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宅研究：回忆海外访学（李安宅著，陈波整理）
李安宅研究：回忆海外访学（李安宅著，陈波整理）
整理记 自2000年以来，我对李安宅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曾给予极大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采访李先生晚年的夫人陈隆莲。
有一天，我偶然地在网络上搜索“李安宅”这个条目，就在结果中我看到一条“大社会学家李安宅的工作证”。打开上面的附图，我看到工作证上李安宅的清癯的照片，我凝视了很久。除这以外，还有于式玉先生的工作证，1955年劳动节观礼证以及一本李安宅先生的藏书《佛遗教三经（艹头加?）益解》（1936年三版。刘立千先生1940年8月6日签名）等。拍卖的古玩商一一定价，其中书价是万二千金；并声称有更多的李安宅先生藏书可供看取。我给卖家发去短信，表示对这些物品的兴趣。不久，我如约来到成都市草堂古玩市场一家不起眼的店铺，我看到大量的书以及其他的物品，堆放在货架上各种古玩、工艺品和赝品的下面。据古玩商讲，陈隆莲女士昨年十一月仙逝；这批物品是她的弟弟陈隆淮送给他的。他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价值，只是找了一辆车拉回店里。“回来后，我在网上一查，哦哟，李安宅的名气大得不行。”他便放手在网上拍卖。中间经过一个春节，似乎没人问津。当我看到这些无价之宝时，内心之激动难以想象，然而我不敢表露出来。我看出这南阳古玩商人对李安宅先生的大量手稿、信件丝毫不感兴趣，他只对书籍的年代（比如1889年的《汉英韵府》）、是不是线装，以及字画证件等感兴趣；我也装作只对其中一些感兴趣，尤其是1931年李安宅先生出版的两本编译著作（此前疏少有人注意它们），提出要购买。古玩商人明白如果把其中李安宅的“宝贝”都卖掉，剩下那些东西就不值钱。他坚持整体出卖，不零售。谈不成。不过他许我拍照。我用随身带着的相机拍下陈隆莲女士的笔记、美国藏学人类学家叶诚尧（B. Aziz）寄给李安宅的春节贺卡及文字、1949年Pacific Affairs杂志寄给李安宅先生请他为《当代中国的家庭革命》（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一书写书评的信件以及原书封面等。这以后，我略表无奈而遗憾地离开了；但我知道这事儿没完，心里已经准备好，只要价格合适就取；也恰好用来还房贷的钱还在手上，我可以先抽出来。过了两天，我没打招呼就去，并作好准备要将那些有价值的文稿拍下来。我带去一座台灯（以补充光源）、三块相机电池和3.5G的存储卡。古玩商人见到这阵势，就要我买回去拍。这就进入价格谈判，他最初的要价是七、八万。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成交，我交出定金后，约定次日取货。第二天，我找上一位学生，雇车将所有物件带回寓所；但是于式玉先生的工作证被古玩商人遗失。回家的路上，听他为我找来的司机讲，他把货物从陈女士宅拉回来后，已经卖掉其中的藏画。而在我和他谈价格的过程中，他提到在收货之前，陈隆淮觉得有些是废纸，就让收废纸的人拉走。可以肯定说，这些并不是李安宅先生的全部所有物。我的朋友洛比在2007年夏就曾经赠送我一本他从旧书市场上买来的雷兴（Lessing）在1947年5月送给李安宅的字典（雅谢克编《藏英词典》）；我在川大图书馆里也曾发现民国杂志的封面上有李安宅先生的签名。
一连好几天我都沉浸在整理和阅读这些文献中。每当我烦闷的时候，随手拿起李安宅先生的一本藏书，上面扉页上的题字或题词都会让我喜悦无比。我以为，其中最宝贵的，是李于伉俪的部分日记、笔记（比如1958年西南民族学院若干天连续批判李安宅思想的全程记录、拉卜楞田野调查时期的笔记）、回忆录、自传以及李安宅先生晚年的大量信件等，为我们一窥李先生的生命史和学术史打开一扇宝贵的窗户。就是在这些文献中，我发现陈隆莲女士的身影介入到其中，对李先生晚年的生活以及保存这些文献所起的作用。在她书写的一份家庭内部记录当中，我看到李先生家庭内部的那些丰富的关系。可惜的是，陈女士魂归天际，我无缘接触她并由此而更多了解李安宅先生晚年的生活。
这里的文字，是从李先生的一份手稿中整理出来的。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对比好几份手稿整理；鉴于写作时代（文革）的关系，或有敏感内容的，我删掉相关的字句。将来某一天，或许他们都能有机会面见世人。文中的脚注，是整理者加的。在大部分文字的录入方面，李如东同学付出了心血，特致谢意。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 陈波
第一次访美（1934-36）及以后
罗氏基金[1]在上海、巴黎等地均有办事处，出助学金、研究费供教师、学生，就地或出国去研究，亦捐款至国外，如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巴黎等等的福利设施。一般拿了它的钱的，不准宣传，故意装着“谦虚”的样子或者恐怕旁人“招摇撞骗”。英、法、德教授和学生，据我所知或见到的，都有接受它的资助的。旧燕京大学整个法学院，自我当助教的时候起，由社会学系第二任主任许仕廉（第一任是美籍步济时）与该基金挂上钩，全部经费，都出自该基金，实际上，燕京作为协和的预科，与该基金的联系，还可追溯得远些，燕京的政治系卿汝楫、社会系张鸿钧、吴文藻（原清华派赴美，任教授后曾得罗氏基金资助赴英一年）等，都曾得该基金资助。另外，在美助学金，各校都有，数额大小不等，都和罗氏基金手续一样，最后由司徒雷登签字出国办护照。
我既为英籍教授吕嘉慈看中，乃劝我留学美国。第一次与哈佛办交涉不成，乃与罗氏基金办交涉。当时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根氏（Gunn），曾亲自到燕京，谓我算试验品，不受资历限制，不读博士，但可得博士以后的待遇，两年为限，因念博士，一念四五年七八年不等，有口实长期在美不返国，谓“不得博士回国，反而不如不留学，不被人家看不起”。司徒[2]事出被动，不得不签字（英文校长的名称有两个，司徒在校内用校务长名义，在国外用校长名义（president），中国校长用chancellor的名义。最初吴雷川，继任陆志韦）。吴文藻亦以社会学系主任的资格，写了保举信。
罗氏基金在纽约的总机关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部门。对我负责的是社会部门付主任梅（Stacy May），他曾于1935年因事赴美西岸加里弗尼亚大学，找我见过他。当时该校人类学系的克鲁伯和罗威叫我按博士等位生的程序读书，要选修两种外国语，按理第一年读得不满意，即取消第二年的助学金（研究费）资格。但我经美共产党员瑞顿（Paul Radin）的介绍，知美人类学较详，欲利用暑期至祖尼印第安母系社会进行调查，并欲第二年至东岸耶鲁大学就塞皮尔读书。梅的意思叫我转学至另一地读乡村社会学，但最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谓“最后总是听当事人的意见”。此话想来，美国乡村社会学也好，人类学也好，反正都可以；不过听当事人的话决定问题，可以培养主动性，我当时认为是知己，就像认为吕嘉慈将爱国主义与科学研究可并行是知己一样。
暑假做了祖尼印第安母系社会的调查，事后到耶鲁，见了瑞顿的同学、人类学系主任塞皮尔（Sapir）。他以语言学家著名，并用心理分析的观点研究一切。他自己也门户之见甚深，对我又大为赏识。谈及西部的克虏伯（Kroeber）和罗维（Lowie），他听见我对西岸不满意，他说“老同学（美人类学家第一代是摩尔根，即“古代社会”的作者，第二代是伯雅士，我从之念书的都是他的学生）许久没见了，不想没有进步。”此话正中我不满的下怀。
在塞皮尔班上旁听的、上班的人很多，都是读过博士的。欧?古（Osgood）当时是副教授，亦旁听，这是与欧?古建交之始；当时他是副教授，常至其家闲谈。并约我于再来时他给我当“土著介绍人”，他何时来中国，我给他当“土著介绍人”，以收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效果。盖人类学调查常用“土著”作翻译，不参加意见；我们打算外国人到美国则有美国教师作“被问人”，外国人到中国则有中国教师当“被问人”，被问人也参加有关调查的意见。这种办法虽无兑现的机会，但将中国与美国平等看待，相提并论。
当时的教授除斯必尔，有穆尔道克，也都曾到他们班上旁听过。在班上我宣读母系社会调查材料，然后交与Am. Anthropology[3]。主编耶鲁教授斯必尔[4]见我那篇论文后，竟赞誉备至。他说“How darn well is it done?”[5]我于回国后，经他手刊出。后来回国途中于1936暑后回国路过支加哥会英籍教授拉得克利夫·布朗（Radcliff-Brown，与马林懦斯基（Malinowski）同为功能学派，他是吴文藻在英认识的干爸爸)。他也用十分刻薄的语言讥笑美人类学家，称赞我的母系社会调查，谓“you gave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veryone a chair”[6]，更添我的骄傲自满；第二次出国，哥伦比亚的青年夫妇教授，自认为属于我的一派，我才知道那篇东西已在美成为一派。
我因支加哥人类学系主任瑞得斐尔德（Redfield）曾至墨西哥的油卡檀（Yucatan）调查出书，乃要求罗氏基金赴墨西哥考察乡村教育，文化团（culture mission）。批准后，曾持罗氏基金介绍信，至华盛顿五角大楼，领取介绍与墨西哥领事馆的信，十几分钟介绍信的打印，是我与五角大楼唯一发生的关系。当时我曾向罗氏基金表示，英国的马林懦斯基，我曾译过他的书，也曾为我写过序，以不至英伦为憾事，罗氏基金答以先在墨西哥考察后回国，留英事有机会再说。我乃至墨西哥，适总统卡迪那斯比较进步，对美帝采取抵制态度，对印第安人采取启发教育态度，与在美国所见大不相同。教育部长亲率文化团由一乡至一乡，一乡搞熟了，通过唱歌，熟悉了语言，即留下人兴办学校，然后另一乡；而且周而复始，如此总结经验，因为墨西哥系热带，徒步旅行，住宿不用床铺，以手提线床，临时挂在墙壁上、树上即可，我亦购买一床，以做纪念。回到家中，偶做纳凉之用，旅行未用过。那位总统，解放以后曾以退休资格，前来中国访问；我赴西北，实受墨西哥文化团的影响。
回到燕京后，一面在报纸上以星期论文方式介绍墨西哥的经验，并在英文刊物“新民主”（New Democracy）上发表论文；一面主编“社会学界”和英文“燕京社会学报”（Yanjing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大乎其提倡国际合作，不惜把中国继续置于半殖民。曾与吴文藻一起办交涉使塞皮尔来燕京，与张鸿钧一起办瑞顿来燕京教书手续，塞皮尔经罗氏基金资助，启程了，因病中途返国，旋故去。瑞顿则病，未能启程，交涉亦未落实，但不经我手自己来燕京讲学的则有人类学家怀特夫妇，参观的阿金斯启（Aginsky）夫妇，还有用心理分析作政治学研究的拉斯魏尔，我都尽量招待。我于1938年暑假赴西北途中，在昆明与欧?古进行了“国际合作”，研究了彝族。
我与梅贻琦（文学院长）、吴文藻先后离了燕京，梅较我先到，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长，吴任云南大学系主任，并代表燕京遥管我的事。费孝通留英时，曾写信到燕京问我怎么办，我答以经燕大允许，带着工资去西北，并谓于式玉不支薪，他若肯来，一个人的工资，可以三个人用。吴责难我不该办小学，我答以办小学是于式玉的事，她不拿燕京工资，他管不着。在上海的罗氏基金根氏以后故去，上海代表巴鲁福尔（Balfour）亦由重庆来信，与吴文藻站在一起，劝我“不要学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s），堕入民族区出不来”，我复信，劝巴鲁福尔与吴文藻，“倘若你们在飞机上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也好”，意谓他们不了解情况。1940年赴重庆见吴文藻、司徒雷登。司徒说我拿工资不教书，燕京同事有意见。我乃说可以不拿燕京的工资，最后他们同意我仍然留在西北，工资由乡建学院（院长翟菊农，现在北师大）出钱（亦罗氏基金的钱）。1941年暑后我不期然地留在华西，到重庆见华西董事长张家?，时吴文藻已至国防部任参议，因巴鲁福尔也到重庆，即与巴商议叫我拿罗氏基金的工资，将华西的工资留做研究费，我考虑，这是吴有意控制我，乃于次日即通知巴，谢绝巴的款项，理由是蒋旨昂同为燕京毕业生，一个有研究费，一个没有，不好合作，毅然辞去，巴认为这是他“第一次遇着竟有辞谢罗氏基金资助的人”。也在那一次，同吴文藻一起，拜访了拉铁摩尔（Lattimore），拉很客气，谓他的书（当时正翻译出版，名“亚洲最内部”），对于藏族区提得很少，以上是我第一次出国和以后，全部与罗氏基金交往的经过。
第二次访美（1947-48）
我于1947年暑假赴美国耶鲁大学教书，第二次出国。
我在美国的关系首先是耶鲁大学外庆[7]基金和人类学界，其次是参加的各种学会，接触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最后是资助我赴美的罗氏基金。
在耶鲁的接触有人类学系主任欧兹古，教授穆尔道克[8]和林顿[9]同他们的家人。还有比较年轻的全系教师，但名字都记不起来了。还有语言系的主任梵文教授亦忘其名。穆尔道克在耶鲁演讲，反对马歇尔计划，曾指名我用中国例子正面证明他的论点。林顿是主编我的“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的人。两人加上欧兹古都曾于1948年推荐我给罗氏基金请研究费的信，使我有可能于1948-49年赴英考察人类学一年。比较年轻的教师，有一部分主持“实用人类学”杂志，当时我是订了的。梵文教授曾教我梵文，并主持“东方学会”，我也参加过。
1947-48年在耶鲁大学时，曾认识耶鲁附近的尼达姆[10]，他是耶鲁的毕业生，耶鲁的建筑曾有他的图案，经过耶鲁欧兹古太太的介绍，认识他后，知道他的职业是图案设计者，常上我们的住所去，并常与我在一起吃饭，知道他是藏文爱好者，我在耶鲁电台广播那次，因为讲的是有关藏族宗教和历史的事（关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他曾特别收听，也曾以他太太的名义请于式玉到他那里的妇女会开过会，因于式玉常闹病，记忆力和神经常成问题，所以我去英国之前，曾将两人存款千五百元用于式玉和尼达姆两人的名义存在银行，以便随时提取。以后我们于1949年由英回国，存款未得提取。
我到美国开课以后，“纽约时报”曾对于开课的名称“文化学”（例子多用藏族文化）有所报导。以后纽约的财阀、天主教徒卡廷[11]曾到耶鲁，经图书馆打电话，希望找我一见，我去见了，他曾送我一本他写的书《火牛年》[12]，那是他去西藏同擦绒会见的一次，未见过达赖（好像当时达赖不在西藏）。他曾约我们到纽约时到他家里看他，以后我同于式玉也曾去过，住了一夜，第一次见到有佣人的美国家庭，很不舒服，不记得给他佣人什么报酬，反正给过钱似的，对于卡廷一家好像送过什么礼，如缎子背面之类（记得清楚的是送过耶鲁的欧兹古）。以后来往过数次信。
1948年上半年在美参加的远东学会，是在耶鲁召开的，因西岸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有个语言研究所，当时中国的赵元任在哪里，以后李方桂也去了，主持人是曾在燕京教过书的戴乐；在燕京时他是同林则一起去的英国青年教师之一，为了推广牛津的导师制。在西阿图还有燕大毕业的杨庆?，是费孝通的同班。当时戴乐曾有叫我到西阿图搞一年的意思，以后我去英的计划实现了，去西阿图的事未再提。会是戴乐通知我去的，在会上遇到了拉铁摩尔。我曾提到华西边疆研究所经费奇缺，他说应该慎重考虑；也遇到1934-193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同学虞侨如，他已在美陆军部工作。在会上知道拉铁摩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持研究所，请我得便看他去，但我未能去。他是我在中国第一次会见的（1941年于重庆），第二次会见他陪同美副总统华莱士自新疆到成都华西大学演讲那次，他曾将他研究蒙古族的书送我几本，我也将西北藏区研究喇嘛教的礼物送他一些，以相交换。
会是谁召集的，共分几个组，已不记得。但我参加的是有关中国问题的那个组。上述三个熟人，也在那个组。组里的讨论，归纳起来，不外中国前途是走苏联的路，还是走美国的路。哪一条路似乎都有困难，因为打的是学术会议的招牌，会上无人赞成美政府采取的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扶持蒋介石的政策；即实力派代表美政府的，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并没有帮着共产党打内战。我是听取意见的态度，在会上未正式发言，反正我不是正式会员。但事后，我给“太平洋杂志”写了篇文章，名“中国：一个根本观点”（China：A Fundamental Approach）。闻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曾给好评。其实，我也是代表一个观点而已。我说，中国抗战建国的总任务没有完成，即借助抗战的迫力改变中国落后、受压迫的面貌，没有完成。当然我没有说，所以没有完成，应由谁负责。接着我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需要国际合作；按着科学的分析，改造旧中国。我以资产阶级那一套所谓社会科学能救中国，而不理解，也未听说过，离开马列主义便无所谓社会科学；对于毛泽东思想，当时更是毫无所知的。我竟以为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还有什么与马列主义相通的地方（我的根据是不理解恩格斯为什么能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产生“家族，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
那次会，是与拉铁摩尔和虞侨如唯一见面的机会，以后再无接触，与拉铁摩尔也再未通信谈过华西边疆研究所经费奇缺的事，与虞侨如通信和戴乐通信，则是一般重叙旧关系了。
美国人类学会我也参加过，它出的“美国人类学”杂志，我也订了，但主持人是谁，都记不得了。但不外有我所熟习的耶鲁、哥伦比亚、支加哥、西北大学、新墨西哥、米西根等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除耶鲁已经说过外，哥伦比亚的系主任是本尼笛克[13]，支加哥大学的系主任是瑞德斐尔德[14]，西北大学的系主任是赫次口味此[15]，新墨西哥大学的系主任是斯必尔[16]，米西根大学的系主任是怀特[17]。支加哥大学的系主任曾希望我到他们那里讲学，因耶鲁的欧兹古不高兴，作罢了。西北大学有华大社会学系毕业生秦学圣在那里留学。我路过时曾去看他。新墨西哥大学的斯比尔原在耶鲁，他所主编的人类学刊物发表我的文字最多。米西根的怀特，曾到过燕京，他是提倡美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即“古代社会”的作者。他也曾至纽约，参加过外庆基金举办的演讲的。美共产党员人类学家瑞顿，除路过加利弗尼亚时曾见面外，也于纽约外庆基金演讲会上见过，且于纽约唐明照（解放后回国，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处见过。当时曾向耶鲁替在拉卜楞当喇嘛学藏文的黄明信，向支加哥大学替在马边当“边民生活指导所”主任的陈宗祥，分头接洽过助学金，因为助学金数额小，在美生活不足，未能如愿。在哥伦比亚曾有年轻女教师，在外庆基金举行的演讲会上自称是属于我那学派的，已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因我于1935年暑假研究阻尼印第安人母系社会，曾在美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不过是将母系社会用中国的常识批评了美国人类学家带着西方偏见研究印第安人罢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此外还在美国纽约参加过世界人口会议，有提倡“节制生育”的女作家在场，她是我上大学即已有名的人物，但我已记不得她的名字。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记得有华大的蒋旨昂，他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统计与人口。我也曾到他那里去过，他当时有他的爱人同在（谷韫玉），她是另一种关系研究公共卫生的。华罗庚即在普林斯顿当研究员，但我没见过。
在耶鲁所在地纽黑文听过希腊小王子[18]的演讲，讲的是藏族婚姻制度，是根据西藏西邻拉达克的材料。在他讲完提问的时候，我问他：假定藏族普遍实行一妻多夫制，再加上喇嘛寺的大量喇嘛，那么，藏族人口必得男人远超于女的才行，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怎么解释？问得他张口结舌。因一妻多夫是有那种现象，一妻一夫仍是最多的。单身的男女都是存在的。就旧中国有一夫多妻制，仍以一夫一妻为主，亦有不能结婚的男人。关于藏族，存在大量的误解，有过一点接触的人，便信口雌黄，无人驳斥，关于西藏的领土主权，更是如此。
有一次我同于式玉到纽约去，于赛西鲁文尼亚车站相失。我们原是打算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房兆楹、杜联?夫妇去的。两人都是燕大毕业生，而且是燕大图书馆于式玉的同事。因为于式玉常因贫血精神失常（常在成都晕倒），我在车站上找人广播了许久，不见音信，才自己回了纽黑文。回来不在家，夜半仍不见回来，我怕她迷了路或晕倒在路上，乃打电话通知警察局。到了下半夜，她同兰小姐一起回来了，方使人放了心。盖她终于到了房、杜家，在那里遇着兰小姐，兰怕她走夜路有问题，才亲身送她来的。兰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她曾留学法国，与于道泉认识。后作世界旅行，曾至中国，顺便拿于道泉的介绍信，到燕京看过于式玉。在纽黑文，草草安歇，第二天她就走了。后来在英国听于式玉说，她自己至华盛顿旅行，曾住兰的住所，谈中国问题，很不投机，以后写了道谢信，再没关系了。
我亦曾到细拉求斯（Syracuse）大学作过演讲，请我的是人类学家，我有他两本书，但他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在场也有原华西大学的总务长李怀义，是在那里留学的，细拉求斯的哲学教授，曾至旧燕大讲过学。
我到过田普大学拜访过旧燕大社会学系创办人步济时[19]，他当时比在中国要求进步，据说他的儿子是搞工会工作的，他为我召集了一个有限制的报告会，我的报告讲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大失人心，将中美友谊都搞光了，在美国，有中国学生的地方，都有特务活动，故不便公开演讲。
也到纽弗吉尼亚拜访过在中国教过我英文的侯感恩[20]，那是他的家，他向他的爱人说，我是他在中国的教的较有成绩的两人之一。但我不知道另一个人是谁。听说他在美海军部工作，我则与美海军部无关。
哈佛大学我在第二次出国时没有去过。在哈佛教书的美籍教授吕嘉慈[21]，即推荐我第一次留学的人，则到耶鲁作过演讲。我适去细拉求斯，未能得见，只去信道歉而已。
美国“生活杂志”要求我写一点中国藏族地区马勤山一带情况，以便用飞机勘察假定马勤山真的比喜马拉亚山还高，好大登广告宣传。我由耶鲁图书馆查了志书一些材料交给。
在美的中国人曾见过的杨刚，她住在纽约唐明照家，曾去看过她，她也到过耶鲁见我们，为给司徒雷登写抗议信，抗议他侮辱中国学生，说吃了美国救济粉还反对美国。信是用燕大校友名义发的，我是签名人之一，1955年在北京见着她，她已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之一。我征求她关于我的意见，因她自张作霖时代至国民党时代（主编《大公报》文艺栏）一直跟我有来往。她半开玩笑地说，听说我参军入藏时，认为我真能投机，后来听说我认真工作，观感就变了。当时我曾将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文字预先留给她看，但见面时未来得及征求意见。唐明照，是在第一次出国时的同学，第二次他成了“华侨日报”负责人之一。我在美国知道中国的消息，全靠那个报纸。1955我路过北京，他适外出。在耶鲁附近住有傅斯年养病，在耶鲁读书有孔子72代孙（不能记其名）常到付家，因于式玉同傅斯年是世交，所以我们有时也去。在谈到我们打算回国时，孔氏孙颇心动，傅则谓你们回去不怕强迫劳动吗？我们说害怕什么？我们不强迫也劳动嘛。南开创办人张伯苓的弟弟张某（已忘其名）是南开经济研究的主持人，当时亦在耶鲁住家，自己办了房子，他曾说寄人篱下，初非所愿，但有办法，还是回国的好。
然在耶鲁语言学校教学的常抱枕夫妇，燕大校友，则是死不肯回国的人，就靠着教一些中国语，贪恋美国那一套生活方式。李方桂的女人是徐树铮的女儿徐盈，也是贪恋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出入有汽车，经常有电影看。李方桂、赵元任不能回国，一部分是受他们女人的影响。当然他们的世界观是主要原因。罗忠恕亦曾临时去耶鲁，居无住处，第二天就走了。至于听说去过，没有见面的熟人还有很多，不赘了。
就在这一年，耶鲁大学所在区域名纽英格兰，曾出“名人录”，将我自己的简历搜集进去。
我利用机会整理我自抗战期间进行研究的藏族宗教，包括德格的人口材料。这些东西都在国内用汉文发表过，又利用在外国的时间写成英文单篇发表，然后汇集成书稿，交与耶鲁大学出版部。
我由耶鲁大学先后共得工资4，000元加1，000元美金，其中包括每月生活费和由中国至美国的路费，假如第二年没有另外的安排，还要包括由美返国的路费，但耶鲁大学这笔开支是由外庆基金请的款，所以同外庆基金通过定期举行的，在纽约召开的人类学报告会搞得熟习以后，又有外庆基金直接补助私人购置书籍杂志资料费1，000元，于1949年我离开英国以后又补助华西边疆研究所经费5，000元（后闻华西只用过千五百元，其余全部被美政府冻结了，在美未得支出）。
访英（1948-49）
在1947-48年访美后一段，仍欲去英。在英一年，系向美罗氏基金请的款，自己申请，有耶鲁教授推荐，即由欧兹古、穆尔道克、林顿三人推荐，我则重申第一次出国时，曾希望有机会到英国看看英国人类学的实施情况，当时我读的英国有关书，不亚于美国，而且较美国的印象深刻。罗氏基金管我事的人，叫我先回国，以后有机会再出来再设法。我也将在国内与吴文藻的关系，所以1941年见巴勒福时辞谢了罗氏基金的款的经过说了一下，结果研究费批妥了，每月30个英镑，外加由美至英和由英回国的路费。
在英以伦敦大学为中心，并赴各地旅行，在伦敦参观与演讲。
在伦敦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福儿斯[22]的班上听一门课，同班的人各以所得作一篇报告。班上有玉文华、马蒙和我在耶鲁的一个美国学生。其余大半是由各处来的殖民官吏，福儿斯的前任是马林懦斯基，我译过他一些书，他给我的译本“两性社会学”写过序，所以我第一次出国想至伦敦一下。后来马林儒斯荃到了耶鲁教书，当系主任，死在美国了。
到英不久，于道泉（在伦敦大学语言学院教书，由1924年起在北京开始学习藏文的）通知西藏商务代表团已到伦敦，因同他去旅馆相见。至旅馆，经旅馆询问处用电话通知该团，由楼上下来一个藏族青年，问明我们的来历，于道泉是早在以前学藏文的，现在伦敦大学教书。我曾在西北研究藏族宗教，新到英国考察。他上楼又下来，引我们上去。由邦达多吉接见我们。异国相逢，互相介绍一番，又把在楼下的话重复一遍。我们问代表团都打算到哪里去。他说在英勾留后将去法国，然后到美国。谈话间他问我们共产党允许做生意不？我们说，未看见过共产党，不能具体答复，但见苏联各处设立贸易机构，说明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允许做生意。他听了这些，似乎松了一口气。于道泉于1934年到法国，一直在国外，此时见了藏族，能用藏语对话，他自己也感到不简单，除在伦敦见了邦达多吉外，以后于1950-51年在昌都解放委员会又见过他，他是解放委员会的付主任，未再提过此事，不知他记得见过面是否。
见面不久，国民党政府领事馆宴请西藏代表团，全团都出席了。由于道泉我们两人作陪，首席代表是夏古巴，记得共一长方桌，代表团除夏古巴、邦达多吉外，均已忘记；做主人的领事是谁，是否还有旁的旅英中国人作陪，已不记得。以后见过国民党驻巴黎的联合国代表，实际家住伦敦的郭有守（民国时四川教育厅长），不像是作过陪的人。因为他是熟人，假若在领事馆见过面，会有强烈的印象。宴会代表团那次，除社交外，无具体谈话内容。我与代表团的关系，亦从此结束，夏古巴一直在国外，未回西藏。
在伦敦同寓所（Edith Road）的有在伦敦大学研究外交史的留学生。回国曾通过信，在东北教书，现已忘其名，闻他说，中日战争割让台湾以前，中国曾向英国交涉，希望将台湾让与英国，以便取得英国的帮助。当时的英国外交档案已公开，还见到中英两国来往的文件，英国由于某种考虑，未能成交。
在伦敦大学读书的还见过付乐焕，与玉文华同住。玉文华现在西南民族学院，付乐焕在中央民族学院，马蒙回到香港去了。同付乐焕没有什么关系；马蒙听说他在燕大毕业后，曾在西北胡宗南处搞工作，解放后一直未回国。玉文华在英国还说，在德格当校长时，实在不能再作调查研究。这个观点，与我的主张相违反，曾与他进行辩论，现在想来，我推荐他到英国读人类学，实是为我自己的培养接班人。他有旁的职务，就不能搞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他在回国后不到半年，全国除台湾以外就解放了，便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类学的立场。
在伦敦时曾因我在美国的学生问我曾见过当时在伦敦语言学院的藏人不，我说没见过，不知道。他说可问该院院长，我前去问她（曾在国内经李约瑟的介绍通过信，已忘其名），她说因怕外界干涉，所以藏人在学院是保密的，我是中国人，应不同，正好与他接触，解除他的思乡念头，我因到宿舍，见到那人（不记得其名），他说在伦敦甚不习惯，颇为想家，问我能给他介绍汉族地方去教书不，我说看看罢。解放后，我到拉萨时曾在藏文藏语训练班教师中问过他，他们根据1948-49年间在伦敦的藏人，说他是日本和尚留下的种。他不曾回西藏，他在印度同他的姐夫办藏文报纸。在拉萨曾见到过那个报纸，在藏文英语训练班流传，以后就被控制了。可见那人谈的想家的话，不是事实。
我在英国人类学会作关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报告时，曾有一个英国人在旅馆里请我吃饭，以后经他给我一张听报告的入场券，至则好像一个英国领事身份的人报告在西藏旅行的情况，很简单；主要放映了他作为记录的电影，记得清楚的是擦绒的花园，第一次看见擦绒着贵族装出入花园中。电影完毕，我打算乘会后提问时间提问，他见是中国人站起来，便借故说等着出国便匆匆离去。我到拉萨以后，擦绒宴客，到其花园，与电影中所见相同。
另一次约我到她家吃饭的女主人，也是听我那次演讲认识的，同到她家吃饭的有一个英国作外交工作的人，屡次发表意见说，近来常听人们谈帝国主义，不知哪里有那么多帝国主义，他自己就没有看见过。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再继续轰炸伦敦几天，你就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了——伦敦不是现在对当时撤销的街道名称还没有恢复吗？不是怕德国伞兵部队空降吗？问得张口结舌，当即由女主人出面调停，说吃饭吧，不要因辩论影响了吃饭。
伦敦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福儿斯请吃过饭，费孝通在抗战前在他那里留过学，他问费孝通那里去了。也谈到我在1936年在美国发表的阻尼印第安人母系社会那篇文字，说给美国人类学界的批评很深刻。我问马林懦斯基去英以前的情形。事后我将于式玉由美国寄去的大米送给他一些。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阿姆斯特朗[23]也请我吃过饭，主要谈藏族教育与汉族教育在传统形式上有无相似之点。所以该院所出“教育年鉴”于1949年我回国后曾向我征稿，谈佛教（喇嘛教）教育，谓有罗素等人亦写稿，我与法尊法师联名写了一篇东西，寄稿时成都已解放。该稿称解放后的中国，信仰自由真正得了保障。又说佛教是中国大多数民族普遍的信仰，利用佛教有助于中国的统一，这是我在解放以后，唯一在国外发表过的东西。1958年时学术批判，曾将该文的抽印本连同翻译交与西南民族学院，经过批判。那篇文章曾得稿费6英镑，未领回。
我在美国交稿拟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一书，曾于拉萨听中央调查团的的林耀华说好像见过出版广告，当时我不了解那些东西在帝国主义国家出版的严重罪行，反而要落实一下，写信问问。乃与阿姆斯特朗写信，托其代问耶鲁大学林顿教授，该书是否出版，原信系装在寄成都华西大学的玉文华的信内，托他代请有关部门审查，能否再贴邮票付邮，1955年路过成都时，闻玉文华说，该信送公安局审查，答以“不可寄”，原信亦未退回。
在伦敦除见过原住华西大学、国民党政府教育厅长郭有宁外，也见着过原清华校长梅贻琦，梅是临时到伦敦的，听说当时北京已在广播，谓梅如回校仍可保留他的位置，当时清华的留英校友多劝他回清华，他则含糊其辞，后来听说他终于到美国去了。
原燕大经济系主任戴乐仁住在伦敦乡下，我曾特地去看他，闻他的女儿嫁与中国人，即在北京解放后在外语学院的杨某（Glaydis Yang）。戴乐仁在中国时长期提倡合作化运动，到西北曾提倡工合。闻与他合作的路易斯·艾莱[24]，在解放后仍留中国。我当时曾将由美国寄到的奶渣送给他。
我曾到牛津旅行见过梵、藏文专家托马斯教授，系在出国前经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将“红教喇嘛”一文寄给他（后来成上述书稿的一部分）。访问他时，他建议书稿中包括梵文进去，与藏文对照，且藏文用正规拼写。因我梵文程度太差他乃将佛教术语在原稿上标出来，经他的建议和帮助，我乃将该稿从新整理一番，并经他加序言，耶鲁的林顿教授亦答应为该稿作序，我则未见到。我也将于式玉在国内发表过的玛尔巴传上的藏族借尸还魂的故事和藏族古代法律两文译成英文，经他发表，于式玉当时并不知道。访问托马斯教授时，他曾出示敦煌的唐代佛经，系用藏文拼音书写的，对于了解唐代语音颇有价值。他说他老了，没有精力做那些研究了，希望将藏文拼音本交给中国人。我说我不是搞语言的，华西来的傅懋绩在剑桥留学，是搞语言学的，可以交给他。全国解放后，傅懋绩同苏联专家到成都为了藏族拼音文字事，当时他已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未曾问他见过托马斯没有。
经过托马斯的介绍，我在回国前曾接通知，被选为“亚洲皇家学会”会员。我未参加过会议，也未见过该会会长。1958年正当西南民族学院批评我的旧学术观点的时候，接中国科学院情报局来电，问在外国名单中“亚洲皇家学会”会员是不是我。我当即复电承认。
在英国访问托马斯那次，是住在林则的家里的。林则曾于1937-38年作为青年教师同戴乐一起到燕大，为了介绍牛津的导师制，而去燕大讲学的。抗战期间，林则与燕大女生结婚，曾在延安帮助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回英国。当时他谈到冯玉祥在由美去苏联的船上遇火灾烧死的事，曾抱怨苏联不欲中国好起来，感觉他的看法有问题。解放后来过中国，以后就再没来过了。
也访问过剑桥，当时会见曾在中国搞科学史，并提倡中英文化交流的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除曾介绍我的“红教喇嘛”与托马斯[25]外，又由英国搜集我所需要的书籍，如由生物观点研究社会学和发展宗教观的吉迪斯[26]。中国抗美援朝时，他替中国作证，证明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后来也曾到过中国，还访问了已故人类学家赛利格满[27]的夫人，他是研究南洋一带的人类学家，家长颇多中国陈设，也访问了曾在华大教过书的实行素食主义的青年夫妇。
另外曾赴爱丁堡为吉迪斯举办的纪念馆参观，事先曾与其子通信，但未见过面。在爱丁堡大学曾遇我在华大的学生。她同她的丈夫都在那里留学，是云南人，研究地理的。
也曾到伦敦附近的一个女子高中演讲过。英国的常识，系由英帝国主义供给的材料出发，通常以为西藏是独立的，而且中学的地图不同于“大英百科全书”上的地图，将西藏干脆划出去了。“大英百科全书”还装装面子，没有这样做，但能看“大英百科全书”的，究系少数。我讲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从历史上加以论述，直到英帝入侵（1904年）以后，才有少数反动上层勾结英美帝国主义；而藏汉群众作为一个大家庭成员，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是牢不可破的，听讲的师生，认为前所未闻。
（196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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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Rockefeller Foundation.
[2] 即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 ～ 1962）。
[3] 《美国人类学》。
[4] 即Leslie Spier(1893-1961)，《西南人类学》（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的创刊人。
[5] 做得真棒！
[6] 你给了每个美国人类学家一个位子。
[7] 即Viking。
[8] 当即George Peter Murdock(1897～1985).
[9] 即Ralph Linton(1893～1953).
[10] 当为Needlam.
[11] 即Suydam Cutting.
[12] The fire ox and other year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0.
[13] 当即R. F. Benedict(1887～1948).
[14] 即 R. Redfield(1897～1958).
[15] 即M. J. Herskovits(1895-1963).
[16] 见前文相关的注。
[17] 即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
[18] 即 Prince Peter，著有《一妻多夫制研究》（A Study of Polyandry.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3）
[19] 即J.S. Burgess.
[20] 即Harold Smith.
[21] 即I. A. Richards (1893～1979).
[22] 即Raymond Firth (1901～2002).
[23] 即Felicity Armstr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4] 当即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
[25] 即Frederick William (F. W.) Thomas (1867～1956).
[26] 即Patrick Geddes(1854～1932).
[27] 即Charles Gabriel Seligman(1873～1940).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6辑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