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路径、前景

作者：□王振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7-20 10:30: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财富量急剧增长，2009年的GDP已经达到33.5万亿元，人均GDP达到了25188元。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即将超过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提前40年实现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2050年发展目标。

　　根据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均GDP完全有可能达到1万美元，初步迈上发达国家的门槛。经济发展的速度完全能够大大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迅速地叠加发展，对于社会管理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另一方面，财富总量的大规模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大众对于财富的管理，作出新的较为艰难的社会选择。从而使贫富之间，能够建立兄弟情谊，并和睦相处。

　　应该看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传统的安全管理对象发生了变化，政治性的管理正在大踏步地转向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而公民对于公益事业的全面投入，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标志。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需要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现状与差距

　　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现状，特别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的基本认识，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的慈善公益空间？我们看三组数据。

　　年度慈善捐赠总额。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已经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中国财政收入6800亿元的比例，不到5%。比较一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

　　慈善组织的数量。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

　　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万从业人员。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未来五年中国的捐款数额年度能否达到5000亿元，慈善组织能否达到50万个，从业人员能否达到500万人，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我国社会也应该建立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明确目标。这样的具体目标的确定，在经济具备了初步的条件以后，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了，关键是要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然后才会落实为重大的社会行动。

　　知识界大有可为

　　还要特别看到，社会的转型，一定要从中国知识学习方式和生产方式全面转型，听话式的学习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显然只能是在高速公路上要求用老黄牛拉奔驰汽车的滑稽途径。

　　在经济、技术和生产条件的急剧改变过程中，社会的认知方式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理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何引导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知识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知识界的转型方式、转型速度，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同样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方式也要转型，这种转型也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公益慈善事业以较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对于公益研究工作而言，应该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清晰定位。

　　第一，需要推进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转型。社会大众的公益需求，应该成为知识界的基本研究对象。这既包括贫困人口，当然也包括妇女，自然还包括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社会大众日常的主要公益需求是什么，大众的需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什么等等。如何研究这些需求，如何传播大众意见，使社会大众的需求与公益慈善界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应该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职责。之所以强调对于不同人的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努力发现不同人的需求，其立足点就是发现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社会大众的一般需求，并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难题。改进需要从关注和尊重社会大众的不同公益需求开始。

　　第二，推进研究方式的转型。研究不应该是封闭式的，而是要进行互补性的联合研究。中国公益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首先需要一种结构性布局的自觉性。我们需要在案例研究、标准化研究、公益理念传播方式研究等方面，与国际和国内的同行增进共识，形成合作与基层的优势，从而使公益知识真正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

　　第三，推进公益学习的转型。我们对于传统的人才观并不赞成，它把学历，而不是把社会贡献和社会成果放在首位，结果专家人员往往遭到排斥。公益研究的目标之一，应该是用更为有效的学习和培训方式，培养更多公益事业的杰出人才。

　　慈善事业研究的基本路径

　　借鉴国外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先进经验，我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公益事业研究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系统发现中国年度捐赠亿元、千万元、百万元的慈善者。在国际慈善界，对于富人从事慈善的基本道德标准，就是他们捐款数量的多少。需要依据捐款数量，深入研究中国著名慈善家的理念，努力促成不同类别慈善家建立更多的交流平台。同时总结案例，使其列为国际社会公益教学的参照内容。

　　然后，应该系统发现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依据项目的规模和质量，探索制定标准，来发现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项目，研究其内容的构成和成功的经验，形成一定的案例范式，在媒体进行传播。

　　其次，还需关注中国公益组织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公益领导人物。中国众多的公益组织中有许多杰出的领导人，他们在领导公益组织和拓展项目等方面，充分展示了高超的领导能力，这种公益领导能力，应该成为社会的宝贵财富，需要知识界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发现，使他们进入课堂和教材，向社会大众进行展示。

　　再次，努力培养中国公益事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物。中国的知识界，每年向慈善界贡献了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和技术，每年的著作是什么，有什么有影响力的文章，这需要不断地向社会大众展示。

　　最后，还需重视媒体的作用。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密切参与，有哪些媒体在传播公益理念方面最有影响，同样需要去发现、去评价、去推广，同样需要进入课堂，进入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公益传播项目的创新平台。这样的一些发现，需要相当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社会评价机制。

　　作为慈善家的中国盖茨何时出现

　　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必须发自于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

　　在香港，公益日就是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都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未买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

　　目前中国已经有87.5万个千万富翁。当前时期，一定要广泛地宣传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格局里，富人与穷人之间必须和睦相处。

　　100多年前，福特汽车公司为使汽车能够有销售市场，从而主动为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而卡耐基则是在致富之路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开始了社会慈善的壮举。最近社会在热议盖茨和巴菲特倡导的富人在生前将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公益的活动。现在是中国社会作出响应的时候了，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

　　尽管中国社会有亿万捐赠的慈善家，但发展的格局还很不平衡。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也应该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如果亿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百万，千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十万，整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将会很快达到年度捐款越过千亿，甚至向两千亿元迈进，这样中国公益事业就会真正有实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远景。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郭烁、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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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秋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7-20 11:12: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
　　中国古代慈善有三大特征：一是慈善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宣扬性善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二是古代的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的，民间慈善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慈善救助的方式以养济为主，只救身体而不救灵魂，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是一种消极的救助。

　　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是慈善事业复兴的起点

　　到了近代，中国的慈善发生了很大变化。受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影响，中国人认识到慈善不仅要救助贫困弱势群体，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变社会环境，让全社会的人都受益。此外，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频频发生，政府没有能力救灾，一些民间的有识之士便纷纷倾其家财，救人扶贫。这样，民间力量就替代缺位或不到位的政府，成了慈善救助的主体。

　　民间慈善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先后涌现，改变了过去个体或家族办慈善的格局。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1922年世界红卍字会成立，这些慈善机构团体发展非常迅速，到1930年，上海的慈善团体已有119个。并且，此时期善款的来源更广泛，救助的方式和手段更先进，救助的范围也更广阔，慈善法规纷纷出台，慈善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也有浓厚的体现。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近代中国慈善的迅速发展。应该说，近代是中国慈善成长最好的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0年里，中国基本没有出现过慈善事业和活动，慈善理念被淡化，慈善文化出现断层。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可看做中国现当代慈善事业复兴的起点。此后，中国慈善事业迅猛发展，各种慈善活动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依然以政府为主导，虽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不少。一是筹款数量与方向不佳，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最初7年中，筹集到的总善款只有12亿元，其中中国大陆的捐款只占30%。二是中国慈善机构数量不多，到2004年，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只有395个，而且绝大多数是官办的，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动员资源的能力不强，2003年，美国慈善捐款达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而同年中国的慈善捐款只占GDP的0.1%。中国慈善事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政府的缺位、错位是有很大关系的。

　　中国慈善应走民营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之路

　　中国慈善应往什么方向去？我认为当代中国慈善应走民营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之路。所谓民营化，就是坚持依靠民间力量独立自主办慈善，不能以政府权责渗入和干预。所谓法制化，就是将慈善纳入法律管理的轨道。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六部。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慈善法至今尚未出台，原因是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所谓系统化，就是各慈善组织之间要加强联系和交流，使全国的慈善组织融为一体，声气相通。这要求各组织在独立自主开展各自活动的同时，更注重信息、经验、善款物的交流及业务协作，使全国范围内善款的募集与流向有序化，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率。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慈善事业的人要懂专业。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既需要临时志愿工作者，更需要众多接受过专业化知识训练的社工参与。所谓普及化，就是要使人人都有慈善理念，都参与慈善活动，都实施慈善救助。我国目前慈善事业参与度还远远没达到普及化地步，对慈善事业缺乏全面、正确认识的人亦尚在。

　　“民办”与“官助”是我国当代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

　　政府要从“官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实施“官助”。

　　一是要培养国民的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善氛围。当代社会，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弱势群体和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亲情、伦理、道德、慈善理念的教育；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对渴望获得关心的群体付出从物质到精神的帮助；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是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进程。法律的调控与保护是一切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加强慈善事业立法是慈善事业得以实施与发展的依据和保证。为了强化对慈善事业的依法行政和监管的力度，创造更有利的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全面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应当促使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三是对慈善事业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合理有效的监管需要先构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内容包括机构运作、自律与他律制度；从业人员的组织、人事、社会保障、福利等相关制度；慈善机构资格认证制度等。

　　另外，需要制度化的管理。这不是要政府直接承担慈善事业，也不是将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下属的部门直接管理，而是指慈善事业要进行法制化管理。政府为此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财务制度方面，应当确立捐赠财务的追踪、反馈、公示制度，提高慈善捐助的透明度；其次在行业自律方面，确立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加快行业自律制度的建设，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再次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审核评定慈善组织的资质并确立起慈善组织内外部的监督机制。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郭硕、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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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窦玉沛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7-20 11:07: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慈善事业成了一个普遍公认的世界潮流。在中国，这股潮流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提速，成为一种迫切的时代呼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民间慈善事业被中断，民间慈善组织也基本被取消。“文化大革命”中，慈善成了负面文化价值的代表。无论报刊、电视、文学、影视作品还是人们的日常言谈，只要提起慈善都是伪善，慈善家都是伪善人。直到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慈善事业”条目中仍解释为“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当时社会主流价值对慈善事业的评价可见一斑。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艰难起步。 　　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标志着慈善冲破禁锢，揭去它伪善的面纱。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方案》提出了“发展慈善事业”的要求，标志着慈善首次进入政府文件。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标志着慈善第一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2005年11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召开，由民政部颁发了政府最高奖——“中华慈善奖”，向全社会发出了政府支持慈善事业的强烈信号。特别是2008年12月5日，民政部在京召开第二届中华慈善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亲切会见出席中华慈善大会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称赞“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希望社会各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慈善事业！ 　　中国慈善事业就是这样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向春天，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是慈善捐赠大幅攀升。2005年之前，除了大灾年份，我国每年慈善捐赠总量大都在几十亿元上下，2006年捐赠总量达到100亿元，2007年达到309亿元，而2008年高达1070亿元创下历史纪录，2009年为440亿元。二是志愿服务开始普及。2008年我国志愿者队伍的规模超过1亿人，志愿时间约20亿小时，相当于100万全职工作者。特别是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期间，包括上海世博会、玉树地震，我们欣喜地看见百万志愿者闪现其中，展现着当代中国志愿者的新形象。三是慈善组织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比上年增长4.1%。其中社会团体23.9万个，比上年增长3.9%；民办非企业单位19万个，比上年增长4.4%；基金会1843个，比上年增长15.4%。四是慈善法规不断完善。《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继出台。备受关注的《慈善事业法》也已提上立法议程。 　　我国的慈善事业方兴未艾，时代昭示我们，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朝阳的事业，更是一项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事业，需要青年肩负起时代使命。因为青年的选择，必须与世界潮流、国家的发展、人民的最紧迫需要相结合，才有前途。 　　虽然经过20多年的恢复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的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 　　从国外看，西方国家至少在13世纪就存在由教会主持的慈善赈济活动。1601年，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律《伊丽莎白济贫法》在英国诞生。19世纪，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开始出现少数名目不等的私人基金会。到了20世纪，慈善事业在西方更是风起云涌，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涌现出一批像盖茨、巴菲特那样闻名世界的慈善家。 　　从以下三组（图1—3）研究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慈善事业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部门和重要的产业，甚至超过了大多数营利产业的规模，占到其GDP的4%—6%。而我国慈善与非营利行业的资本产值规模，只占到GDP的0.21%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 　　最近有报道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表宣言，倡议富人们捐出财产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如能得到响应，将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慈善风暴，这也必将会影响到中国。 　　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政府在不懈的努力。包括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营造慈善事业社会氛围；着力培育慈善组织，夯实慈善事业发展基础；完善制度法规，优化慈善事业制度环境；创新活动载体，促进慈善事业公开透明。 　　一方面，从人才发展的潮流来看，慈善与非营利领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就业和创业的新天地。“十二五”期间，我国基金会等慈善与非营利组织将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特别是专业慈善人才。这是一个就业与创业的新天地。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格莱美银行创办人尤努斯教授的故事，就是将穷人变成财富的经典。这股运用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扶助弱势社群、促进社区发展的社会企业理念风靡全球。据报道，在美国，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创办自己的社会企业，实践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理想。在国内，也有不少创新型企业在资助此类公益创业，如“联想公益创业大赛”。“知识青年到新社会组织去”，正在成为一股新的就业潮流。另一方面，国家的人才战略和政策也在积极支持慈善与非营利领域的人才发展。不久前刚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开发纳入各级国家人才发展战略。政府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资金、项目、信息等公共资源，将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平等开放。国家新的人才发展战略，为知识青年在新社会组织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青年有敏锐的洞察力，只有抓住了机遇，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民族的发展潮流，才是正确的选择。 　　慈善事业有许多方式，志愿服务也是大学生接触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年的中华慈善奖有一个“慈善行为楷模”叫刘猛，是在地震灾区工作时间最长的志愿者。他让丧子母亲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他的慈善行为给了灾民精神上的重生。 　　一棵树难挡风沙，万亩林足以改变气候。当慈善成为绝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的行为选择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国民的性格特征就会发生质的改观。到那时候，拜金主义、自私自利、冷漠无情、见义不为等不良风气就会烟消云散，奉献至上、团结互助、热情仁爱、扶危济困的向上观念就会蔚然成风。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郭烁、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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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尔康（Arthur Holcombe）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7-20 11:10: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公民的社会需求远远超出政府可以提供的持续性资金支持和管理能力的限度。公民积极组织的各种地方非政府机构，必须努力寻找各种办法来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 　　我记得在1995年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联合国提供给北京妇女热线1.5万美元，以加强其运作能力。妇女热线帮助打电话寻求支持的妇女，让其他有经验的妇女帮助她们，帮助解决包括个人健康、孩子、亲戚等其他重要的个人问题。我后来了解到，她们用这笔资金在其他五六个主要的城市建立了妇女热线，这些热线都由热情的妇女志愿者来组织、管理和运作。 　　慈善在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方面起了强有力的作用。一些大型基金会，像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已经在引领社会的改变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各国大量的小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还不明显，实际上，它们也能够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影响公众的意见，改变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吸引媒体关注，支持和影响政策与法律。 　　在中国，比如“壹基金”，从普通的慈善活动转型到对中国慈善业进行策略性思考，在如何预防并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慈善业可以更多关注社会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引领社会政策的调整，吸引更多的政府和非政府的资源，为民众争取更多的公共福利。 　　在国外，大学、研究机构与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了长期合作，帮助他们改进管理结构，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影响总体的公共政策。这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发展空间非常大。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郭烁、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