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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期，成汤“作夏社”，被解释成屋夏社，也就是以夏社作为惩戒之社。《今本竹书纪年》：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宋陈祥道《礼书》解释说： “书曰夏社，礼与春秋曰毫社，皆以为戒而已。”。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分析，“作夏社”是不能解释为“屋夏社”的。首先，商汤灭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武力实现的朝代更替，这对尧舜时期的禅让制是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对成汤本人和夏商族民的心理影响，应该是非常剧烈的。故《尚书大传》说汤有惭德。有惭德的商汤，是不可能将夏社作为惩戒之社的。 “汤欲迁夏社，不可”，成汤变置社稷的想法并没有成功，其在变置夏社时所受到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商汤“屋夏社”，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西周灭商，曾对商亡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商灭夏，文献上并没有多少关于商人总结夏灭亡教训的记载，从夏商更替的历史背景看，商汤屋夏社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汤屋夏社与周屋毫社，其含义是相同的。从周灭商之后对待商社的态度看，周人并没有将毫社作为惩戒之社。文献记载的亡国之社，可能并不存在。
夏代是中国古代社祀发展的重要时期，禹因治理洪水而被祀于社，夏人将祖先神祭祀与土地祭祀结合起来。在夏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社祀发挥了重要功能。随着社与九鼎一起成为政权与国家的象征，社祀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也开始结合起来。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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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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