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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撇开后世对马林诺斯基学术的其他批评不论,只就民族志来说,后世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置疑他作为民族志规则的奠定者的地位;二是澄清所谓的“科学民族志”中“科学”二字的真实含义,并由此反思人类学在社会科学谱系中的定位问题。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乌瑞(James Urry)用史料证明,过分强调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则抹煞了民族志方法在1922年之前的一个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乌瑞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Notes andQueries on Anthropology)从1874年到1912年期间4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土著部落进行准确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Charles Hercules Read)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a long contin-ued residence among native folk)”。在这个期间,支配英国人类学的像泰勒这类有着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由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人物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中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8] (P52)
乌瑞特别比较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与1912年版的《人类学笔记和问询》手册的关系。到1912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已经完成了在安达曼岛的实地调查,自然没有受惠于1912年版的手册。而马林诺斯基则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装好照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
乌瑞没有明说,但是这一比较彰显出一种解释:马林诺斯基在民族志的成就上高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一个影响因素是这个新版的手册。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属于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虽然与马氏的大作在同一年出版,但在整个指导思想上就落后了“一版”。
众多的学术史研究都把科学民族志规则的奠定之功归于一个从哈登到马林诺斯基的群体,其中哈登1898年领导的综合考察组到托雷斯海峡地区的实地调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田野作业的语言和时间周期的重视,理福斯在印度民族志《托达人》(1906)中对田野作业方法的总结以及他在1922年去世之前对民族志科学方法的系统陈述,[10] (P227-261)都是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知识构成。尽管如此,我们虽然不能继续说马林诺斯基是这个范式的独一的开创者,但还是不能否认马林诺斯基是这个范式的完美体现者。并且在实际上,马林诺斯基的民族志和方法论综述是其后的追随者直接模仿的偶像。
如果说上述这种批评只是要马林诺斯基与他的前辈分享荣誉,那么下述的批评则是要对这种崇高的荣誉大打折扣。
科学的民族志的“科学”保证一向被认为落实在马林诺斯基(和他的前辈学人)界定的可靠方法和严谨态度之上了。后人的批评策略之一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氏对参与观察的方法的科学性的论述是足以令人信服的,也给人他自己是严格按照这些要求去做的印象。可是埃文斯-普理查德在马氏的日记公开出版之前就指出:马林诺斯基对仪式的观察,大多数都是对那种为他而举行的、以酬劳为交换、在常规场景之外、在其寓所之中举行的仪式的观察。[11] (P55)这种“揭露”是有些夸张,却是事实。其实,请调查对象为研究者专门表演仪式,是田野调查中常见的补充办法。马氏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他这样做过,而在于他没有交待过。这完全违背了他自己标榜的真诚性原则和透明性原则: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你都有必要向读者交待清楚。马氏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他在田野中的真实生活说明他自己的科学方法更像是一种无法实行的理想。他远不是孤身一人生活在土著之中,而是经常与白人珠宝商、殖民官员在一起;他远不是那么全心全意地在参与观察,而是经常呆在帐篷里读小说,以解“热带的抑郁”;他对土著远不那么“客观”,他的日记流露了他对他们的嫌恶,多次使用“黑鬼”(niggers)一词,表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极端形式,即种族主义偏见。简而言之,他们所谓的科学方法其实是他们自己无法做到的。
为科学的民族志立法的学者对科学方法的界定是以自然科学为摹本的。从17世纪开始,西方科学就从它的合法库存中排除富于表现的方式,如以直白、透明的准则反对修辞,以事实的名义反对虚构,以客观性的名义反对主观性。[12] (P5)概括地说,“科学”是不容“诗学”的,科学也是远离政治的。但是,对于马林诺斯基的文本和学术背景的研究却证明他所谓的科学民族志既是包含诗学的,也是包含政治的。
如前所述,《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结构是非常精巧的。我们对比一下马氏的调查历程和文本结构就会看到,这部民族志的成功得益于诗学的贡献一点也不小。马氏在“导论”中列举了一个“作者目睹库拉的时间顺序表”,作者从1914年到1918年的3次考察所看到的都是零散的现象,自己从来没有完整地参与观察过一次库拉船队的航程和交换过程。但是,作者的民族志却是从库拉交换船队的准备(造船、修船等)、出发、远航、交换、回程以及对这个过程的补充的完整过程来构思的。在这部民族志里,恰恰是艺术(构思)使“科学”得以实现。其中一些细部的修辞就不用在此赘述了。在(科学)民族志中发现诗学(艺术、修辞)的努力从分析马林诺斯基的著作,发展到分析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1986)、格尔茨的《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札记》(1986),揭示了艺术(性)是民族志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于把民族志定位于纯粹的科学的一种反思。
民族志并不是超然的科学,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现实的政治之中,是西方殖民统治体系的一个部分。马林诺斯基及其前后的人类学家为了进入部落社会的便利,主动或者不得已地与殖民地官员合作,他们在作品中的超然态度实际上成了他们不公开批评殖民政治的托词。这种批评先是集中体现在阿萨德主编的《人类学与殖民遭遇》之中, [13]后来由格林霄等人进行了很好的综述。[10]在他们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的另一面,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建构、传播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他们以“原始社会”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为了作为主体的“我们”的兴趣,原始人被塑造为对象、客体和异域的他者,完全抹煞了他们也是生活在当前的有思想、有性格的个人的事实。于是,复杂的、变化着的人群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成了与世隔绝、不会变化的同质的实体。这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是互为表里的。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有过它的辉煌,这些批评和反思看到了它的光芒所遮挡的另一面,但是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它。无论是在人类学的教学体系还是在研究实践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一些基本规则仍然是被相当多的学人所重视的。我们认为,规范的民族志,不是完美的科学发现,但是达致真知的较优方法。对马林诺斯基的批评,揭示了田野作业的局限、民族志体裁的局限。相关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志的科学定位的调整,恰恰是更加诚实的学术精神的坚持。民族志还会是民族志,并不会因为这些反思而成为“诗”:“承认民族志的诗学维度并不要求为了假定的诗的自由而放弃事实和精确的描述”。
（注释从略，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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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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