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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统治者而言，恐怕提倡贞节与惩罚不贞，即“淫”的行为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学者马文•哈里斯在其著作《母牛•猪•战争•妖巫》对中世纪教会的巫术迫害的评论对我们理解这一点将是不无帮助的：“我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妖巫狂热的原因，就必须仔细探究其现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神圣宗旨。迫捕妖巫体系的主要结果（除了焚烧肉体之外），是贫困百姓开始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相信房屋漏雨，母牛流产，麦田干枯，甜酒变质，头痛脑热，婴孩死亡，这一切都是那个砸坏你的栅栏，欠你债款要你土地的邻居——一个变成妖巫的邻居干的。于是面包价格上涨，税款提高，工资减少，就业艰难，鼠疫和灾祸夺去了村里和城镇三分之一居民的生命，也都成妖巫的所为。这些凶狠残暴的妖巫可真太肆无忌惮了。教会和当局果断地向人们的幽灵般的敌人开展围剿。当局不道余力地清除这一邪恶势力。富人和穷人便对当局在这场战斗中所作的努力和无畏精神感激不已。
由此可见，妖巫狂热的现实意义就是教会和当权者将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危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貌似人身的想象中的魔鬼身上了。那些整日被这些想象之中的魔鬼的行径缠得心神不宁，一无所有，极端贫苦的百姓，开始对魔鬼而不是对腐败的教会和贪婪的贵族大加谴责。教会和当权者不仅推卸了所有罪责，而且他们还成了全力依赖的对象。牧师和贵族一跃成为反击那些无所不在但极难辨认的敌人，保护百姓的恩师救主了。这最终成为交付什一税，服从收税大员的理由了。”
统治者对女性的诬蔑与迫害，具有与中世纪教会的巫术迫害相同的意义：即转嫁社会危机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里，充满了歧视女性的话语。如“女人祸水”论，“红颜薄命”说，“万恶淫为首”，什么夏桀王为妹喜把江山败，殷纣王为妲己黎民受灾，周幽王宠褒姒犬戎犯界等等等等，几乎数不胜数，似乎一切的苦难与祸事儿都得由女子负责，与男子并不相干。女子扮演的是“替罪羊”的角色，对这一点，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女子，尤其是漂亮的女子，为什么会成为“替罪羊”呢？因为存在着一条选择受害者的标准：异常。异常是受难者的标记。首先，女子是弱势群体，向来被男子以玩物畜之，并不当作人看。而漂亮的女人，其漂亮即是受难者的标记，故“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其人”。女性之维持社会稳定与政权的稳定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于她使社会积蓄的能量内耗了。因为女子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有的怨气都聚积在她们的身上，然而，她们自己却因为受了压抑与驯化的时间太长了，麻木到连发怨气的能力都失去了。如鲁迅先生所说：
“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由于每个人的怨气都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也就没有什么不平了，社会也就太平了。
有人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结构”，恐怕很大一部分原因不能不说是因为中国女人的这种受压迫与奴役的地位罢！
（原文载于《寻根》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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