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海鸣：吴江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上)
发布时间:2014-05-27 14:31 作者:惠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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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著名教授施坚雅（G. W. Skinner）说，对人类学家来说，研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城镇的市场和社会结构问题，是了解中国社会在传统中的长期和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信号。同时，对中国现代农村的研究要从历史出发。（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24 No.1November，1964)在我看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方法之一是历史大背景和社区研究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历史整体和区域性研究相结合。这里的社会学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学。社区研究是人类学家的专长。他们擅长小范围的第一手研究，但往往忽视社区的外部环境。社会科会的简单分工是不利于研究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的。中国人做学问历来强调文、史、哲相通，这是有道理的。我以为，目前又要以经济学与这三者相结合。还有人文地理学等。相反，狭隘的学术分工限制了对实际的全面了解，也限制了学者的眼界。社会学重视社会的结构和模式，社会人类学重视社会的细节描述，历史学重历史的过程，经济学重视经济的具体发展。似乎四种学者常互相鄙视，不能合作。费正清提出区域综合研究方法，也是有道理的。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不是空中楼阁。丰富的想象必须建立在有根有据的坚定基础之上。我们的研究方法也许是简单的，但只要认真去做，就会有长远的意义。
实地调查会加强对于历史材料的理解。其实，对于县内一些实际材料的理解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只有长期地向有实际经验的同志和群众学习，才会有对问题的敏感性。所谓息息相通，一看就懂，不可能来自一朝一夕。“人书皆老”，这是唐人孙过庭描写书法成熟时的一个条件。要取得社会人类学的成就，也是需要较长时间的。面壁十年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听当地老人和熟悉内情的人谈话，又散步于古朴幽美的乡村中，又凭吊历史古迹，使人流连忘返，仿佛自已也回到昔日的时代，对于目前种种的成绩和问题也看得更清楚了，自已也不觉得快老了。
传统的中国创造了具有高度成就的灿烂文化，但长期的文化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影响了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不仅是政治口号式的，而且应有一些经济和社会的指标。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的话，一切都谈不上。经济发展最易以指标来测量，其含义也比较容易解释。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除国民生产总值等外，还有平均劳动生产率，人均耗能量，金属消费量和交通设施等问题。还有负债率问题。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他人的高利率而辛苦，特别被外国的高利率牵了鼻子走，更不值得。同时，还有社会结构问题，首先是政治结构，注意到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控制和协调问题。但这些指标又不是牛皮放大炮的，应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实际操作和实现的。因此，必须顾及到本国本地的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现代化的过程，一般认为是指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乡土社会转变为科技进步，工业发达的都市社会。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它的转变，自然是最为复杂，最有特色、最吸引人的了。中国在２０００年内将基本上完成这个转变。但如果不回顾历史的复杂过程，那么就会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也许以为只要以一些主观的指标数字衡量一下就算了事，结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变。因为这个转变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心理等方面。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历史上的空谈和教训，难道还少了吗？前车之复，后者为鉴。又想到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古老的文明，不胜仰慕至止。但二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衰败和重振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八十年代，王佐良教授访问英国，他问李约瑟一个问题：中国科技在古代有辉煌的成就，但当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科技飞速发展时，中国却落后了。原因何在？李老说，“原因仍然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西方有资本主义”（《中楼集》，１５２页）。当然，中国现在不能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和火的老路。但中国也不能走封建主义的腐败和无能的循环老路。只有在历史长河中，反复的观察和冷静思索，才能比较客观地理解和分析这个过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不是一句空话，而且对于现在的工作有所借鉴和帮助。
现代化过程的开始往往是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冲击。满清虽然是少数民族入关称主的，但更强调中国为世界中心。中国二千多年来，以世界中心自居，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含义。但实际上包含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步发展起来的含义在内。即使蒙古和满清少数民族称主中原，仍然坚持这个含义。也许正因为如此，更强调中国文化的正统性。鸦片战争前后，同处一个时代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以中央集权方式飞速地向西方学习，如同历史上向中国学习文字、佛教、儒教一样。但中国上层仍然不了解世情，即使林则徐也不甚了解，尽管他烧毁鸦片是正义之举。可能是中国太大，自然环境太好，文化传统太深厚了的原因。林则徐以为外国人非中国的茶叶，大黄无法生存；而中国人对外国货可有可无。实际上，世界贸易中白银的流动，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鸦片。明代以铜币为主要货币，清代改为白银，其中一部分来自日本和墨西哥。自从鸦片输入中国后，白银大量外流，才引起各方面的忧虑。有的外国学者说，“到１６４４年时，中国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贸易中白银的流动，势必将改变中国农业及食品的传播，武器和战争，还有中国人日常生活发现的瘟疫和制品等等，这一切都曾深深给中国带来影响”（转引自《中国的现代化》，第３２页。）
自从鸦片贸易以来，中国的白银从出超改为大量输出，清朝银源枯竭。不仅如此，马克思指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赔款、鸦片消费、金银外流、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二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２－３页）。同时，１６－１９世纪之间的苏州是全国的大都市之一，和北京同一系列。历史上它对吴江经济辐射力不言而喻。但苏州后来衰落，原先的经济地位为上海所取代。１７３０年苏州道台衙门迁向上海，这是官方应付外交事务的措施。但也说明上海本身从苏州逐步独立。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和广州对外不能不更加开放。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前后，逃避战火的大批难民拥入，荒凉的静安寺、徐家汇繁荣起来，这也许可算从小城镇到大都市上海的一个特例吧。１８９５年以后，上海的经济中心作用决定性地影响着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十九世纪西方经济文化的冲击，上海成为通商大口岸，吴江小城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研究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历史大背景。
二
吴江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许许多多方面组成了全面。一叶障目是不对的，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然而，影响小城镇现代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规范和建设问题，而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它有广阔的历史和政治、经济背景，甚至包括国际形势、天气到政策等。传统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化错综复杂，从长辫、长袍、小足、轿子，到红白喜事、瓷 器、书画等等交织在一起，有好有坏。同时不管上层怎么变化，老百姓总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生活着。全盘西化不等于是现代化。中国人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历史背景。具体而言，吴江的地理、人口、经济特点和传统基层社会结构等，对于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小城镇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要求，具有伟大的意义。
外国学者们企图建立一个以中国历史经济为基础的模式论，说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的历史发展周期问题。他们的一些看法很有影响。例如，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由网络相连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结构，其作用范围体现在人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２２页，吉林教育出版社。）这种模式将有助于学者“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将其研究有机在融于中国历史结构之中。把狭窄的专例研究置于相应的不同历史的层次结构之中，可使其结论更为严谨。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同上）他又说，“有关中国的研究太少了，无法提出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模式”（同上，１９页）。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认为，城镇依赖周围的农村的产品，又为农村服务，应处于圆形商业地区的中心。为避免圆形交叉，又将圆形改为正六边形。他又认为，城镇规模等级受到市场、交通、行政三条原则的制约。（《南德的中心地》）美国施坚雅教授对中心地学说，有所批评。他认为，城镇所在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应考虑到资源、地形、河流的影响。而且，还应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城镇体系的关系。他具体提出，应注意的五个因素：人口密度；劳动分工；科技应用水平；商品化程度；区域外贸易水平。但政治因素是很重要的。他以中国历史为例：“南宋定都杭州，促进长江下游区域的发展。同时使华北区域蒙受了损失；１７５７年朝廷授予广州以海外贸易的垄断权，一方面有利于岭南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停滞达一个世纪之久。（《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代序，第七页）１０８７年泉州为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１３００－１３７１年为驱逐倭寇，明朝实行海禁，泉州逐步衰退。后来，为切断台湾郑成功与大陆上的联系，清朝又实行海禁，泉州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消失。１７５７年广州对外开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同时，财政和税收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江南税收在全国最重。“在１９０８年，苏、松、镇、太五属为０。４两（全国为０。１２两）”（转引自《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七页）。
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功能、结构、类型和变化的一般性关系，而且要注意具体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共变和原因。施坚雅说，《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一书“更重要的贡献却在于指出中国城市的各种变化是系统的和具有意义的，因而可以把它作为探讨晚期中国城市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部分探讨城市的建立和扩展以及影响城市形成及发展的诸因素。第二部分强调城市在各自地区的根基，探讨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第三部分是关于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我关于吴江小城镇的文章也准备照此展开，以便对话和批评。
三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自已悠久的多样的文化，吴江文化是其中的一种。小城镇现象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轩辕为中国“人文之祖”。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在费孝通教授的笔下中国化了。而且，吴江处于江浙二省边缘，是吴越文化交叉的地方，也是二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场所，它们的实际经济网络是不可分的。“吴根越角”自有特色。古人说，“吴越，古称东南僻远之邦，然而其盛强，往往抗衡上国”（《吴越春秋》序）。这还是汉代的情况。到鼎盛的明清时代，盛泽镇就需要向淅江购买蚕丝。江浙有名的辑里丝由震泽出口到上海洋行。今天的这种力量是更大了。
一般而言，小城镇上的市场和周围环境与农村社区有很大关系。而小城镇又可分为自然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施坚雅引用了费孝通教授早年在这方面的观点（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24 No.1November，1964；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1953 )。小城镇和农村的关系，如同大城市和腹地的关系。小城镇又有本身布局的问题。小城镇的兴起，因自然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同时产生不同的区域经济结构，随之的小城镇功能也不同，包括社会结构在内。人口、行政、经济三要素。吴江小城镇兴起的具体条件，首先得力于当地有利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网交通、农副业的发达、市场的发展。随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阶层的产生。绅士阶层的合法化有利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这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吴江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可以从二个历史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南宋以来，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小城镇的兴起。中国固有的小农经济合理性与吴江的具体条件，这二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传统社会向国际性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化，往往是姗姗来迟。第二个时期是九十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和严重的困难，面临新的选择和出路。但这些都离不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吴江地势和丝绸业的特点，以及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表现在吴江小城镇的繁荣是一种良性循环。优越的地理位置、密集的水上交通网、较低运输费用、较多商品的市场、较多的居民和来往的农民，这一切是相辅相成的。很清楚，吴江小城镇分布的密度要比苏州其他县的密度要高。如果说苏州小城镇的间距一般是10里到30里的话，那么吴江小城镇的间距一般是10里左右。如盛泽、平望、黎里一角，震泽、梅堰、七都、八都、庙港一角等。这里的乡脚实际上是更方便的小市场圈，村里的航船很容易地当天来回，甚至去浙江的一些小城镇也是如此。南浔和震泽相距9里。巴黎也是从塞纳河中游的斯德岛上发展起来的。巴黎圣母院就建立在这个岛上。但小城镇不一定都要发展为大城市。它有存在的必要性。村庄太小了，功能不完全，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纷纷外出，要见见世面。小城镇作为大、中城市的中介作用不可少。一个镇下属１５－３０个村庄，最多自行车半个小时的距离，如用摩托车更快。这是比船更快的。但这与新区的建设是以公路来展开的都市形式，是大大不同的。
早在唐代，非州县所设置的市，称为草市。唐人司空曙的《过长林湖西酒家》诗曰：“湖草青青三二家，门前桃花一般花”。初创的草市在歇市时，便是如此田园风光。这是小城镇的前身。在宋代开始有了镇，逐步形成县－镇、市－乡、村的模式。江南地区最为典型。据明朝正德年间《姑苏志》记载，吴江七大镇为县市、江南市（出东门过长桥，今盛家厍一带）、新杭市（南接王江泾）、同里镇、黎里镇、平望镇、震泽镇。到明嘉靖年间增加为县市、江南市、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盛泽市、新杭市、屯村市、震泽镇、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增加了七个镇。到明末清初，又增加了黄溪市、芦墟镇、章练塘镇三个镇。
清乾隆年代，吴江县和震泽县同一县城松陵镇。之外，吴江县有十一个市镇：江南（东门外一里长桥东）、新杭（南接王江泾）、黄溪（旧青草滩）、屯村、盛泽、同里、黎里、平望和芦墟。震泽县有六个市镇：双杨、严墓、坛丘、梅堰和震泽。而各镇乡脚大小基本上以航船当日来回为半径，昔日主要靠航船为农民办货，几百条航船可为几万家服务。费孝通教授说，“在太湖流域，水道交通比较陆路交通为方便，镇也特别宜于发达”。（《费孝通选集》，页２１５）这样，农民到小城镇的距离是以当日航船来回计算的，不可能太远，因为在船上过夜是不方便的。西方中心学说的术语称为的“需求极限”和“利益的区域线”，实际上说明了地理位置在缓慢的水上交通中是重要的。这种历史的因素仍然积极地发挥着作用。
杭州作为大运河的最南端，自从南宋定都以来，以其政治和地理上的优势，促进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吴江的水路运输重于陆路，不仅价廉，而且比较方便。因为水道纵横，有的镇或村上几乎家家有码头。地方官的考虑也是此，因为地方利益所在。何况大运河几乎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漕运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王朝的命运。
小城镇和水利的关系，请参阅我的《吴江行船记》一文。这里简述一下，太湖河流体系规定了吴江小城镇的分布。因为，地势低洼地区容易形成河流，而且地势平坦也易开河和铺路。小城镇的中心常在二条河的交叉处，各种房屋沿河而建。住房优先考虑盖在靠近水路的高地，座北朝南，面临水。这是风水好的象征。同时，水利技术得以广泛运用，包括水闸和船闸。太湖上船闸的原理和过程与长江葛洲坝的相似，这是我亲眼观察过的。水利管理也是重点。水利同知署、太湖厅初设在同里，后移往东山。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因为黄河改道，大运河临清以北，河段淤塞，以大运河为中心的旧商业网逐渐失去历史的重要性。１８４２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大轮船可以溯江而上，或沿海航行，更使大运河的全国性作用下降。但太浦河的开通使吴江和上海的水上运输大大加强。这是江淅二省和上海的重要交通线。
二千年多年前，吴国就是在吴县胥口太湖一带发展起来的。司马迁《史记》，记载的鱼肠剑、孙子练兵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地。威尼斯的富人在一系列岛上建造仓库、大楼，是为了躲避来自陆上的抢劫。苏州古城的建立，是从胥口移来的，同样是为了躲避越国的袭击。威尼斯地面不断下沉，海水不断上升，威胁着许多古老的建筑物。苏州的地下水大量地被抽用，特别是太湖水大面积地被污染，河道水发黑发臭，同样威胁着苏州的古老建筑（暂不论古城的保护问题），甚至城市的存在。胥口太湖的对面，是江村所在镇庙港。太湖的主要水闸太浦闸从这里供应清澈的水给上海，这里的水是目前太湖最清的水。也许将来不少人会喜欢居住在这里，环境幽静，没有污染，鱼虾新鲜。唐人陆龟蒙曾在此隐居的生活方式，会被现代许多拥有汽车的人所趋步。
但开发区和公路是新的特色。吴江全境可划作一个十字，大运河和苏十王公路为一条，太浦河和318国道为另一条。如芦墟镇的兴起便靠后一条。318国道使得吴江人去上海虹桥机场比一些上海人去虹桥还要方便些。但拓宽改造318国道是克服了多少困难！全线48.37公里，新建和改建桥梁35座；有7处穿荡，长达5.5公里，土方困难，路基不稳；开放施工，每昼夜有1。1万辆车干扰；资金紧，降雨量大。1958年吴江人开太浦河，吃了多少苦！这次苦吃得少，成绩可大多了。
四
中国历史的稳定性由小农经济为基础。吴江农民早已普遍改种稻为种桑养蚕、自织丝绸了。这是吴江小城镇的经济基础。中国疆域广大，传统农业商品经济的辐射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到全国经济的整合。但不平衡中有平衡。吴江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丝绸生产，而丝绸行业本身在历史上有过起伏，有它的高潮和低潮。它的特殊性不能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说明。我们应注意到丝绸业发展与衰败的周期率和小城镇的关系。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出口大量的茶、丝、布，进口一定的棉花和羊毛。１８３６年左右，外国“对丝绸的需求量很大，但法定每船上只能装１４０担”（转引自《华南丝区》，８９页）。这对小城镇的发展有很大有作用。有的外国学者注意到，“重视较长历史时期和较大空间范围的经济分析，把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统一起来，注意理论的过渡性（即启迪性）”（转引自《华南丝区》，２页）。他还主张必须用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理解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农村的影响。例如，历史上华南丝区受到的影响。我想，这对华东地区也同样适用的。
吴江可按所在地区作基本的分工：西部和北部种桑养蚕，南部织布和贸易，北部以农业为主。实际上，各个地区的方言都有所不同，我住久了，也听得出来。宋代江南水稻种植日广，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同时发展蚕桑。宋人记当时农家，“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相侔也；”“以一月之劳，竖于终岁勤劳，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经济效益的作用逐步使得吴江一带以蚕桑为主了。
水路和丝绸开成了吴江小城镇的特色。然而，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历史上就是如此。马克思曾注意到中国农民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６０－６１页）。吴江人精通丝绸，如瑞士人精于制表，英国人精于生产毛料，日本人精于生产电器，德国人精于生产汽车、照相机。
历史记载，宋元年间丝绸生产，主要是在苏州城内进行。但到明朝以后，有“士人亦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生业）历史记载，１６０１年数以千计的失业丝绸工人造反，可见当时生产的规模。也许是这场风波，更可能是蚕丝的经济效益远比粮食高。于是，逐步扩散到吴江和震泽县各地，形成特色。有人算过一笔帐：“十口之家养十箔可以获茧一百二十斤，收丝一百五十六两，可织小绢三十一匹，以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的比价折算，三十一匹绢相当于四十三石四斗米，按当时最高田产三石米计，需十四亩四分七厘优质水田一熟产量，才可以与之相抵”（《明清江南市镇探微》，１８９页）。丝绸博物馆有近代生丝出品产量的比较，国际市场的波动使地方上吃尽了苦头。
清初，丝逐渐成为出品的重要商品。从广州出口的湖丝，每年价值白银百万余两左右，丝价还日益上升。当清末闭关自守的局面被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打开，丝业继续上升，到１９１０年左右处于繁荣顶点。例如，太平天国前后（１８５０－１８６５）期间，生丝出口基本上是有增无减的。又例如，“１８８０年代晚，南浔与震泽、黎里一带‘辑里大丝’盛行（每年出口值达千万余元，专销欧美），尔后‘厂丝’兴起，才相继使得辑里丝渐趋衰微。但大致在１９００年前，仍然是辑里丝盛行的时代”（《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４１页）。辑里丝因辑里村得名。吴江周德华友曾去过。他告我，此村在南浔镇南面，至今水还是十分清澈。
清代小城镇的迅速发展是与西方经济相作用的结果。小城镇一度繁荣，但到１９２０年以后，受到外国人造丝的冲击，以及本身蚕丝技术落后，丝绸行业一落千丈，小城镇和农村也随之萧条。１９２５年，外国人说，“在中国，没有什么行业象蚕丝业那样，容易受到市埸波动的影响”（转引自《华南丝区》，２１７页）。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军事需要，生丝价格高得出奇，向缫丝厂拼命要货。然而到了二十年代，生丝价格跌，许多企业和个人欠债累累，连锁反应，引起大量社会问题和波动。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蚕丝地区的萧条，可见茅盾小说《春蚕》，农民辛辛苦苦养茧后，却无人收购。“工厂主们不但对外国市场的情况一无知，而且有许多人甚至不知自已的产品在国外的用途。他们只是盲目地生产，其经纪人则全力注意赚最接近的利润，无人顾及工业的前途”，这是１９３４年一个人的意见（转引自《华南丝区》，２０３页）。经济恶化，引起政治恶化和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小城镇还处于萧条状况。
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过程，身不由已。当时的吴江小城镇受到二方面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因土布的销路发生问题，地方性市埸萧条；另一方面国际市埸急需丝绸，利润较高，促使丝绸在吴江迅速发展。因此，开弦弓丝厂建立的原因与华南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建立的原因相似。同时，工厂都建在自已的家乡，创办人都出身于绅士家庭，与村民关系良好，当地蚕茧稳定和国际市场价格高、需求不断。（《华南丝区》，页１５５－１５６）日本的发展也是从缫丝的家庭工厂或作坊中发展起来到的，情况有所相似。同时，费孝通教授笔下的三十年代的江村经济的困难，有些方面也是来自于世界丝绸市埸的不景气。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早已过去。虽然沿海小城镇在民国初期，比较稳定。但１９３７年日本入侵中国，加剧城乡分裂。４０年代，通货膨胀达到极点，有些农民一下子的投机得到的钱比大学教授的月薪还多。解放以后，比较稳定。特别八十年代，丝绸发展很快。然而，目前丝绸业很困难，但是吴江人仍不断努力，小城镇也在发展中。
例如，面对丝绸行业滑坡，茧价不景气，吴江人没有随意砍桑，不象淅江等地区早有砍桑，改种苗木。我在两省边界看得很清楚。他们对祖祖辈辈传下的这项基业，爱惜倍加。再说，从一支桑苗长到枝繁叶茂，要三年时间，一旦丝绸业发展，种桑都来不及。96年春茧收购形势严峻，真丝绸市场疲软，缫丝成本增加，企业亏本，收购资金短缺等。但春茧平均张产80斤以上。吴江收购每50公斤茧的中准价为600元。这是考虑到与浙江周边地区的价格衔接，缫丝厂的承受力，蚕农的养蚕积极性等作出的。吴江人立足于长远利益，正确执行价格政策，不压级压价克扣蚕农，不乘售茧时乱扣钱，不向蚕农打白条，使收茧工作顺利完成。这些方面，吴江人是很有经验的。又例如，尽管全国丝绸行业不景气，供过于求，一些企业甚至停工，但吴江的一些高质量的独特产品仍有市场。吴江丝绸集团的新生，新联，新华等厂的有梭织机改织真丝重绉系列，客户预付款排队要货。如新联厂由95年的同期亏损152万元转为盈利135万元。
历史上这些小城镇都与丝绸有关。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这个城就是吴兴县城。而吴江城即松陵镇也不及盛泽半个镇。原因都是经济重心下移。其中以盛泽为吴江的经济中心，所谓“天下衣被都赖之”（《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盛泽镇在乾隆时，已可与阊门这个《红楼梦》上誉为人间一、二等富贵之地相比。早在明代冯梦龙写道，盛泽“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醒世恒言》卷十八）。绸行又称绸庄，收购四方农户和镇上机户所织丝绸，收后又交练坊练熟，然后转交各地绸商。丝行收购农家蚕丝，往往又兼绸行生意。还有桑叶行等。因此，其经济特点是“视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即胥仰食于此焉。俏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乾隆《盛湖志》卷下俗）。又有“居民乃尽逐凌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当时雇工则数以千计（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
现在温州的商业区是同行的商店和背后的工厂在一条街上的。似乎历史上的吴江就不是这种初步形式，历史规模较大，当时有很大的范围。同样，盛泽镇在解放前丝织作坊并不多，但绸庄很多，是一个丝绸集散地。费教授说，“绸庄利用金融力量或信贷关系，首先将农民在家里生产的丝回来，然后又投放给农户在家里织绸。对于专门织绸的农户来说，除了织机和劳力外不再需要其他的投资，每次把织出的绸交给绸庄，按事先的约定取得工钱，同时又领回原料。这样，一个绸庄就可以拥有几十、几百甚至成千的织户”。（《费孝通选集》，页３２９）盛泽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开办十年来，销售额360亿元，上交国家税收8000多万元。1995年销售总额已经超过100亿元大关。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已经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震泽镇过去的地位是可与盛泽相比的，但目前似有下降。然而，它新办的江苏太湖茧丝市场，是一栋很时髦的新式建筑，白瓷砖的墙，蓝玻璃的窗，有几个大屋顶。它主要经营茧，丝，绸，绢纺原料，已有全国150家客户进场，1993年以来，累计成交额已达20多亿元。这是作为昔日商品流通中心的进一步的发展。
五
行政区域的划分必须顾及到全国一盘棋。例如，如果江淅二省的划分不是现在这样的状态，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合为一省，其余各地划出，那么中国各省的平衡是难以保持的。又例如，县级建制是一个常数，一、二千左右，从秦始皇以来，变化不大。但实际上人口和疆域都在不断地变化。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央的控制力不能不有所下降。然而，这个常数并不能无限地发展，否则至少会导致行政开支和税收等无限地扩大，最后导致中央政权的无法管理，甚至解体。目前的县级市本质仍然是一个县，市级市的发展更是一个郑重的问题，广东的例子比较特殊。
但历史上行政区划与市场经济就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典型的县城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官方控制的市场是在县城内，而不是在县城外。地方税是以实物收取，而剩余产品主要是在县内流通。南宋以来，超出城墙外的市场迅速发展，大量小城镇涌现。施坚雅和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一场中世纪的小城镇和城市化的革命。它的主要特点是：“１、每个县只能有一个市场，该市场又必须是建在县城的这样一种要求日趋减弱；２、官方市场的衰落并最后崩溃；３、随着围墙式体系的解体，圈围起来的市场地区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更自由的街道方式，在这种街道方式中贸易和商业在城内或远郊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进行；４、特殊的围墙城市快速发展，城外商业性郊区的增长；５、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量中、小城镇出现”。同时，“这些变化伴随着日见增长的税收和贸易货币化现象；伴随着商人数量、财富及权力的增长；伴随着社会和政府篾视贸易和商人阶级态度的逐渐转变”。（《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页４５）吴江小城镇就是一个例子。
小城镇类型的划分，可分为贸易、政治、工业、名胜等方面。但每一个小城镇都是有其各方面的特点。如果一个城镇只有一个功能方面的特点，那么实际上不能存在。但是每一个小城镇又有其主要的特点。类型的划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外国学者对于小城镇位置和关系提出一些模式。例如，假设前提某区域是平均的平面，没有自然障碍，土地的肥力相同，人口分布均匀，交通运输条件相同等。因此，假设中心城镇处于各个园或四边形或六边形的中心，与各个边缘的距离相等。这种模式在中国华北平原和江南水乡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些地方的小城镇往住是在比较均匀的距离内存在和发展的。吴江水乡小城镇的分布的确是比较均匀的，但例外也是有的。
然而，小城镇的兴起、功能和结构、时间和空间以及地理位置的影响、发展的诸因素、各自的特点都在变化中。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各有不同。８２年，费孝通教授在调查中，将吴江小城镇的情况大致分类如下：
一、县属七大镇松陵、震泽、盛泽、平望、同里、芦墟、黎里。
二、另有十六个公社所在地的镇。
三、设有商业派出机构的镇，八坼、铜罗、横扇。
四、新兴起的小镇，庙港、七都、莘塔、金家坝。
五、大队或村的镇，开弦弓村镇。以上五种镇的情况又是交叉的，不能一刀切的。所谓五层三级。
松陵镇是一个政治中心，盛泽是做生意的地方，风气不同。现在也明显觉得说话中心不同，松陵人讲的是政治，盛泽人讲的是生意。松陵镇曾有居民二千余家，比盛泽、黎里、同里、震泽要少。但松陵镇因为是县级机关所在地，办公用房、住房和宾馆比较发达。如果要搬迁到吴江地理中心平望的话，据说人民币三十亿，也无法解决房子的问题。以前准备好了办公楼房，都没有搬成，改为中医院了。当然，这不仅是一个费用问题，涉及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松陵镇的一个主要商业区在东门外盛家厍，苏州的一个主要商业区在阊门外，闹市在城门外，都是靠位于大运河和护城河的交界处，水上交通便利。市场发展有时比行政关系更为重要。因为它更加实际，必须注意到成本和利润等问题。这一点在非政治中心的城镇，表现得很明显。
明弘治和正德年间，已有平望、黎里、同里、震泽和县城松陵等七个城镇，但无盛泽镇，此地还是一个村落，五，六十人家。到明嘉靖年间逐渐形成集市，有镇的样子。到明末已经大变，明人冯梦龙写道：“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醒世恒言》卷十八）但这还是小说家言，不能为实。历史记载，到乾隆年间大变样，称为“每日中为市，舟辑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没有污染。“盛湖周围二十里，水光四绕，……商舶渔舟，疾催飞长鸟；千村万落，掩映烟峦。贝货所由，饮勺所赖”。（《乾隆吴江县志》卷５０，页１６下）又称：“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贪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乾隆吴江县志》卷３８，页７下）因有大批外来人来做生意，同乡关系也很重要。在盛泽有许多会馆。盛泽有各种外籍商人的会馆，徽州、山西、宁波、宁国等。其中，济宁会馆保存完好，现为盛泽图书馆。盛泽的风气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厌故常而喜新说，好品薄而善讥详，淳庞之气鲜有存者”。（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三风俗）现有以唱粤语歌为荣，一度又有大批发廊，有人称之为繁荣“娼”盛。当然，这是笑谈。
盛泽与浙江的王江泾、濮院、新塍、田乐等镇相邻。盛泽人步行到王江泾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有些退休老人也步行到王江泾小街上去玩，去长虹桥边的小庙烧香，已经算是从江苏到浙江的旅行了。王江泾的名气是明嘉靖年间在此大破倭寇。但它在明万历年间已成为七千家的丝绸大镇。到清初更为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紧靠运河。至今尚有长虹桥，宽度为大运河上最宽者。桥下有“一宿古庵”。我不久前访问过。历史上的繁荣景色已尽，清道光年间一场太平军与清军的战役付之一炬。至今只有狭长的小街，但也是有许多商店和土特产品，十分有趣。外国人坐轮船于苏杭之间，常在此停泊、参观。王江泾的兴因运河，衰也因运河。吴江的黄家溪衰弱也因战火。盛泽因为离运河较远，较少战火而得福。盛泽的繁荣与王江泾和黄家溪的衰退有很大关系。黄家溪，又名王家溪，盛泽地图上有此名。但这不是历史上的一度兴旺的黄家溪，异地同名。
盛泽的乡脚已经发展到浙江的范围里去了。盛泽东方丝绸市场的辐射作用到乌镇、南浔等浙江丝绸大镇。淅江的小镇是主动接轨，将公路修过来。汽车的速度比船快多了。震泽想尽力弥补昔日的商业中心地位，创办了太湖茧丝市场，颇有作用，但总不及盛泽。但淅江也有反辐射力。濮院，因南宋濮氏归里，诏其宅第为“濮院”而得名。后人种桑织绸，逐渐在明代发展为以丝绸为主的万人大镇。但也在清代道光年间，经济活动移向盛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目前的羊毛衫市场很大，一阵苏州人都要坐车当日来回去买羊毛衫。苏州专门有旅游公司做这个生意。也许乡脚的范围要这样来计算了。嘉兴的田乐乡离盛泽很近，我站在田乐的楼上可见盛泽。但历史上是很穷的，土匪横行，一直窜到盛泽。在嘉兴市，１９８３年首先发展家庭织机，１９９２年有织机４１２８台，经车１４９台。我于１９９５年去过，见农民家中还有喷水织机。１９９２年全乡实现社会总产值１。１２亿元，而个体联户产值达６８４７万元，财政收入２５８万元。邻近的荷花乡于９２年有个体织机７０００台，联户经车３００台，实力更大。与吴江相比算不了什么，但人家比较实惠，比较实在。现在形势更好，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
震泽镇处于西部中心，东北方向经平望可去苏州、上海，西南方向经南浔可去吴兴、杭州。元代，震泽尚为小村落。明代，人口增加到千余家。清初，达数千家。农民产丝或纺丝，售给牙行，或从牙行取丝代纺而赚工资。连明人都说，“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神宗实录》卷３６１，页５）此镇的这种经济结构使丝成为大宗货物出口，繁荣起来。隔壁的淅江南浔镇也是一个重要的湖丝集散地。因此镇也繁荣起来。但这二个镇的丝市都不如过去。至少是公路发达后，货物不一定经过。而且，省与省之间蚕丝的政策不一，有时互相封锁。同时，震泽的乡脚已经没有昔日那么大了，七都、八都、庙港都从震泽分出去了，都成为独立的镇了。交通主要靠汽车了，当然没有几百条航船云集于震泽了。然而震泽还是一个大镇，镇边进出口的停车场上，停放了几百辆大小出租汽车，就说明此镇的繁荣。据说，从震泽到松陵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因为是过年“办事”，桑塔纳小汽车跑一次要二百多元，照样有人付得起。我认识的一位二十几岁的出租车司机，开了几年车，家里盖了一栋七、八万元的楼房，还自备了一部十七万元的小汽车。这是比较平常的例子。但现在困难些了，开车人多了，坐车人少了，加上此地回程车少，抓到一次机会不容易。
平望镇是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当时发展很快，有百货市场，“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页１２２）交通中心有利有弊。平望历史上以米业为主，有苏州小枫桥之称。镇上“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运近毕集”，“里中多以贩米为业”。（《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但平望屡经战乱，元代曾筑城自卫。明嘉靖年间，遭水灾、倭寇之患。一直到民国又有战乱，金松岑先生有文记之。但现在赶不上芦墟。芦墟的“墟”是日中为市的意思。今天因318国道过境等原因，此镇有与松陵，盛泽三角鼎立之势，大不相同了。
历史记载，平望，同里“以米业为大宗”，米市“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黎里镇也大致如此。（转引自《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页１３２）黎里镇从明万历年到清乾隆年间，居民一直有五、六千家。此镇有上岸、下岸之分。“上岸多士大夫之家，崇尚学术，入夜诵读声不绝”。（嘉庆《黎里志》卷二形胜）下岸东栅为商业繁忙之地，“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易米及油并为尤多”（同上）。水产和养蜂业也有特色。同里的乡脚很大。嘉庆《同里志》卷一记载，下属三都，五十二村。同里交通不便，长期全靠水路，但也有米市。吴江地主颇喜欢此地，云集于镇上，封建文化也应运而生。人称同里镇，“自古遵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自宋迄今，故科第不绝，儒风不衰”。（《嘉庆同里志》卷六典制）又称，明代有进士十八人，举人四十六人；清代嘉靖以前有进士十一人，举人三十一人。乾隆十二年建立的同川书院在清末由金松岑主持，柳亚子、陈去病等出之门下，鼓躁于东南，名声大震。
同里镇又是一个消费、享乐的小城镇，这是老的提法。现在叫第三产业发达。同里镇旧名富土，因怕招摇，改为同里。历史记载，此镇“堂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面貌与苏州旧城相似，破房子成群，低矮潮湿，居民生活困难；但有古城风味，保留大批明清建筑和家具，市民生活方式遵循传统，缺少活力，然而还有生动活泼的一面。明代建筑、家具、书法、绘画、紫砂壶等，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至今令人欣赏不已。也许，文化太沉重了，发展就不容易，古镇搞工业往往要慢些，中国的城市化更要慢些。小城镇的建筑风格也在变化中。从昔日沿河展开的老式房子、小桥流水变为几乎千篇一律的以马路为中心的马赛克大楼和铝合金门窗。江南小城镇的建筑特色究竟在哪里呢？老城中破落的房子往往不能蔽风雨，又没有自来水马桶等现代化设备，居民身受其苦。但这种老房子和小桥流水又是相映成趣的，古典园林也离不开这种背景。如果同里镇的退思园周围都是水泥的高楼，那么园林本身也会没有什么味道了。如何将居民慢慢地迁出，或者就地改造旧居，又保留江南水乡的特色？这是许多小城镇的难点。再进一步设想，小城镇和苏州城里的高楼有些已经显得灰色、简陋，将来会成为更加难以处理的问题。纽约市中心的简易高楼已经难以处理了。而且，高楼又有新的社会问题。
“七都、八都钞票不多”，这是老百姓的旧话。然而，吴江的七都、八都镇倒有后来居上的样子。《水浒传》上的武松为县里都头，大概比巡视的所在地－都，还大一些。行车于乡下，除盛泽外，这里的小别墅最多了。震泽旧称也是十都，也是昔日巡视的所在地。与淅江为邻，受到个体经济的影响，农民的经济活动方式很灵活。集体经济也很好。八都的华鑫集团养甲鱼、七都的电缆集团都有名。农民的实惠也多。据说，过去南浔人看不起七都人，七都三面接南浔，也无公路直接相通。现在开通了南浔一个村庄的路，直接通到３１８国道上。南浔人也另眼相看七都的发展，学了办电缆厂。莘塔镇要修通上海青浦大观园附近的路，可费了多少力气！乡下人攀城里人高亲难得很。
菀坪、金家坝和屯村三镇兴起的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同样，莘塔公社集镇在七十年代兴起，现在又有汾湖开发区，规模很大。庙港镇发展很快，新开的庙新路边有50个店面，其中更多的是个体户。有5户个体户搞糖果批发的年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上。老街上更是兴旺发达。
当年与庙港规模上下的陆港，更楼港，罗港等几个小镇，都是濒邻太湖，乡脚也差不多。但因行政编制，归了庙港，逐渐被吞并。南厍集镇退化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但陆港地处庙港和七都镇中间，离行政中心远，所以至今保留了10多个商业网。庙港镇的轮穗村木材市场却是传统的发扬光大。此市场一年有几千万的生意，活动规模，全国各地。1936年开弦弓村的农民生活困难，生产落后，粮食亩产300－400斤，蚕茧张产40－50斤。据杨晓容同志的《 六十年回眸－从江村到江镇》一文说，1995年江村有4家企业，年总产值2350万元，效益400万元。乾皇化工公司生产的黄酮天然药用原料是从银杏树叶中提取的，目前出口供货量与日俱增。江村的多种经营收入达1230万，包括蚕茧总产量1545担的收入。人均净收入4300元，95％以上的农户盖起了新楼房。开弦弓村镇，在庙港镇内算是大的，但发展不快。近来，因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六十周年，推动了一下。目前有1600米的环村柏油路，有农贸市场，小学，老年人活动室等。以上是几种不同类型的镇的简要情况。
中国固有的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和目前集体经济的关系，值得注意。吴江人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的原则，坚持集体承包责任制，组建企业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中小企业发展股份合作制。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吴江丝绸公司由长期的为外贸加工转向自主经营，销售的渠道，对象发生变化，一度非常困难，如客户倒闭，大批死帐，坏帐，库存变质，流动资金短缺。吴江换了一些人，扎扎实实地开展“清理应收款，清理库存产品，加强有效生产”，公司三个月共清销库存产品4236。3万元，清讨回应收款2445万元。同时，为防止问题重复发生，制定了周密的制度。乡镇企业同样如此。七都镇重点清查1995年底前应收款、个人借款、公费大哥大等。松陵镇加大对个人拖欠款收力度，针对供销人员出差预支款、销售承包货款未及时到帐的罚款、职工医疗费的欠款、工程预支款等，要求干部带头，预支款每月结清、与每月工资挂钩，供销人员原则上不可预支出差费用、欠款责其按期收回。此镇个人借欠款已收回36。12万元，占清理基数的28％。全吴江96年第三季度已回收应收款14。22亿元，回收率42。4％，其中回收1995年6月底前的呆滞应收款2。45亿元，占呆滞款总数的38。9％；存货系数比最高时下降了4。55亿元；回收个人借欠款2039万元，回收率达45。4％。
吴江坛丘镇个体经济发达，每年经济效益上升50％。对这些现象作任何简单的过早的预言，都难以击中要害。我们应从历史的具体的调查中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至少在坛丘都可看到个体经济对集体经济的促进。坛丘缫丝厂在行业大滑坡的大环境中，96年前三季度完成利润321万元。办法是各分厂向总厂承包，具体内容为“资产利息定额，资产折旧定额，管理费定额和利润分成”，利润是上不封顶。原辅料是到各地“定点，定价，定质量”。这样，责权利分明，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国营化”和社区干部所有制，正在变化中。这种变化的深刻程度不亚于八十年代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六
人口密度对生产和市场的发展会有刺激。众多的人口本身就是巨大的生产潜力。明清时代，苏州地区已经是人口膨长，使得各家各户单靠种田难以为生，不得不向多种经济方向发展。据说，１８５０年中国人口已达到４亿。而江浙二省的人口密度在清代高居全国首位。１８１３年江淅二省人均耕地只有２。５５亩与１。６１亩。据说，每亩稻米在清代已有５００斤左右，比宋代３２６斤，元代３４７斤，明代４５０斤，大为提高。但粮食仍为紧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页４－５）在１８５０年，中国人口从十八世纪后期的２、３亿人增加到了４亿人。苏州作为当时的大城市并的辐射力是有限的。吴江小城镇星棋罗布，颇有独立性，这种方式对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维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城镇的市场比农村小店有更多的商品。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市场的繁荣，首先靠镇上和四周乡脚的人口密度与依赖程度而定。有些中国西部地区，农闲时间达半年以上，农民有空自制日常用品，自我消费，这是导致西北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吴江，宋代人口为１７０，８３９人，到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人口为２５９，６５７人，人口增长不快。（《乾隆吴江县志》卷五，户口丁）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田地大多种桑，种粮较少。吴江米价当时与整个江南米价相近，已受到市场价格的调节。吴江在１５４５年米价每两银可购米１石，到１７０９年可购米２。４０石，主要靠清初政治稳定，水上运输发达。清代江淅粮米，靠湖广运来。全洪升先生说，雍正１２年，“自湖广运往江淅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装载这一千万石的湖广米船，由汉口出发，沿江而下，大部分都运往苏州出卖”。（《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第５７３页）施坚雅教授估计，“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国的４个最大城市－北京、苏州、广州和武汉三镇，按规模排列来看为８５０，０００人到５７５，０００人”；“苏州人口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只有７０万”。。（《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页５１）苏州人口超过当时的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施坚雅估计，中国在１８４３年时居民信在２０００人以上市镇的人口比例仅为５。１％，在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过７。６％。而据雷格莱估计，英国在１８０１年时居住在５０００人以上市镇的人口比例为２７。５％。中国甚至迟至１９８０年，居住在２５００人以上市镇的人口仅占１９。４％。”（同上）
但在五、六十年代，江浙也是以粮为纲，这实在是没有因地制宜。人的吃饭问题胜过一切空谈。无论是农业的集体化，还是包产到户，现在单靠种田也是不行，还得靠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但是这三业的发展形式在不断变化中。目前尤其如此。吴江梅堰镇就是一个例子。此镇为了深化农业改革，积极完善适度规模经营，采取下面措施：每人0.5－0.6亩田，不得任意扩大；农户承包经营的田块一般在40－50亩；选择乐于种田，又有技术的本地人；田块相对集中，有利于机械化生产。目前每亩净利200元，超过了分散经营的收益。
二十世纪是城市化的时代。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据说，“在１７５０年至１８００年间，欧洲人居住大城市的比例未变（整个时期只增长了０。２％），而小城镇的人口剧增千倍；”“英国是‘新城市化’出现最早的地方，可追溯到１６７０年后市镇的蓬勃兴起和扩张。在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城市化则是自上而下的：首先是帝国主义时代移植于城市的工厂，其后是解放后的数十年中，国家锐意推进的大企业。中国要到本世纪８０年代才发生类似英国１６７０至１８００年时期出现的这种生机勃勃的小城镇发展”。（《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页２６６）
美国“直到二十世纪初叶的社会组织基本形式是小城镇”(转引自《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03页）但都市发展和政治力量变化的同时，小城镇不再支配主要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然而，近来美国人口统计表明，美国大城市人口开始不断外迁。例如，１９６０年芝加哥人口为３５５万人，１９７０年３３７万人，而１９８０年仅有２９７万人（《人文地理学》，页２１２）。人口不断地移动到城市郊区和小城镇去，因此小城镇和村落的“总体增长幅度相当于全国平均增长幅度的二倍左右”（同上）。就地工作，可以节省许多路上的时间，每天开车一、二个小时上下班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副作用是可能导致城市中心的经济衰退，使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芝加哥市区的人口大约３００万，以此为中心的城市化地区则有８００万人。这个地区包括许多小城镇在内。将来的苏州也会是这样，成为一个城市化地区。目前已见，沿途的新房子不断，很少见到空地。客观形势要求苏州城市郊区不断地扩大。但目前苏州郊区实际上不断地缩小，二个工业区由于经济地位的重要，占据了郊区的许多地方。然而，将来郊区的范围会包括以上三个区，甚至更大。在历史上本来没有苏州市区，道台衙门相当于过去的地委，目前市区是吴县和长洲县，元和县的所在地。
吴江人口在各个小城镇的分布，包括工作、住房、生活、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吴江农村还是贫困的。人们被迫从事没有效率的，甚至是实际亏本的劳动，使用着陈旧的工具，也没有多少粮食可吃，填饱肚子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至少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了。不仅是吃饱穿暖，而且住房条件大大改变，大多数人家住上了楼房。农村繁荣是小城镇繁荣的基础，市场是一个中间环节。
贱谷伤农，贱商伤民，二者关系实际上不可分。中国传统政治一直压制商人，但商人的民间活动仍有很大市场。解放后一度的商业国营化，取消集体和个人的经营，使小城镇更加留不住人。盛泽镇在５０年代就有二万多人，以后下降。到８１年才回到二万多人。目前，乡镇企业和商业发展便人口大大增加。松陵镇将来可以有十万人，大型高级宾馆可与苏州相比。铜罗镇因不是政治中心，所以不能相比。但有人口的流动问题。外来工是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春节时的运输繁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某些人的偷盗是另一个方面。如自行车的大量被盗。吴江还比苏州好，苏州我家三个人的三辆自行车被偷，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了。也许可以想象历史上的流民往往又是农民起义或动乱的前提。
据说，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死亡二千万人，于是为以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真的如此吗？历史也是太残酷了。目前非洲的饥饿令人触目惊心，也许中国当时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
例如，96年春节后，流入盛泽镇的外地民工还有相当数量。他们随亲友来，或盲目流入，大多住在城镇结合的出租的私房内。一旦无工可打，就可能出事。吴江人加强出租私房的管理，不断清查约1000户私房，查出卖淫嫖娼、赌博等违法人员35 名，还对外来人口进行计算机管理，已发外来人员暂住证5000张。有的镇还专门为外来民工建了集中住宿楼，兼有专人管理。
又例如，问题是实际上不少农村经济又出现严重亏损。如一个村办工厂垮了，留下几百万元人民币的债务，怎么办？负债发展经济本来是一种现代经济行为。对负债要作具体分析。一种是不负责任地欠债，而且不择手段地骗取信贷，势必自食恶果。另一种是为了发展经济，有责任地借钱，就是还不出，也有一定的信用。当然，具体情况很复杂，一下子说不清。但就吴江的整体来说，是注意到正确处理人口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负了一定的债也是正常的，将来一定会还清的。吴江有广宽的土地和清沏的太湖水，有协调的经济基础。土地上的庄稼可以收了再长，太湖水可以干了满。更重要的是吴江人忠诚老实、聪明能干，又有文化，这是吴江人的最大资源。也可说，这就是具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
七
小城镇的政治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的宏观控制和影响。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在县和小城镇一级是表现得很明显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力的中央政府必然争取扩大控制范围，地方势力也必然保护自已的利益，地方官起中间平衡作用。但这种平衡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时表现为左右摇摆。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稳固的，是经过几千年考验的。一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赞赏这种结构的某些方面的微妙之处。中国文化太伟大，太陈旧了，象紫檀木家具一样，历时愈久，愈有价值，还是那么坚硬沉重，发射着黑色的光辉。例如，明未大文人袁宏道在吏部任中郎杀去一个奸吏，这是一件大事。此奸吏可以直接操纵吏部大员，控制全国官员的调动和升迁。袁氏设计杀此人，说明他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明未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能做此事，说明仍有活力。精英报国还是要有门路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的腐败也是根深蒂固，象几百年的老宅破烂、阴暗、潮湿，非得拆掉。就是修复，也要抬高地基，在原有木架子的基础上重修。否则，黄霉天一来，人又要吃苦了。也难怪腐败的清朝在西方的大炮下，不堪一击。但腐败的政府却并不容易一下子垮台。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平衡与经济基础的协调。弗兹曼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明显偏重于中央独断的集权势力，而在经济体制上却是偏重民营而轻公营，这二种‘不平衡’形成明显的对比，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呢？答案似乎是这样的：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财富上的地方分芏，二者结合在一起恰好就化解了要求国家采取得行动的压力。中央领导人从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获取的资财已足够他们及其关键支持者的花费”；“同时，有限的国家干预和低额的税收满足大多数家庭的利益，作为一种防范造反和满足地方精英要求的手段，这种体制是与长期受到尊崇的儒家目标相吻合的”。（《中国的现代化》，页２７８）
政治的稳定，除了经济基础外，还需要一种伦理观念。明朝皇室之间内争不断，明成祖以叔夺侄子的皇位上台。但整个科举制和文官制度未变，仍能保持一种士子和官员对朝廷的集体忠诚。例如，东林党人的上书、集体下跪等，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是一种崇高道德的体现。苏州文庙有大量东林党人的碑文，从不羁的字迹中可体会到他们胸中的不平和才气。南明延长之久，斗争之复杂，也是明证。晚清不同，民族矛盾突出，又加上了时代潮流已经发生变化，“愚忠”行为已经大大缩小。
传统社会的分层：官、士、农、工、商。人向高处走，水朝低处流。科举制在一定条件下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有学问的人，要做官必须通过考试。当然，合理的前提是不合理。要想通过考试必须有长时间的读书准备。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科举制的要求，不仅使年轻人得到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教育，而且锻炼了人的意志和吃苦精神。浮华子弟要在笼子似的单间内考几天，也是不容易的。科举制在清未过时，被取消后，引入西方教育制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术和专业人才，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教育没有和仕途有机地结合，造成人才流动和基层提升正常渠道的堵塞，导致各方面的矛盾。而同时代的日本是将官员的选拔和现代教育的学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日本迅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传统的小城镇生活仍然是安定和熟悉的。海禁开放以后，耕读之家仍是一些士大夫的理想。曾国藩家书描叙了这种理想。他们并没有渴望到大城市去生活。然而，大城市的开放和形成是历史的进步。曾国藩的女婿在上海也显要一时。现代大城市似乎成为晋升的途径。昔日小城镇的科举理想已被大城市的洋学堂所取代。但至今小城镇的某些实惠也是大城市的人所不及的。
传统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平衡一旦打破，就有变化。如果是没有理性和秩序，那么结果就只能是混乱和失败。正路不通，走歪路。基层的精英不能走正路向上层流动，势必导致不正常关系和裙带风。而且地方势力膨胀，甚至肆无忌惮。最后是中央政权的垮台。这是晚明和晚清的悲剧，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罗兹曼说，“１８世纪末期朝廷大臣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表明，清政府过分关心自身的安全及随之而来的行政管理衰退”；同时“民营经济越发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同时，也变得更容易受到官吏们随心所欲的干预。然而，它通常还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日俄两国借助国家积极干预，而西方某些国家则通过国际贸易和其他手段，都决定性地改造了国内的市场结构，而这在中国却从来没发生过。中国在１８世纪未期和整个１９世纪并未能象过去那样，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基础，以适应同期人口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第６１３页）这些话是深刻的。
县一级是重要的基层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县令是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考试，由中央吏部加以委任。县令有很大的权力。而且，传统上地方官迥避在家乡做官。这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家庭为社会的核心，宗法观念强化。只有迥避法才能摆脱亲戚的情面。但在外地做官，捞一把就走的心理特别强烈。县令的个人素质和用人方针对于县级政治的影响极大。县令对良莠不齐，贤愚杂处的地方人士应了如指掌，择人而任。如果县令毫无顾忌，急忙地在任内刮地皮，中饱私囊，任用坏人，那么遭到老百姓的蔑视和唾骂，是正常的。同时，势利的一些县吏的随风倒也是正常的。
同时，县官往往出于权衡利弊和考虑，掩盖事实的真相。他们怕一旦问题搞得不可收拾时，只能受到惩罚。开诚公布地讨论和解决问题，是难得的。这种政治风气是晚清上层缺少处理尖锐问题的具体表现。同时未担任官职的精英人物颓废。他们不仅看到从北京到县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且自已无回天之力，遭受排挤和冷遇，无法为朝廷和地方服务，结果转为消极，甚至热衷于谋取私利。这样历来有效的官方和地方绅士的双重轨道失效。政治改革成为儿戏，政治腐败成为不可收拾。地方绅士也成为土豪劣绅，成为人民斗争的对象。又如，清末地方上形成以总督为中心的恩赐制度，一切大权集中于一人身上。联想到此，现在某些问题不是明镜高悬，使人一目了然吗？
十九世纪的中国清代政治处于一种无可救药的腐败状态之中。“当中央政权本身焦头烂额无以自拔时，县政府也就堕落成一个只有依靠妥协、依靠一帮随时准备贪脏枉法的官员来维持的烂摊子。它已无力正常地完成缴纳赋税和维持治安的任务；”“到清王朝已经走到穷途未路之时，中国急需从政治厄运中挣脱出来的那些条件却是新颖的。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时代，皆在实现新的目标的地方基层管理上，始终是政府最感头疼的一项任务”。（《中国现代化》，页１１５）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腐败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问题就更加复杂些。“国家的统治者心里明白大量财富滞留在各省，也知道上层精英通过超领薪俸，通过所有秘密渠道以权谋私，侵吞了大宗余额财富。这些统治者很可能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他们犒赏精英集团的一种合适方式，出钱不多，却买到了他们的效命。他们可能天真地感到，通过强调用官方标准约束精英集团的行为，他们就在实际上将这些钱财的大部分安排到地方经营上去了，从而有利于国家。但是，官方标准的习惯控制一旦不再有效，就象清朝统治在最后一个世纪中那样，统治者就失去了实际可行的重新恢复控制的行政手段。财政基础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既反映也影响了晚清帝国的政治衰弱”。（《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页９９３）
明清时代的小城镇还有黑社会存在。所谓“其人并不开张店铺，纠集游民，伺客船至镇，拉其货物，”（雍正《分建江南县志》）；又有“恶少打行，盛行苏州”，“游手无赖各霸一方，城镇乡村无处不有”，“倚靠势力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乎三尺之法”（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艺文）。连脚夫中也有恶霸，“凡运商货，脚头争昂其值，恃强生事”。（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今日车辆管理中心为抑制类似生事。“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摹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资”。（万历《嘉定县志》卷二疆域考 风俗）妓院和赌场盛行，以上种种都是衰败的象征。但又有与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如盛泽镇蚕皇殿在小满前后必演戏三天，谓之小满戏，以祈蚕神，求蚕桑兴旺。又有七月十五日的观音会，迎观音大士像，求财源茂盛。
西方一击，将中国传统结构的弱点暴露无遗。李光耀说，关键是人的素质。但人和环境的关系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发展也有苦恼，可能远离大城市的农村里的人的生活更为安定和自然，活得更健康和长寿。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中的一句老话。而且，人们是从不同的社会地位出发来思考和行动的。
人离不开所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官僚和绅士的关系是复杂的。官僚、商人和绅士的互相勾结是有限度的。官僚任职有迥避制度，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任职。但古代官僚制度也高明之处。例如，退休的大官僚一般是回乡定居。就是当朝大学士一旦下台，可以命令当日离京的，对翁同和就是如此。不管道理如何，避免了京内资深大官僚的幕后活动。古人交通不便，没有电话和电传，没有电视和广播，难矣！退休的官僚回乡成为绅士后，可以经商等。一些商人也不在本地经商。他们常在一些经济发达，联系比较发达的城镇里活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绅士可以起正常的中介和缓冲作用。详细观点，请参考我的文章《社会结构的变动－重读〈中国绅士〉一书》和《昆山的传统和改革》一书。现在问题是研究从绅士到劣绅的原因。这有很现实的意义。个别乡镇干部的腐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他们开始做得很好，而且讲得也很好，还会到处做报告，博得领导的赞扬和群众的掌声。清未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失去平衡，军人干政，科举制选拨精英的正常轨道结束，人口等社会问题成堆。“精英们对于一个削弱了的朝廷已经不太理睬，对自已通过高尚行为而艰苦赢得的精英地位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必要。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用来保证精英家族的经济和政治优势，防止走下坡路；”“以往精英集团地位的获得，是通过个人奋斗。但在２０世纪早期，对大多数精英分子来说，所谓地位就变成了牢固地称霸于一方。这不受存在于过去社会中的流动性和各种挑战的威胁”（【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页３８１。）这是绅士变质的一个客观原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１９１１年以后，中国政治结构的暗疾重发，导致一些官僚只知追求家庭利益和地方主义。同时，也说明了上层的无力。头重脚轻的上层已经奈何不了地头蛇了。本地人开始可做本地官，抛弃了回避制度，地方上士风日下，买官胜于读书做官，县政府的管理是软、懒、散。同时，人们择业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在口岸城市。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正常的社会转型的前兆。退休的大官僚回乡成为大绅士后，往往控制一般绅士和商人，所谓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大绅士云集于较大的城镇，形成的在野的政治力量也大于较小的城镇。科举制给予这些退休官僚以相当大的合法性的支持。科举制不仅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有了出路。暂不论科举制的弱点和变质。而且使这些人年老回乡后，支持当地的教育，参与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功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三类人还是有区别的。在吴江县有松陵镇和盛泽镇的明显区别。前者是官僚和绅士的中心；后者是商人的中心。它们有着不同的结构和层次。但是这三类人的不同轨道是否合作？相互关系如何变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目前政治结构与过去有本质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具体而言，可以研究下列许多问题：晚清绅士非法化，变为劣绅的原因；读书不能做官，一些人便认为读书无用；企业家向政治家和家靠拢；税收问题；除做官、做生意之外，有专门技术的人也可发财。如桃源镇广福村一上海老师傅精通皮革制作；农民业余生活的功利评估价，文化生活从看电影、电视、录相、听录音，回归到打麻将热的原因；男女恋爱和教育情况的变化；个体经济发展，可以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等，但是不是会如台湾那样产生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发生新的问题。
例如，宗教的发展较快。几乎每一个镇上都有一、二种宗教的活动场地。庙港因庙得名，是渔民避风、烧香的集散地。至今，古老的银杏树下仍有自发的土庙，那是老庙的所在地。又听说，迟早要拆去。盛泽的居士林，有几进房子，是目前佛教活动的中心。每逢佛事，香火很盛，诵经声不绝。但基督教比佛教发展快。盛泽有教徒自发新建的大教堂，他们与南京神学院有联系，群众面较广，包括外来打工妹和淅江信徒。松陵镇上也有活动地点，盛家厍的小街上有的店里贴着福音的语录。对于宗教这样长期深刻地影响人们心理的方式，用简单的办法是否定不了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也无济于事。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可以流利地背诵出《心经》，我多次临写过几本不同的《心经》字帖，却背不出来。最近，我读了《金刚经》、《坛经》等，才发现它们的中心是谈心态的平和，这是有道理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人们是特别需要平和的。所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可能比较节制，少做坏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吴江人的心情是平和的，这倒不是宗教的原因。也许是广阔的太湖所致；也许是安定的社会环境。走在大城市的窄小街道上，往往会见到贫困和混乱的现象。但走在吴江农村的乡村小路和小城镇的大街上，常见的是漂亮的小别墅，大楼和安定富裕的人们。就是结伙的打工妹也衣着时髦，月薪一千元左右，有时一拎包就走，吃住都是主人包。我亲眼所见一家农民开饭有七、八样菜，比我们机关里吃得好多了，住得也好，和我插队时根本不能相比了。而且，主人家的大门也不关，也没有人看管。当时我们只管说话，进去看看也没有问题。要是在城市里，那还了得。又例如，吴江人不断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对班子不断地调整和健全机制。从上到下都比较团结，比较安定，在全苏州市内都算比较好的。
八
范文澜老先生曾引用马克思的话：“人们自已创造自已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已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在螺旋式的上升发展。（《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第41页 ）这是我少年读书时，便熟知的观点，现在方从小城镇的调查中有所体会。
傅衣凌先生说，“中国历史发展有其本身的特点，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欧洲社会、日本社会，也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页３）他又说，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四个特点：１。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斗争；２。新旧因素交错；３。没有崩溃，但有分化；４。地主对经济的控制更加严厉。（《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页３－６）他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商品经济的估计，既要看到它起着分解自然经济，促进阶级分化作用，还要认清它在巩固自然经济，并和土地权力、官僚政治相勾结的实质。如果不分主次，过分强调商品生产起进步的作用，而忽略其绝大部分起巩固自然经济的主要作用，那就会有把后期封建经济近代化的危险。”（同上，页３－４）对于后一点，我们在小城镇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结合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看到了。
黄宗智先生对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等解决土地产出和人口增长的矛盾方法，称为“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高寿仙说，这实际上也可表达为“缺乏有效制度创新的增长”。土地、劳力和资本等要素在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作用。而“制度创新的供给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页１３１） 按照一些意见，制度可分为三类：１。宪法秩序。明清时代是绝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科举制使社会呈单一性，个人和社会集团很少有各种可能性发展。２。制度安排，包括法律、社团和合同等。３。规范行为，包括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西方入侵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制度方面。黄宗智说，“我们应该承认帝国主义既带来了发展，又带来了落后这一事实。”（《读书》，《制度创新与明清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页１２６－１２７）这里制度的定义与我们通常用的不同。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但是，能否从以上的提法中得到某种启发呢？
还有所谓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讨论，指东方国家只能以专制主义进行统治；又指出东方国家本身缺乏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小农经济是皇权的基础。这是片面的。又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讨论，不管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大分歧，也不管在实际处理二者关系上如何困难，都不能不承认二者结合是最为适合的方式。
特别注意的是社会主义也要求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如早期资本主义火与血的历史。但是更要注意的是五八年大跃进以后三十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人们是太容易健忘了。要知道老百姓是吃了多少苦呵！这比任何理论都重要。
刘石吉先生引用过施坚雅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Modern elements introduce into the marketing system served or soil seemed-only to fan traditional fires”.（《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p.211）从上述的说明中，可见这种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和谐、人口分布均匀、经济发达、政治统一等因素是中国封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国传统的固步自封使得政治家不能有大刀阔斧的行动，知识分子不能有过高的期望，这种政治上的保守、停滞和衰退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缓慢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腐败和观念更新的速度与程度都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但是身为中国人始终离不开这块土地，尤其是自已的家乡苏州。我们是现实地生活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中国太大，传统结构太有力了，也许只有腐败的作用才是各个王朝更替的最有力的催化剂。西方的影响倒在其次。这是应了毛泽东的内外因论的。至少腐败可应付官僚主义。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一个腐败的社会风气之上的。面临的是严重的挑战。所有的这些象是康德的二律背反。但这些不是理性自身的矛盾，也不是幻相，而是中国的现实存在。事物的发展是辨证的，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世界会变得更加拥挤，生态更不稳定，环境污染更严，贫富差距更大，这是美国人对２１世纪全球状况的悲观预言。但地处太湖畔的吴江人对上述问题，并没有如此切肤之痛。当行船在太湖上，或开车在水陆并进的公路上时，人们的心情是宽广的。吴江的农业、副业、工业三业是协调的。农业保证了有优质大米，副业以蚕桑为主（包括蚕桑、渔、猪羊的生态平衡），工业以先进工艺的丝绸等为主，还有其他高科技产品。吴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从１９４９年到七十年代，费孝通教授对这个时期曾作过经典性的分析，见诸于《小城镇，大问题》等文。但在今天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有许多新发展和问题，二者相关。我们必须切实调查和分析，肤衍了草是不行的。上述说明还是初步的大纲，有待于以后的补充和修改 。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4-05-26 | 责任编辑：张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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