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观
———文化哲学的视角
王威威
卡西尔作为20世纪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文化哲学理论推动了西方20世纪文化哲学的兴盛，也激发了中国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卡西尔提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卡西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即人类文化的世界，“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符号是人与文化的中介，甘阳认为：“卡西尔的全部哲学实际上可以化为一个基本的公式：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因此，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也就是“符号形式的哲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备受关注。从卡西尔“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观点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各种符号形式，是理解中国文化特征的新视角。本文以语言这一“符号形式”为例，探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观的独特性及其对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意义。
一、语言的功能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形式”之一。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多数哲学家都认识到语言功能的局限性。《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齐物论》中讲：“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言语有表述的对象，而对象不确定，语言与对象无法相符。庄子后学则为语言设定了界限。《秋水》讲：“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语言的有效性只限定在“物之粗”，事物的精妙旨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天道》讲：“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可见，庄子后学主张“言不尽意”。对于言意关系，《系辞》则依托孔子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言意关系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王弼认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王弼《老子》第一章注）。“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老子指略》）。语言符号亦即“名”，能反映事物的部分特征，能指称事物，但“有不兼”、“有不尽”，常常“大殊其真”。宇宙本体“道”、“无”不能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王弼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表达功能，但同样为语言设定了一个有效的界限。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语言能够表述事物的表面现象，对事物的内在规律、深层意义则难以表达，而无形的道无法用语言表达。
二、言外之意
由于语言表达功能的局限，哲学家们提出了体悟言外之意的方法。《系辞》讲：“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设立卦象可以克服“言不尽意”的局限。“立象以尽意”的观点对中国文化重视“象”这一符号形式的表达功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庄子后学的方法是“得意忘言”。《外物》讲：“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要消解语言的束缚，给予主体自由的空间来体悟“意”。
体悟言外之意的方法，在儒家思想中也有体现。如孔子读《诗》，通过比喻联想，体会诗中的道德意义，《论语·八佾》中的“绘事后素”是这一方法的生动体现。竹简《五行》篇讲：“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目”、“喻”、“譬”虽有差别，但均将一事与另一事相联系，这样所把握的必然是“言外之意”。
王弼用《庄子·外物》的思想来解释《系辞》的言、象理论，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王弼提出用“触类而思”的方法获得言外之意。例如：《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 ”王弼《论语释疑》解释：“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这就是“触类而思”这一方法的应用，将与原文毫无干涉的政治思想牵涉进来。
三、禅宗的“不立文字”
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的典型成果。禅宗主流的思想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佛意、佛理、禅悟的体验是语言文字不能表达的,与言教不同,禅宗是教外别传,采用以心传心的方式。因此，禅宗创立了若干超越语言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如棒喝、体势、圆相等。禅宗的语言观是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如《大珠禅师语录》卷下记载大珠慧海禅师借用“得意忘言”阐明佛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佛经的文字只是传达佛理的媒介，本身不是佛意、佛理，因此，应该超越语言文字的限制来体悟佛意、佛理。
禅宗的语言观也在不断发展。北宋中叶以来,禅师们充分发挥了自由运用语言又不拘泥于语言文字的才能，创造出机语、公案、偈颂、话头等语言形式，这些语言形式不同于清晰的概念化、逻辑化的语言，而是通过迂回曲折、含蓄隐晦的方式，启发学人体悟禅理。因此，此时禅宗的不离文字并没有离开“不立文字”的宗旨，从不执著、不拘泥于语言文字方面来理解二者仍是一致的。
四、结语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语言的功能一直受到限制。哲学家们多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有局限性，执著于语言文字，则离真意愈远。哲学家提出了多种方法来克服语言的局限。《系辞》提出“立象以尽意”，《庄子·外物》强调“得意忘言”，儒家的比类联想也是体悟言外之意的方法。王弼对《庄子》和《系辞》的观点均有发展，认为若要尽意，“象”也应忘掉，主张通过触类而思领悟言外之意。禅宗的语言观受到中国传统语言观的影响，认为佛法真理、禅悟的终极境界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禅宗创立了若干超越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北宋以后的禅宗更是通过迂回曲折、含蓄隐晦的方式，启发学人体悟禅理。可见，中国传统哲学因为认识到语言表达功能的局限性而重视超越语言文字体悟言外之意，与西方哲学重视语言的逻辑，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不同。正是由于这样的语言观，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清晰严密的逻辑推理，因为逻辑推理的严密并不能够突破语言功能的局限，因而，中国文化呈现出重视体悟的特色。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8-12 10: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