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乾坤

聚焦发展与不发展

——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海峡两岸圆桌论坛实录

林敏霞，徐杰舜整理

徐新建：各位学界同仁，在今天的两岸圆桌讨论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和乔健教授作为主题发言人;此外，今天做主题发言的还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王明珂教授;来自厦门大学中国人类学所、中国人类学学会秘书长彭兆荣教授;论坛的秘书处特别邀请到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现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秘书长的王建民教授;我们今天的论坛还有两位女性的发言人，她们是牛津大学博士、台湾佛光大学翁玲玲女士和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刘源女士。我是徐新建，来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今天的圆桌论坛由我来担任主持。
下面，我宣布今天上午讨论的程序和一些规则。按照秘书处的要求，每位学者发言的时间大概在10到15分钟。我们分为两段，前半段由四位学者发言，然后讨论，大家可以就本次论坛的相关主题发表意见。后半段也有四位学者发言，然后也是讨论。前半段第一位要发言的是我们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的秘书长徐杰舜教授，主要请徐教授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和主要的目的。接下去是人类学家乔健教授，第三位是王明珂教授，第四位是翁玲玲博士。我们的论坛是非常灵活机动的，圆桌的对话最重要的是很多的朋友可以相互交流。昨天上午的主题报告很多重要观点都没有机会展开讨论，也没有来得及听到各位不同的声音，现在论坛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可以面对面争论、发表不同看法的平台。发言顺序必要时可以调整。现在，我们请徐杰舜教授就本次论坛主题的缘起及其目标作简要的发言。

一、本届论坛主题的缘起
徐杰舜：我首先向各位代表问好!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它在我的脑袋里已思考很久了。但是给我刺激最大使得我觉得有必要作为论坛主题的是我曾经看到的一则报道，说要在怒江建设13个三峡那样的水电站，我觉得非常吃惊!关于三峡水电站的建设过去争论过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以人大投票的形式进行了解决。三峡建设过程中，我曾经去过一次，那个地方山体滑坡的问题非常严重。今年春节前有报道说三峡的船过不去，人和货物都要靠汽车运过去;最近又有报道说三峡水库的污染非常严重。现在要在怒江地区建13个三峡水电站，这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青年报》去采访怒江地方政府的时候，当地的政府说这个工程一定要上，说这个地区太穷了，一定要发展当地的经济。连当地群众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要建，为的是脱贫。我们这个时代是大发展的时代，我们正处在发展的狂热之中，但是如果我们都这样搞建设，那生态问题就会更不得了。这一系列的严峻问题，是形成我们这次会议主题的现实根据。
第二个原因是我2002年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在采访时，李亦园先生给我讲了一个相当焦虑的问题是“人类学要关怀人类的未来”，这个访谈在我们学报上发表了。我后来经过反复的研究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在讲演和写文章时都多次引用。我们人类学家对于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思考，使得这届论坛的主题就逐渐的明晰起来。我们跟有关发起单位的学者交流确定了这样的主题，并且这次论坛主题最后的确定也是经过李亦园先生肯定的。
第三，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最后想形成一个生态宣言，作为我们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昨天主题讲演之后，大家都同意李先生的发言非常重要，因为李先生在演讲中指出我们人类学不仅要关怀全中国，也要关怀整个人类。这是中国人类学家在国际人类学以及国际人类生存的问题上发出的非常重要的讲话。所以，我们昨天的讲演和今天的发言可能要形成一个文件，就是“生态宣言”。谢谢大家!
徐新建：谢谢徐教授热情的介绍!我个人认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其实和世界是同步的，但是方向是不太一样。昨天叶舒宪先生引用了很重的词，比方说用“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来说明人类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人类学当然是在这样一个脉络下引进的。
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想人类学在中国有自己新的立场和新的作用。昨天上午学者们的发言已经体现出这个态势，这次2004银川人类学高级论坛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论坛。当然，有关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这里只是我自己的认识，不能代表别的朋友的意见。就中国传统来讲，自古就有经世致用。李鸿章讲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中国的整个传统被切断之后，中国的整个文化是消沉的、沉默的。直到今天，大陆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很多人还在争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分。其实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格局下，民族学和人类学刚好担当了两个不同的层面：民族学主要关注中国内部的族群互动和多元一体;人类学则关注着天下，关心世界的多元与“和而不同”。中国人类学要走向世界是整个华人汉学人类学乃至整个中国人类学的义务。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主题和发言非常有必要形成一个银川宣言。当然，具体怎么形成，还有待在座学者发表自己的意见。

理县桃坪羌寨远观，高耸的建筑是寨碉

二、人类生态、生态文化和人的关系
徐新建：下面作主题发言的是来自台湾的王明珂教授。王教授近两年在大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界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他的两本著作《华夏边缘》和《羌在汉藏之间》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新的经典。很多院校已经把他的作品当作教材。在我们四川大学，同学们把他的著作当成必读书目，纷纷复印。王教授是历史学出身，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过“游牧人类学”，长期关注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相互交往的历史脉络，尤其关注在生态竞争背景下族群演变的过程。所以王教授这次专程赶来参加论坛，我想他会为我们报告他在这个问题上多年积累的心得。
王明珂：谢谢各位!主席、李先生、乔先生!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我不成熟的想法提供给大家，尤其是待会儿各位肯定有精彩的关于生态文化方面的发言之前。我把我自己基本的想法介绍一些，希望能做到抛砖引玉。
如果我们谈到人类生态、生态文化和人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个是人生活在环境里面，他利用各种方法来获得生存资源。也就是说，我们有游牧、有农耕等不同的经济手段。并且，在这些经济方面还包括配合经济的家庭结构、婚姻方式、繁衍后代的方法、与周边其他家族联盟的关系等等。所以在这范畴里面几乎包括了经济人类学和亲属结构，也包括基于经济人类学和亲属结构的一些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不一定是正面的。譬如说，在一个社会里面，一些既有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像性别世代在经济上的分工以及在这个分工之下造成的权利关系。这是我们谈到生态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人生活在环境里面，当我们作为经济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我们也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在这个社会中存在。我们家庭的概念是向外延伸的，延伸到更大的族群的关系里面，也就是家族、部落、区域或者是一条沟里面的人，乃至一个族群、民族、国族，一层层扩大的领域。其实不管是国家族群或者是部落，从一种生态来讲，它都是一群人占有一个领域，一个资源区。在这个资源区内，他们一方面保护资源，一方面是分享、竞争，而内部不一定是平等的。在如此之下，我们谈到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这样的群体会用一种历史来规律化它内部的族群关系。我所讲的历史是一种历史建构或者历史记忆。譬如说，流行在西南地区，特别在羌族地区，他们的一种历史建构方式是大家都是同时来到这边的几个兄弟的后代。我称那种为“弟兄祖先的历史心性”。比如，三条沟的人就是三个兄弟在这里的后代。如果你相信这样的历史，那么现在的人里面就没有先来者后到者，就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也没有新旧移民。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太敏感的话，不妨就讲美国。美国先是有个英雄祖先乘“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是征服者，然后有些人就是被征服的。之后，又有黑种人、黄种人进来，那是后到者。在那么一种生态的观点下，就告诉我们谁是应该拥有主要资源的人，谁是被施舍的，谁是需要被补偿的。另外，我们所谓的文化，也是我们用各种的语言、服饰、宗教来强调族群的边界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的田野里面，有一次我在当地调查山神信仰，结果当地的一位老人给我讲了一下他对当地山神信仰的看法。我觉得他的说法比任何的学术报告都精彩。他说山神菩萨就是山界的界长，有近的界限有远的界限，有小的菩萨有大的菩萨。譬如说，一条沟里面有三个寨子，每一个寨子都有自己的菩萨，那就是小菩萨。再远一点是三个寨子形成更大区域，他们又共同祭拜一个更高的山神。更大范围内的几个区域里面又拜更高的一个山神。这就是有近的界限，有远的界限，有大的菩萨，有小的菩萨。其实有很多所谓文化的层面都是跟资源竞争、跟生态有关系。这个第二个层面牵涉到一些族群理论、族群研究、文化表征、历史建构这些方面。
第三个层面，尤其是在中国的人类学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关于中华民族长存发展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人类长存生态学的观念来看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中国历史学界都知道，中国的人类学、历史学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也是李先生昨天提到的，西方所强调的断裂，什么东西都是创新、进步，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用到了历史学、人类学和近代的研究里面。譬如说近代国族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都是被建构的，诸如此类的理论。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生态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譬如，华夏在中原地区的兴起，她是在怎样的生态背景下跟北方游牧世界几乎同时对应产生的？在资源竞争之下，华夏事实上是怎样垄断南方的农业资源？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华夏的牧业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游牧的生产方式，于是就产生了千百年来南北互动的历史过程。单于南下牧马，中国的卫青、霍去病北伐，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北方，也可以看到匈奴、东突厥和西羌发展成不同的组织方式跟中国对应。譬如，在匈奴有一个单于跟中国建立对等的政治外交经济关系。但是，在羌整个西方这个地方就陷入了各个山谷部落之间长期的战争里面，因为这个地方很难结成统一的政治体。在南方，跟华夏在西方又是不同的另外一个景象，它的这个边缘是一直往南推移，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华夏。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在很微观的层面，事实上很亲近的人群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要夸耀自己的文化，另一方在受到侮辱或者是在追求更好的动机之下，他也宣称自己是华夏。然后，这个边缘就往西、往边缘推移。在中古的时期，一直到明清，中国跟西南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和北方则战争不断，但是同时也有贸易往来;在南方，透过土司制度或者更远的是贡赐制度，达到一点资源的互补。特别是贡赐制度，在明清的时候，有些远的贡奉国常常抱怨为什么我一年只能进贡一次，而他一年可以进贡三次？我也想进贡三次。为什么想要争着来进贡呢？因为那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到中国来进贡，可以得到三倍、五倍于他们贡品的物品。其实，这个是一种经济的互补的方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种华夏边缘变化的发展关系后来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就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人类透过了国际的商品化的贸易，使得国与国之间已经没有所谓的传统的边界了。这个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原因。英国和法国通过商品可以把它的边界扩张到任何地区。所以，大家如果注意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等各个国家在东方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边界的竞争。西藏或者是中印边界，或者中缅边界的任何地方已经没有过去传统的那种模糊的边疆了，就是国族边界，不是你的就是我的。所以，一大批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西南去告诉当地居民说印欧民族曾经到过这个地方，你们可能是印欧民族的后代。从这个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在这种边界竞争之下历史的想象。我们不要讲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要讲一个事实，就是当初革命党曾经有非常狭隘的想法，想要建立一个纯汉的国家。当初如果建立一个纯汉的国家的话，那么整个历史完全重复下去：南北之间一直会有战争冲突。中国在西方只要边界一封，从康区这里开始就内战不断，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国家。每个山沟之间、部落之间都是永无止境的战争。我们可以反思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生态上的意义。当然，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大家都需要反思。就是说不但是作为主体的汉人，要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边缘的人群受到的伤害;而且我们所有的人也要反思。就整个生态来讲，东亚地区如果说是近代的一个发展或者是新的发明的话，可能是比以前更好的发明。我在最后要举一个例子，也是在我做田野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跟我说的非常感动的话。他说大家起初是互相歧视的，上游下游互相报仇，那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知识，不晓得我们是一个民族。其实，互相杀来杀去的，都是羌族，但是以前他不知道是羌族。从这一点讲，我们可以珍惜。但是除了珍惜以外，整个的这样一个大家族还有很多值得调整的地方。就是我昨天听到的很多专家学者说的，东西的资源分配不平均，政策上的错误等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现在世界在解构之后，大家需要常常反思，反思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包括性别，都要反思自己的历史的想象或者文化的建构这一类。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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