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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10日   10 版）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平时读的书比较杂，涉及很多学科，不过最近读的这本《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和我的专业有关。书的内容是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学者。文集所收的论文论及的时间范围跨度很大，涉及20世纪新史学发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勾勒了一部近百年的史学史。新史学不同于旧史学，在中国旧史学中，早一点的史书就进入了“六经”，后来有《二十四史》，有历朝实录，有各种官私史书，也有各种志书、碑传等等。新史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西文化交流之下产生的，它最核心的特征是离开了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叙述主脉，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重新阐述、解释中国历史，更关注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命运，同时具有了世界史的眼界。

    史学在很大意义上是和政治紧密联系的，是关乎国运、民生的。近代中国国运的兴衰、社会的变迁没有一次不在史学领域有明显的反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列强的抗争中遭到惨败，迫使国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为什么弱到这个地步，应当要怎么办？这些思考往往是从历史入手的，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历史的观念分析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在世界历史的观照下，认识中国的地位。一些论文对20世纪新史学的许多现象做出了新的解读，给我们以启发和思考。比如，曾经在晚清鼓吹革命的“国粹学派”，他们接受严复等人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要解决中国发展“始骤而终迟”状况，提出要效仿欧洲15世纪的“古学复兴”（今译文艺复兴），总结西周时代的学问，抛弃帝王时期的君臣观念，建立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民族国家”。其代表人物黄节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是时耶？”他坚信先秦时代的古制已给中国进入现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从屈折转变为自由”会比其他国家容易，用先秦“君民共治”的“东方伦理”对抗白种人的全球霸权。这一评论，扭转了把“国粹学派”仅仅视为守旧派的传统看法。

    又如，当年以胡适科学史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通过古史辨掀起了史坛的轩然大波，当年很多学人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古史辨派最核心的观点是对中国上古史的怀疑，这种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是与五四以来胡适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与学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相一致的。疑古派颠覆中国的古代历史，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是虚无的，根本没有三皇五帝，这样一来，就把传统的经书都置于空中楼阁了。这样，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就是必然的、合理的了。

    与此同时，出于爱国情怀，章太炎也对古史辨的疑古提出质疑。他认定古史辨思潮是承袭日本人拆毁中国古史的余续，因此要“救史保国”。他看似保守的言论，有其产生的合理原因。他认为疑古的负面效应是将使国人“暴弃学术，酿成束书不观之弊”。他说：“无史之国，每易沦亡”，因此他慨叹：“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也已”。论者说：“在他看来，争论古史真伪，在求知求是方面的意义本来不大，而在现实的致用层面也不及近现代史研究，然由疑古运动形成的毁亡国史的效果，将对民族的历史文化带来沉重的打击。”章太炎大力提倡近代史研究，认为史学应当使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应当使人知道“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占领”。“这些正是治学之人当下最切要之学”。

    这期间还产生了一个跟他立场相近的学术群体学衡派。学衡派的成员大多有长期留洋的背景，毕业于欧美名校，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但他们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反对顽固守旧，其宗旨是既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向外国学习，以此来改造中国现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激进文化占主流，学衡派被看作是保守派。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为新文化运动思想纠谬的良性动机”。学衡派的重要贡献，是“沿着国际学术的趋势，为中国文化史建立具体的框架，将国学研究融为世界学术的枢要部分”。“它的思想内涵和凝聚力量不止于西学抑旧学的派别取向，俨然肩负着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重构使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章太炎和学衡派的论点，有些东西不幸被他们言中，有的论述具有更为长远的价值。

    经过几十年革命和运动下来，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抛弃得太多，没有认真地保护传承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华，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缺乏更理性更准确的判断，而盲目地输入，造成了近百年来一个又一个悲剧。历史总是这样，当需要推动革命的时候，激进主义占上风，可是当摧毁了旧秩序以后，回过头来看，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一起被摧毁了。因此，学衡派和章太炎的一些观点还有意义，还可以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除了新史学外，这本书还涉及海外史学发展史和后现代的史学等内容。关于后现代史学，书中有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随所谓后现代史学，实际上还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再一次否定传统文化。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益，不仅仅是学史学的人，其他领域的人们也都应该了解一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程，这将有利于理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走向，有利于总结我们近百年来的得失，更好的面对未来、面对世界。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