。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调查显示，哥伦比亚大学对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始终非常支持，研究中心和其他形式的跨学科研究部门可以由学院建立，而无需得到大学理事会和校长的批准，在该校这类单位1996年有105个，2001年有241个，2004年达到277个。学校认为，与系比较起来，研究所和中心在规模上更大、资源更多，对学校的贡献也更大，其中有些比传统的系还更具有知识的影响力。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在院重点课题经费的资助下，对世界上148个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查，在最后收编成书的4531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有962个属于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占总数的21%。鉴于这个数字基本上不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因此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科研体制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情况下，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这不仅说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说明这一研究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坚实的制度支持和保证。
在国际方面，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联合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INTERSTUDY) 成立，“标志着跨学科研究已进入国际化轨道，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每隔2~3 年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交流跨学科研究的活动及组织管理问题，如大学的跨学科研究、高技术公司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组织管理和设计等。”此外，OECD也是跨学科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OECD就组织了 “大学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活动调研”，而在这一调研基础上出版的文集《跨学科：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问题》（Interdisciplinarity: Problem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1972）则对跨学科的定义、跨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大学中跨学科活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内容对此后的相关研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而OECD于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的研究成果，更是指出了跨学科研究的未来趋势，一项对OECD成员国的调查显示，在未来10~15年当中，最重要的科技发展将存在于各种技术之间的诸多潜在联系和明显的向跨学科发展的趋势之中（OECD，1998）。OECD发表于2000年的论文更提出建议，指出其成员国应着手确定哪些是对于新经济至关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并确定推进这些领域中的研究活动的备选机制。
随着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开展，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根据对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三大数据库的文献调研，以“跨学科”（interdisciplin*或multidisciplin*或transdisciplin*或crossdisciplin*）为检索词在“标题”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段为1996年至2010年，检索时间为2011年2月17日），共检索到8529条记录，经分析可以发现：（1）与跨学科有关的论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1996-2000年发表相关论文2062篇，2001-2005年为2765篇，2006-2010年为3702篇；（2）社会科学领域与跨学科相关的研究占总体研究的42.6%，其中心理学、教育学、图书情报学是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前三大学科；（3）根据论文第一作者所在国家进行统计，可见发表论文最多的5个国家是美国（37.3%）、德国（10.2%）、英国（8.9%）、加拿大（5.4%）和法国（4.1%），而中国处第18位（0.9%）。美国的哈佛大学（0.99%）、德克萨斯州立大学（0.96%）和华盛顿大学（0.89%）是研究该问题的主要机构。
此外，在ISI科技会议录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CPCI-S）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CPCI-SSH）数据库中，同样进行上述检索发现，跨学科研究领域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数量亦呈上升趋势，其中1996-2000年发表会议论文565篇，2001-2005年为917篇，2006-2010年为1298篇，这些国际会议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工程、医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除了发表在学科杂志上的采用跨学科方法形成的研究成果，一些专门的跨学科研究刊物也在上世纪70 年代以后相继创刊，如《跨学科史学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69年创刊）、《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1976年创刊）以及《跨学科研究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1989年创刊）等，特别是美国整合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grative Studies）的刊物《整合研究问题》（Issues in Integrative Studies）专门探讨诸如跨学科理论、项目开发、评估、教学法等等广泛的跨学科问题。这些刊物的创立、出版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表明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及有关跨学科活动本身的研究已广为学术界所关注。
2. 跨学科教育活动的开展
教育领域是跨学科活动的最原初的基地，在国外有关跨学科问题的研究中，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教学是并行的两个重要主题。以美国为例，美国学者艾伦·热普科（Allen F. Repko）在他的专著《跨学科研究：过程与理论》（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Process and Theory）中，对跨学科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做了大致描述，他指出，跨学科本科教学计划出现于20世纪初，最初几十年处于一种试验阶段，而到90年代中期这些计划日臻成熟。目前，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学位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NCES）列出的33个最受欢迎的本科专业中位列第13，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每年取得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学士学位的学生平均人数达到26000人/年。
《彼得森四年制大学》（Peterson’s Four Year Colleges）2006年版显示，毕业于全国367个相关教学计划的学生有可能继续寻求为数众多的跨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一些大学，跨学科研究计划已经取得了系或是独立学院的地位，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多，例如在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入学人数在2004年秋季为325人，到2008年1月已经超过600人，同一时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跨学科计划的入学人数从1800名增加到2300名以上。
此外，统计数据还显示，美国2003-2004学年部分主要学科群内部综合、交叉、新兴类学科学位授予数占本学科群学位授予总数的比例已相当高，其中农学、教育学、法学的比例分别达到12%、15%、17%，生物学与生物医学学科群的比例高达67%。
3. 科研管理和资助机构的政策推动
鉴于跨学科研究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学术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各国的相关科研管理部门纷纷对跨学科研究活动给予额外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以期提升和扩大学术研究应对社会需求的能力。
欧洲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即开始强调跨学科活动对于提升欧洲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性。在其1995年发布的“创新绿皮书”（Green Paper on Innovation）中，该委员会指出，现有（教育和培训）的制度结构及其对待变革的态度极为僵化，妨碍了它们调整和更新计划的能力，这一问题被认为是欧洲能否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的四个重要障碍之一。委员会还指出，各类教育行政体系是僵化和缺少灵活性的根源，因此强调需要“全面打破学科之间的屏障”。鉴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其第五和第六个框架研究计划内，欧洲委员会进而明确鼓励跨学科研究和对跨学科进行研究。这样一种认识的提出和具体框架计划的制定，对于欧洲各国起到了强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欧洲各国的研究、研究管理与资助机构都围绕框架计划制定自身的研究发展规划，并将跨学科研究活动作为重要的方面给予强调和支持。
在英国，八个重要的研究理事会中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为密切的“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和“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都将对跨学科研究计划给予支持和资助作为其职责范围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2009~2014年战略计划中，理事会特别提出“合作是研究和解决复杂挑战的根本”，而合作的形式包括研究团队、跨学科研究、国际项目以及和企业、政府和其他第三方组织的协议。在新的战略计划中，理事会确定了“全球经济表现、政策与管理”、“健康与福利”、“认识个人的行为”、“新技术、创新与技能”、“环境、能源与恢复力”、“防卫、冲突与公正”和“社会多样性与人口动态”七个重点领域，针对这些课题，“采用跨学科合作”、“创新跨学科方法”、“创建更为综合的跨学科研究共同体”以及“获得对某一问题的跨学科认识”等措施和目标遍布其中，成为重中之重。
在德国，为大学和其他公立研究机构提供资助的重要机构德国研究联合会（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 DFG）也将促进跨学科研究作为其使命之一。联合会认为，全球化的知识社会越来越需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而且很明显，当今科学的进步通常出现在各学科知识的边缘地带和交叉部分，因此联合会特别关注促进跨学科性和网络化。联合会利用各种资助手段，诸如设立重点计划、合作研究中心等，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竞争来推动最优秀的研究，而且希望鼓励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并促进高效的研究结构的形成。由于联合会将支持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看做自身的责任，因此促进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成为DFG资助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了英国和德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资助机构也都在设立跨学科的研究计划或重点课题。例如，在芬兰，国家研究理事会为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提供3~5年的资助。近年来，获得资助的课题有“边缘化、芬兰的不平等和民族关系”（2000~2003），“俄罗斯和东欧研究”（1995~ 2000），“变化中的俄罗斯”（2004~2007）和“社会资本和信任网”（2004~2007）。今后，针对某些被认为特别重要和值得加强的领域，研究理事会还会增设新的课题。在瑞典和挪威，较长期的大型跨学科研究课题也已在进行中。
法国的特点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是按学科划分的，但即使如此，法国研究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都资助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新成立的博士学院中也纳入了跨学科的培训。尤其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扶植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该中心制定跨学科研究计划的主旨是促进跨学科研究，以增进知识、确保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心将推进跨学科计划的目的归结为两个方面：在不同传统结构的边际地带推进新的科学领域的形成；应对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挑战。中心在其2003年公布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书”中决定为不同领域的22个跨学科项目提供每年将近2000万欧元的资助，相当于CNRS提供的实验室总资助金额的9%。上述项目的资助年限最短为4年，最长为10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CNRS的人文社会科学部直接参与协调上述22个跨学科研究项目中的7个，同时还积极参与另外14个项目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部对上述项目的积极参与体现了该部门优先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宗旨，也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平台。
美国是跨学科研究开展最早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美国科研领导机构开展了广泛调研，在国家层面积极运用宏观政策，引导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同时在研究资助上也给予倾斜。本世纪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等权威机构共同组成的促进跨学科研究委员会，在凯克基金会的资助下对美国科学界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其研究报告《促进跨学科研究》（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于2004年出版，报告分为10章，围绕跨学科的定义、跨学科研究的驱动力、成功的跨学科工作的本质、跨学科的学生和学术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和任务、跨学科教育和研究的制度障碍以及推进政策、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评估等问题展示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相关分析，并在报告最后对研究结果和建议进行了综合, 为所有与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有关的部门、人员提供了总体的指南。
除了上述战略性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等资助提供方也加大对跨学科研究的经费支持。2004年，基金会从国会申请到的用于研究和相关活动的41.1亿美元当中，有7.65亿美元（较之2003年增加了16.5%）是指定提供给四个重点研究领域的，而这四个领域均为跨学科的领域，它们是：环境中的生物复杂性（Biocomplexity in the Environment）、信息技术研究（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纳米科学和工程学（Nanosca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以及人类与社会动态（Human and Social Dynamics）。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类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在2004财政年度当中为其新的进程计划（NIH Roadmap）作出了1.3亿美元的预算，而在之后5年中的计划预算是21亿美元，这笔费用将用于支持其最新计划中的跨学科培训项目、研究中心以及以促进合作为目的的会议。除了公共资助之外，私人资金对于跨学科努力的支持也已经出现，例如2003年4月，美国凯克基金会（W. M. Keck Foundation）投入4000万美元，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科学院凯克未来创新活动”（National Academies Keck Futures Initiative）提供为期15年的资助，而该项活动的目的正是在于“刺激新的探索模式，打破跨学科研究的概念障碍和制度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私人资助的中心也向大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开放，为其提供经费等方面的支持。
从上述例证可看出，这些国家都将其科学研究的重点放在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放在回答最为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应对挑战和抓住机会上。实际上，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由于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答案和方法也不可能从单一学科的研究中寻找，因此，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重大研究领域和重点问题研究取得成功所必需的途径和方法，其基础性地位正在得到确立。
三、国外跨学科研究的资助与管理
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科之间的边界地带，经济和社会创新呼唤来自不同学科的投入，同时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些紧迫的、全球性的挑战也需要跨学科的认识和对解决方法的探索，不少国家都极大地加强了对跨学科研究的资源配置和资助力度。
1．确立总体的资助政策和发展战略
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等学术权威机构发布了《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报告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建议：联邦和各州的所有资助机构都要进行相应改革,以利于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建议的措施包括:专门针对交叉学科制定资助计划,为概念验证工作提供种子资助机会,资助交叉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交叉学科会议,发挥专业学会的作用,构建完全化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等。
2005年，芬兰科学院也发表了《促进跨学科研究》（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Case of the Academy of Finland）的白皮书，主旨在于制定研究政策，开发评估机制和创建组织机构，以鼓励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科学院研究小组利用三个年度（1997、2000、2004）的一般研究拨款的数据，对研究者和官员的调查访谈，以及文献调研，分析了科学院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措施，并特别提到应对资助机制进行调整。其中指出：除了在所有研究中鼓励跨学科性之外，还应有一些特殊的措施，例如为大型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和联合体提供初始的种子基金，为个人研究者提供的研究经费须有助于提高资助获得者的现有能力，另外，还应设计配套模式，也就是资助机构提供50%的经费，而大学和研究所提供另外50%，这种方法可以鼓励目前以学科为单位的大学和研究所拨出更多的经费来推动跨学科研究。科学院认为，通过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不仅具有全国性，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
2．确立重点资助领域引导跨学科研究
在许多国家，专业理事会或基金会是分配政府研究资助的一个重要渠道，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德国研究联合会（DFG）、法国国家科研署（ANR）、法国国家科学基金（FNS）、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和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等等。这些研究会和理事会大多通过确立重点研究领域来决定经费的分配去向，而这些重点领域都是以集合多学科的参与为基本前提的。
例如美国科学基金会2003年的跨学科优先资助领域包括：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技术研究、纳米科学与工程、面向21世纪的学习。2004年优先资助领域的前三项与2003年相同,第四项是人类与社会动态。这些都是前沿领域和具有重要国家利益的领域。
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下设的研究重点委员会（Research Priorities Board）也将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作为其政策重点。委员会在阐述其政策时明确表示：委员会欢迎提交高质量的跨学科计划，目的在于鼓励在不同学科中工作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为被研究的问题寻找恰当的答案，并使研究人员掌握跨越传统学科界限来解决问题的必要技能。在对支持跨学科研究的政策与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临时性的措施，即希望所有申请者在他们提交计划的“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部分标明他们计划开展研究的跨学科程度，说明涉及的学科和技能以及理由，说明需整合的学科的范围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整合，并就与社会科学范畴之外的学科建立联系作出解释。除此之外，委员会还特别指出：有效的跨学科整合需要时间，而且由此将影响到项目的经费，也就是说，委员会认识到跨学科项目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助。
除了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英国联合研究理事会（UK Joint Research Council, 2000）从更宏观的角度对英国的学术资助机构提出建议，认为应更多地考虑在以下几方面为研究活动提供资助，其中包括：联合各所大学，对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学者的学术活动提供资助，以促进更多的合作；鼓励在所有水平上的和双向的学科跨越（discipline hopping）活动，包括给予相关研究人员休假的政策支持；针对跨学科活动的特点，鼓励建立研究中心；促进形成新的机制，以提供更多学科间相互作用的机会；为跨学科研究人员和相应职位提供资助；资助博士生从事边缘性的研究等等。
同样，为了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未来的繁荣与人民的福祉，澳大利亚政府于2002年确定了四个国家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环境可持续的澳大利亚、改善并保持良好的健康、建设并改造澳大利亚工业的前沿技术以及澳大利亚的安全。这些重点领域从酝酿、确定直至完善，始终都在采用跨学科的工作方针。而且这四个重点研究领域也成为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最大的资助对象，例如在研究理事会2005年“联系计划”中获得资助的项目有488项，资助金额总计为115,916,402澳元，其中86.5%是属于国家重点研究领域中的课题，而最大部分（占“联系课题”资助总额的31.7%）提供给了“环境可持续的澳大利亚”这一重点领域。
3．创建和资助跨学科研究所和研究中心
世界科学技术竞争的加剧，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使政府赋予了大学开展针对性研究的重大使命，“任务导向型”的资助结构使得综合性大学纷纷建立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以应对政府、业界和社会的需求。这些中心和研究所既可以获得大学的统筹经费，还因其研究工作的跨学科性、前沿性和应用性而获得政府、企业和其他资助机构的外部支持。这些中心还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既可以长期存在，也可以在任务结束后解散；既可以始终保持着最初目标，也可以改变其学术重点。这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获得资助上较之传统学科院系更具优势。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跨学科研究的一大举措就是资助科学技术中心(STC) 、学习科学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的建设。其中，STC的经验最值得借鉴。STC通常是由多所大学组成，其中以一所大学为主，中心一般还有政府实验室、公司及非盈利机构等参与。STC的工作包括三方面内容：从事以大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开展创新性教育活动，鼓励知识向社会其他部门转移。对STC的支持是长期的，一般持续10年左右。从1989年开始，科学基金会共分5批支持了近40个STC项目，对每个中心每年的资助金额在150-400 万美元之间，此外，合作伙伴有相应的资金配套。
在大学内部，尽管管理层对专事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创立持谨慎态度，但是一旦成立即可获得稳定的经费支持。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多校区研究部门（MUR）和组织化研究部门（ORU），这种资格必须经过评估才能获得，而一旦获得资格，即可享有独立预算的地位，行政管理、薪水津贴、设备仪器等都可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大学还从科研经费预算中划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资助项目的专项资金，用于包括研讨会、数据库开发、建立研究记录以获得外部支持等活动。
在澳大利亚，其研究理事会提供资助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ARC研究中心”计划，在2004~2005年，研究理事会资助了一系列的中心，包括“ARC卓越研究中心”、“ARC研究中心”、合作资助的“卓越研究中心”等等。在该年度获得ARC研究中心地位的机构将在2005~2009年间获得总额为1.22亿澳元的资助，且另有0.71亿澳元由其他捐助组织承诺提供的资助。
较之传统的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机构能够更多渠道地获得外部的资助。丹麦商业研究院发表于2008年的“跨学科思考：研究与教育中的跨学科性”（Thinking Across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ity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报告即通过数据分析，显示跨学科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比单一学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获得更多的外部资助，这些外部资助来自商业、研究理事会、基金会、公共主管当局以及国外组织，而国外的资助以欧盟计划为主。数据显示，跨学科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平均每年获得来自国外的资助为67000丹麦克朗，而单一学科研究机构中的人员每人每年获得的国外资助为34000丹麦克朗。这显示了跨学科研究机构更高的国际化程度和更强的多渠道获取知识和资源的能力。
4．通过课题、计划和奖学金对跨学科研究进行资助
课题资助是对跨学科研究提供资助的重要方式。上文提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公布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书”，其中为不同领域的22个跨学科项目提供每年将近2000万欧元的资助。这些项目被划分为五个领域：“生存及其社会挑战”（The living and its social challenges）；“信息、通信与知识”（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环境、能源与可持续发展”（Environment,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纳米科学、纳米技术、材料”（Nanosciences, nanotechnologies, materials）；“宇宙粒子：从粒子到宇宙” （Astroparticles: from particles to universe）。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这些项目提供资助的年限最短为4年，最长为10年。每个项目都任命了学术指导人、项目主任和程序委员会主席。每个项目的说明中大致包括了这样几项内容：项目的主旨（或目标与前景）；国际、国内或欧洲的背景；参与的团体（所涉及的不同学科领域以及研究者和实验室的数目等）；对项目的描述；进展情况；活动方式；主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包括发起组织的大型国际会议、活动等）。具体如“信息、通信与知识”中的“信息社会”项目，资助年度为2001~2005年，项目的主旨在于阐述技术创新的社会影响，参与的学科和团体涉及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律，还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等专业领域的学者。“信息社会”计划围绕三个主题进行组织，即“知识管理与多媒体内容”、“人与信息体系的互动”、“建设一个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
对于刚刚进入研究领域的初级研究人员，一些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也积极地培养他们的跨学科研究理念，并为他们参与跨学科研究创造条件。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在其奖学金和资助计划网页上就刊登了相关的说明，告知年轻的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其研究工作和理念将对社会和学术成就产生长期影响的初级研究者，有希望从理事会得到经费的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这些资助计划通常是针对那些处于既有的学科之间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希望通过提供相应的支持，确保涉及某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某些地区以及某种严峻社会挑战的相关知识和专长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些计划推进知识生产的多样化，并确保向具有不同视角、背景和民族的学者开放。迄今SSRC已经资助了世界各国的一万多名研究者和初级学者，研究的课题从非洲青年与全球化到中东和北非的公共领域；从人类性行为到拉丁美洲的记忆；从信息技术的社会作用到国际移民的起因和影响等等。SSRC的大多数资助计划都是针对社会科学的，但也有很多是面向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
5. 对研究计划和成果的评估
评估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跨学科活动因其特点而面对着诸多的挑战。尽管存在许多难题和挑战，但是为了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满足资助机构、科研管理部门以及研究者本身的需求，仍然有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展了有关评估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共识。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科学院等机构的报告，即是在广泛调查和咨询的基础上出台的。另外，哈佛教育研究学院的跨学科项目（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Projec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2003），用了2年的时间对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 ML）等几个研究所和研究计划中的60位研究人员进行调查，最终的调研成果在此后的有关研究中被反复引证，是有关跨学科评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实证研究成果。2004年美国科学院发布的报告《促进跨学科研究》(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 利用其中的“评估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成果”一章全面地阐述了与评估有关的挑战、跨学科研究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并对一些机构的可资借鉴的评估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特别系统地提出了针对人员和机构的评估方法。
对于如何衡量跨学科研究的质量，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存在单一的量化标准，然而注意以下4个问题将有助于满足跨学科评估的独特需求。这些问题包括：（1）关注共享的问题：这种问题没有单一学科的解决方案，明确地要求互补和整合的学科视角，是多学科参与者都感兴趣的问题，是大胆创新但仍然可控和具有重要性的。（2）满足良好工作的社会条件：在评估跨学科计划时，有效的合作研究所需的条件值得密切关注。（3）满足多个学科的标准：高质量跨学科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它应满足该工作所包含的诸多学科的质量标准。跨学科工作需要与多个学科共同体对话，如果不被学科的同行承认，很难确定它是好的研究。（4）实现有效的综合，成功的综合可以提高研究者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解，给出综合的解释，揭示其创造性的方面，或得到新的解决方法。
在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看来，正确的评估程序是对跨学科工作进行恰当评价的基础，而在评估程序中最重要的是选择能够胜任的评估小组成员以及对他们在评估中的意见进行有效管理。跨学科评估小组的组成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评估成员的组成须具有战略性广度，覆盖宽泛，并包含多个学科的视角，可以敏感和有效地适应所评估工作的特殊性。其次，评估小组需要寻找那些对工作主旨最为了解的专家和管理者。当一项研究工作找不到明确的学术共同体时，可以要求申请者建议适合的评估者，此外，还可以请求从事此项工作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提出意见。第三，有了足够的能够胜任的专家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多学科的讨论通常导致误解或是大家各说各话。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评估小组中实验性地纳入“翻译者”。“翻译者”应能够在多学科小组中弥补大家的认识差距，他们应对该项跨学科活动所包括的大多数学科有所了解。最后，评估小组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他们应该熟悉一个领域的早期工作，勇于承担风险，能对平庸和停滞提出批评，有能力判断哪类工作在理念上具有创新性，能够培育探索中的领域，并反过来推进科学的发展。
总之，对跨学科研究进行评估的专家小组最为需要的是打破其专业背景的限制来对研究进行思考，对于研究涉及的诸多领域有“共鸣”或“无偏见”，而且还应能够召集多学科的专家提供咨询和建议。
最后，有效性和影响是跨学科研究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的研究也都论证了这一点，如有学者指出：跨学科的影响通常是发散的，在时间上有所滞后，分布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形式的引用实践中。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也指出，跨学科研究的许多长期影响很难预测，或是可在5年的时间内检测到，年度的测评是不可能完成的。有的研究机构甚至明确指出，评价大型跨学科合作的投资回报或增值贡献的较为合适的时间框架可能需要超过20年的广泛的历史视角。有大量例证表明，长期影响不可能在项目的启动时预测和衡量，一些大型计划会刺激多个领域中的新的认识的形成，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计划以及诸如地表板块构造论和光纤缆的开发等大规模努力都具有长期影响的证据。
四、国内跨学科研究的大致状况
1. 国内跨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况
过去十年，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2001—2005年)规划中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努力占领科学的制高点；要加强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结合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中也提出：“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重点建设一批能够增强原创能力、推动理论发展的基础学科，一批有较强对策研究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应用学科，一批立足学术前沿、注重前瞻研究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除了政策性支持与引导之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从2000年起也在课题指南中做出说明，鼓励跨学科项目申报立项，并从项目的审批和评审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规定。
不论从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需求着眼，还是从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实际出发，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随着对跨学科研究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国内一批重要的研究单位纷纷建立成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浙江大学组建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依据各自的研究重点方向建设了多个跨学科研究实体。许多大学研究机构用多种形式发挥学科群体的优势，通过不同层级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构建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些跨学科研究实体的组建为我国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证。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像“夏、商、周断代研究”、《2020年的中国——对未来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展望》等一批重大跨学科研究项目已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已累计发表跨学科研究论文343篇，专著20多部（数据来源于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2. 对跨学科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我们通过期刊界垂直搜索网站，使用“跨学科”和“交叉学科”为检索主题词和关键词，对2000－2010年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刊发的学术论文实施检索，结果发现：哲学和宗教研究分类项发布的跨学科论文数量为23篇；社会科学总论分类项下发布的跨学科论文数量为236篇；政治和法律分类项下发布的跨学科论文数量为55篇。如果包括全部学科和专业，跨学科论文的数量则为2136篇。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占到与跨学科研究有关的论文总数的15%。
另外，利用中国知网，使用检索词“跨学科研究”，对1979—2010年间国内多种刊物上涉及跨学科研究的文章进行跨库检索，共检索出343条记录（检索时间2011年2月17日）。经过一一核对，剔出其中的征稿启事、会议综述、人物介绍等非学术性文章，得出有效文章276篇。基于这些论文，我们尝试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根据论文发表的时间，将国内相关成果的出现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可见如下结果：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论文产出量一直很少，14年间，共计发表论文26篇，每年平均不到2篇。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2003年，这个阶段发文量比上个时期稍有增加，11年间共发文86篇，平均每年8篇左右。从2005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论文数量有了进一步增加，6年产出论文186篇，平均每年31篇。这一时期的论文显著集中于教育类刊物。在186篇文章中，有68篇发表在教育类刊物上，由此可见跨学科的论题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博硕士论文，说明该主题的研究趋向系统性和深入性。
其次，从论文作者的情况看，发表过5篇以上论文的作者有两人，其中刘仲林8篇，鲁兴启7篇。这两位学者均为“国内跨学科研究”的核心作者。特别是刘仲林，其发表论文的时间跨度较大，从1991年到2009年，说明他一直在关注着这一领域的发展，他的研究对于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主题进行粗略的归纳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有关跨学科研究的大致脉络和趋势。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我国学者发表在国内学术杂志上的论文，主要是翻译介绍国外有关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人物、学术论著及学术观点等内容，例如：童斌在1979年发表的《跨学科研究与历史学》一文中介绍了西德拉因哈特?科泽勒克的跨学科研究，尹国其翻译了东德H.帕尔特尔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几个问题，王兴成、陈传康论述了跨学科研究及其组织管理、跨学科研究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等等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更为全面和综合介绍国外跨学科研究发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的文章陆续发表，例如，王兴成的“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历程和启示”；“跨学科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刘汉玉的“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秦麟征的“跨学科研究的未来”，以及朱桂龙等人的“刍议跨学科研究的界定”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10年，国内跨学科研究逐步升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在我们检索到的300多篇文献中，这一时期约有200多篇，约占66%。同时，这段时期的学术论文呈现了多主题、多角度、多学科参与的多样化研究态势。这一时期的主题范围更大扩展，具体涉及：对国外的跨学科研究状况的介绍；对跨学科活动的基本理论、组织管理和成果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实证、案例的介绍、评论和研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思考；对教育领域内开展跨学科活动的分析和研究等等。
五、跨学科研究的选题思路
1. 将跨学科作为一个主题范围的研究
根据对国内外相关实践的观察，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有赖于权威的研究管理、资助机构制定相关的政策、确定重点研究领域并在资助和管理评估方面有配套的激励政策和措施。因此针对以上几个方面都可以设置具体题目来开展研究，特别是权威的管理部门应组织开展比较大规模的调查，了解国内目前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所处的地位，他们的课题申请是否顺利，研究资助的获得渠道是否通畅，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是否得到了恰当的评估，跨学科教育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有否得到重视和开展，特别是通过调查，国家权威研究管理机构能够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措施，对相应的活动给予支持，以切实推进跨学科研究。
2. 将跨学科作为一种方法的研究
跨学科最重要的意义是通过整合各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知识，获得新的发现、认识和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无所不在，而目前最重要的是依据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吸收其他国家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经验，提出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课题方向，并据此集合各学科的力量开展合作研究，提供专项的经费支持，由此搭建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平台，推进学科的合作与整合，推进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并产生跨学科高度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应用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周朝成：《当代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刘小鹏、蔡晖：中美主要资助机构支持交叉学科研究之比较，《中国基础科学》，2008年第3期。
[芬兰] S. 凯斯基南、H. 西利雅斯，黄育馥摘译，2006，“研究结构和研究资助的学科界限变化——欧洲8国调查”，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