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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泓霈:不妨多一些“慢学者”

雷泓霈:不妨多一些“慢学者”

中华读书报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他说,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慢学者”,我很欣赏这种说法。
    对于学术研究,如果能在较短时间内拿出成果,当然很好,问题是,科技创新、学术进步等智力成果,从萌芽到长成“学术大树”,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所谓的“慢工出细活”,用在科研上同样是行得通的。袁隆平研究出杂交水稻用了11年。北京大学教授孟二冬的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曾被认为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力作,是历时七载才完成的,“字字看来都是血,七年辛苦不寻常”。
    这里还有一个“慢学问”的公案:王元化教授年轻时曾向熊十力问学, 熊先生说,做学问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后来王元化闭门苦读,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就从1954年一直读到1974年”。
    不要小看这种“慢”,因为没有学术压力,没有功利冲动,没有成果投机意识,研究者的心态更从容、放松,甚至用玩一样的心态来完成,容易达成最佳科研心态,服膺科研规律,尊重科技事实,因此更有科研独立性,更容易激活科技灵感。
    可看看我们的科研体制中,真正的“慢学者”呢?“科技成果”当成了考核目标,可科研行业毕竟存在诸多差别,研究人员的性情也不一样,当人们将“快”当成唯一目标,所谓的“好”的标准就会大打折扣,人就容易变得心浮气躁、好高骛远、坐不住学术板凳。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作保证,谁也不能保证一夜之间成为“爱迪生”,只能在“学术造假”和“学术噱头”上下功夫。
    2010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统计结果表明,2000年至2010年(截至2010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论文约72万篇,按数量计排在世界第四位,比2009年统计时上升一位;论文共被引用423万次,排世界第八位,比上年度统计时提升一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5.9次,虽比上年度统计时的5.2次有所提高,但与世界平均值10.57次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在论文数量上与日本、德国越来越接近,但在被引用次数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较大,特别是在篇均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差距更大。论文数量大,引用率却低,谁能说这种科研浮夸的现状与“快学者”的科研体制没有关系呢?
    饶毅教授的“慢学者”不仅是理念震撼,更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提醒,尽可能尊重科研规律,让制度的归制度,科研的归科研,是一种理性务实的科研观。如果具备又快又好的实力,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快学者”。如果不适合成为“快学者”,就应该当一个踏踏实实的“慢学者”,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在稳中求新,在含玩中精进,同样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否定、排挤和嘲讽。
     “慢”不是速度上的慢,而是科研态度的端正和实事求是、学术追求的持之以恒,而不是好大喜功、毛手毛脚;是治学态度的老老实实、严谨认真,而不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是对浮华价值、霓虹世界的刻意躲避,是对宁静学术的有意靠拢、刻意坚守。有了这种探微寻幽的独行、恬然自安的平和,思考就容易走向深度,“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成果就容易水到渠成。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态度的严谨,更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一种高贵独立的精神风骨。
    当然,正如饶毅所言:“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用谨慎的“慢”、真诚的“慢”,积极投身科研,带来巨大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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