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
——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
作者：赵志研
1939年2月9日，昆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由此，一场围绕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学术辩论在众多学者中展开。虽然此次辩论因战争及政治原因未能充分展开，但实际上起到了丰富中华民族含义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的主权意识、疆域意识、民族一体意识在争论中得到传播，并对日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诞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颉刚是什么人，对于一般青年读者来说，是有些陌生的。 史学家白寿彝曾说：“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学和边疆地理学上有新的发展。他对于民俗学和通俗读物，也都是热心的提倡者。”
顾颉刚成长于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便是戊戌维新思潮。五四以后引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怀疑论观点对于顾颉刚的早年学术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催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的反传统的古史辨派。顾颉刚乃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而且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
呼吁加强民族团结以抵抗日本侵略
抗战8年间，顾颉刚辗转于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地。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顾颉刚对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作为一名纯学者的理想和价值观。
在甘肃兰州，顾颉刚被兰州青年推选为“老百姓社”社长，编印通俗读物《老百姓旬刊》，随后他又来到甘南藏区，了解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风俗、生计。1938年10月，顾颉刚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一职。不久后的12月，《益世报》在昆明复刊，顾颉刚又受邀担任该报《边疆周刊》主编。在《边疆周刊》12月19日的发刊词中，顾颉刚明确指出，创办《边疆周刊》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随后，顾颉刚又在《益世报》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国，必先攫取满蒙’而硬造出来分化我们的名词”，“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中国的根本”，“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对外国人觉得尚可原谅，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逞了”。因此，顾颉刚提出，要“依据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们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帝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
创办《边疆周刊》，倡导边疆史地研究，呼吁开发西部，呼吁加强民族团结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并不单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更是倾注了政治上的考虑。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传统，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顾颉刚用自己的行动将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边疆周刊》出了几期后，正居住于昆明的傅斯年致书顾颉刚，提醒顾颉刚要谨慎对待边疆问题。傅斯年在信中写道，“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傅斯年提出，作为学者“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他又进一步阐述道，“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
顾颉刚、傅斯年早年曾是北大同窗好友，后因志趣迥然而分道扬镳。傅斯年也是著名学者，他从1928年起就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193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又参加国防参议会与国民参政会，与政治深切的关系导致了傅斯年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顾颉刚接到傅斯年信后，出于民族大义，他抛弃了私人恩怨，并听从傅斯年的劝说，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
对于写作此文的动机，顾颉刚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有着详细记载：“昨得孟真（傅斯年字孟真——编者注）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此后，顾颉刚又进一步阐明自己写作此文的动机，此前他在西北考察，“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的罪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辩论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颉刚开宗明义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顾颉刚认为，现有的汉人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因此，“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如“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再说，我们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称胡床，也是从匈奴方面传进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进来的。我们骑的是马，不消说得，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始有单人匹马，以前都是用马拉车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就算了。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之起也是为的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即是胡服的一种。现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纸扎铺里定做许多纸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给死者收用，然而我们知道从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冥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
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因此，顾颉刚呼吁“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边疆周刊》刊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益世报》也收到不少讨论文章。当年发表在《边疆周刊》或《星期评论》的信件和文章有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等。上述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大多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大家认为顾颉刚提出这一观点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然而，民族问题毕竟不单单是政治问题，它还是个学术问题。费孝通、翦伯赞等学者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就提出了质疑。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中华民族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是从民族研究学理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抗日并不一定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翦伯赞认为，国家确实需要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但“团结”不是“消灭”，“团结”不但不应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应扶助他们的独立自由之发展。只有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
针对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在《边疆周刊》连续发表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不过，费孝通此后却没有再写论辩文章。对此，费孝通于1993年在参加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可作为解释。他回忆到：“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的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观点。藉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
为了救亡图存而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认同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侵略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正是在这一严峻的挑战之下，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普遍激发出来。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并且最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应该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但它在该文中所指的还是汉族之意。至1905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再次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涵义，虽然他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他断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清朝末年，中国知识精英们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来自西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核心是国家由民族组成，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只能由单一民族组成。革命派知识分子痛恨民族压迫，为反满寻求各种依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传播，恰好为他们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力主“排满建国”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来说，所认同并欲建立的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
对于“中华民族”形成认同共识，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则在体制上确保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孙中山起初也具有浓重的排满革命特征，他所提出的同盟会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不过他主张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这就在策略上把满族统治者极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投入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行列。同时也为后来“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民族危难，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最重要的时代课题。此时最能体现中国人民与侵略者的整体对抗性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它在抗战时期成为舆论界使用最为频繁，最能激发各族人民的抗战斗志，最易被国内各政治势力共同接受的时代话语。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费孝通和顾颉刚是有分歧的。费孝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顾颉刚则强调了它的一体性。顾颉刚为了强调一体性而否定了多民族之存在，但他对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为费孝通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还是产生了影响。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上人们心向统一、民族意识日益趋同等资料的梳理，对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一体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这与费孝通后来所说的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是相通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27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