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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钢]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作者:李文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2-07 | 点击数:1099
 
 
  “偏见的情感和意动的维度是被族群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距离的反映。社会距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在与外群体的成员交往的过程中,该群体的成员不愿意接受或承认一种既定的亲密程度的情感”。[10](P.67)虽然坝区居民和山区的居民同属于一个区域社会,坝区与地处山区的宁边村在空间上的物理距离也不算远,但大花苗却属于空间上的他者,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大花苗进入昭通后,一直在高寒山区辗转迁移,直到现在昭鲁坝区的居民仍然将大花苗视为日常生活中的陌生人,很少会主动和世代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花苗村民发生互动。也正因为如此,宁边村的大花苗村民在外出打工时,他们更愿意选择去完全陌生的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就近来到很可能会遭受偏见的昭鲁坝区打工。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云南的苗族村民通过外出到远方打工而形成一种新的生计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上苗族传统生计方式中的游动性特征。[11]
 
  宁边村中的4位苗族村民能够在昭、鲁坝区和云南省内的其他城市找到工作,得益于他们接受了比较长时期的学校教育,长期的学校教育对他们的族群性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归根到底是社会持久地再生产其存续条件的一种手段,对年轻一代具有系统的社会化作用。[12]所谓的“社会化”对于宁边村的苗族村民而言,就是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的一个漫长过程,使自己的言语、行为方式符合他人的预期,周围的人也才愿意与之发生交流互动,自己也才能凭此融入主流社会之中。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遇到了在坝区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的那位苗族村民回家看望父母,在与她交谈过程中已经听不出她的口音和坝区居民有什么不同,服饰也和坝区的女孩一样时尚,仅仅从外表和口音方面是难以辨认出她是大花苗。而那些只接受了很少学校教育,或者是从未接受学校教育的苗族村民因为保留了较为鲜明的族群文化特质而难以融入坝区社会之中。
 
  (三)汉族和彝族村民从事职业广泛
 
  在宁边村中,汉族村民和彝族村民交错杂居,彼此互相通婚,彝族村民只能说汉语,两个族群在族群文化特质方面已经趋于一致,婚丧嫁娶的习俗都已经一样。汉族和彝族村民都认为,现在彼此已经没有任何的差异可言,仅仅是族称不同而已。同一个村子中的回族与苗族村民也认为彝族与汉族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差别,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吃一样的饭。与在探索发展道路上具有鲜明族群特色的回族与苗族村民相比较时,汉族与彝族村民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缺乏可用以比较说明其特殊性的一些特质。一方面是因为汉族与彝族村民在耕种土地之外从事的职业类型过于庞杂,不像回族与苗族村民因从事的职业类型集中在特定的一个或是有限几个领域而表现出族群特色;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在论述少数民族的一些特点时,在潜意识中已经将汉族作为突显少数民族特色的参照系,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的族群性存在一个“本来如此”的问题,不再需要花笔墨去描述,也存在难以有效说明的困难。[13](P.295)
 
  汉族和彝族村民在耕种土地之余,也有一部分家庭主要依靠饲养牲畜获取现金收入,但更多的家庭只是在饲养了1头牛用于耕种土地和饲养了2-3头猪提供自己家一整年的肉类需求之外,就将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领域。因为,汉族和彝族村民也像苗族村民一样,外出打工没有在家里饲养牛羊赚钱辛苦,他们更愿意离开土地到外面打工。在外打工的过程中,汉族和彝族村民不像回族村民因信仰伊斯兰教受到饮食禁忌的制约,也不像苗族村民那样可能受到昭鲁坝区居民的偏见,他们的就业途径就显得非常多样化。汉族和彝族村民普遍认为哪里能够找到工作就去哪里,不在乎距离的远近。总的来看,汉族和彝族村民通过两种方式在村庄之外寻找发展资源,一是就近来到昭鲁坝区寻找工作,二是走出昭鲁坝区去到更远的地方寻找工作。
 
  汉族和彝族村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非常广泛,有在坝区当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做点小生意谋生,或是在昭鲁坝区很少的工厂中工作,从事这几种职业的村民通常是在坝区有亲戚居住,家庭的经济条件也较好。如果说彝族和汉族村民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族群特色的话,就是彝族和汉族村民当建筑工人的数量远远高于回族和苗族村民。当建筑工人的彝族和汉族村民又可以分为在昭鲁坝区当建筑工人和到昭鲁坝区之外的很多地方当建筑工人。建筑行业能够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提供数量众多的工作岗位。2015年笔者在宁边村访谈村民时,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已经大幅度上涨。砌墙工人每天的工资涨到了200-250元,会贴地板砖和墙壁砖的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涨到了250-300元,会扎钢筋的建筑工人的每天工资涨到了300元,那些只会搅拌混泥土和沙石的建筑工人每天工资涨到了100-150元。建筑行业的日均工资虽然看起来已经很有吸引力,但常常是一个月里最多只有半个月的工作时间,收入并不稳定。
 
  昭通宏观上的民族分布格局为:汉族和回族住在坝区,是坝区的主体民族,彝族住在半山区,苗族住在高寒山区。但在元、明两朝及清前期,昭鲁坝区却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昭通志稿》中记载:“考昭初改土时,人民汉少夷(彝)多,故寨名大半夷(彝)语。其后屡遭兵燹,四境之人逃散、死亡,夷民则淘汰无几”。[14](P.120)历史上居住在昭鲁坝区的彝族村民在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大量逃亡荒僻的山区,或是渡过金沙江来到了四川安家落户。村子中的彝族老人就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最早的定居者,回、汉、苗三个族群的村民也认为彝族是最早来到村子中居住的一群人。原本是昭鲁坝区主体民族的彝族在“改土归流”之后转移到半山区和山区居住,也从此成为了“山里人”。
 
  但是,“改土归流”之后也客观上促进了彝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彝族开始接受与学习汉文化。关于乌蒙山区彝族同化于汉族的现象,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地方志《恩安县志稿》中就已经观察到:“近来,男子仿效汉冠戴,女犹然旧俗”。[14](P.57)清代乾隆年间就开始观察到彝族学习汉文化,至今已近200年时间过去,昭通彝族和汉族的区别变得愈加不明显。笔者2015年的田野调查期间正值春耕时节,多次看到彝族和汉族家庭相互换工的情况,而没有看到过彝族、汉族家庭和回族、苗族家庭换工的情况发生。现在彝族村民的文化特质已经趋同于汉族村民,两个族群都没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彼此交错杂居在一起,又鼓励彼此互相通婚,在经济生活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汉族与彝族村民正处于融合过程中。
 
  二、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之关系讨论
 
  生态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指出,在那些干旱少雨,不容易灌溉的地区,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动物只有反刍动物,如牛、绵羊和山羊等。这种类型的动物更适应于消化那些主要由纤维质构成的食物,如草类和树叶等。然而,猪却主要依赖于树林与绿草成茵的河畔,尽管猪以吃杂物为主,但是要想增加猪的体重,就必须喂养粮食,这样一来猪就成了人类的直接竞争者。[15](P.38)宁边村年平均气温只有9℃,年降水量620毫米,在秋收后的10月份就开始下雪,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停止。土地只能种植山地粮食作物和自然生长的杂草,并不能种植任何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受到生态环境的限制和不同家畜对食物的要求不同,决定了不同家畜的饲养规模存在不同,也决定了觉得饲养牛羊非常辛苦的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不可能留在村子中通过大规模的圈养猪这种家畜形成一种新的生计方式。
 
  回族村民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受到族群文化中饮食禁忌的制约,宁边村的生态环境又适合大规模的饲养牛羊,契合了云南回族传统的农牧结合的生计方式,于是他们立足于族群文化传统,在居住地的村子中寻找发展资源,同时也继承了历史以来就擅长煤矿开采的传统生计方式,回族村民因此在整体上成为村子中最为富裕的一个群体。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在外出打工时没有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与族群文化产生冲突的顾虑,他们可以更为自由地在居住地之外寻找谋生资源,不必像回族村民一样通过辛苦得多的在家里耕种土地和饲养牛羊维持生存和民族发展。另外,汉族、彝族和苗族村民都认为,每天外出放牧牛羊需要占用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如果是外出打工挣钱既比在山坡上放牧牛羊轻松,收入也差不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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