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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种差异性，当下中国的“乡愁”论述不宜进行简单的对错评判。如果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多维”乡愁，这些包含着“农二代”“城市中产”和“资本精英”等不同角度和诉求的“乡愁”论述，一方面折射出正在积聚的集体性情绪与社会心理，其背后是复杂的城乡历史与社会经济现状——“去农/进城”正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随着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物、景、情的逝去，安土重迁的祖训愈发无效可笑，城市化已经成为裹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巨大势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规模改造扩容中面目全非，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其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运动中人们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无论是否来自乡村，我们往往难以对这种身处其中的巨大变化无所知觉，失落和怀旧、惆怅和无奈常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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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归心似箭的人们(2012年)
另一方面，其所表征的绝不仅是乡村困境或“农二代”的个人焦虑，同样呈现着当下主流城市发展中的内在困境——雾霾与“蜗居—蚁族”现象的同步突显不合时宜却恰逢其时地显影出“全面都市梦”之裂隙与虚幻。曾经的美好愿景与自圆其说也将捉襟见肘，与“回不去的乡村”同样真实的还包括“留不下的城市”。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略显浪漫简单但却饱含深情的“田园梦”可能有利于打破长久以来的城市霸权与定型化想象，成为重新发现“乡/土”价值与多样空间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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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奋斗》剧照
但这种“有效”同时又常是“有限”的，特别对于当下由“小资”“小清新”和“小确幸”等所构成的“小时代”。回到现实，只有乡村的整体性消失才可能引发“乡愁”，而在多维“乡愁”之中更具有传播力和话语权的常是中产阶级的“乡愁”论述。对于他(她)们来说，与其说是对严峻“三农问题”的改变动力，不如说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减损状态下，对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与惆怅;与其说是对现实不合理“城乡关系”展开质疑和挑战，不如说是以“乡村”为名、在主流框架内十分安全且不失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这些想象性解决不仅携带着更加隐蔽的偏见，同时还构成了一种新的坐标与意义系统，让真正的“三农”被挤出“乡愁”论述，乡村被抽象为无“人”的风景与新的欲望空间。
好在，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来说，不仅有着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多元化论述尝试，还存在着进一步迈开双脚，解放双手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先贤就是其中的代表。除出发时的乡愁乡恋外，乡建实践者们还对以乡村破坏为后果的激进现代化、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以脱离底层民众为常态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着深刻的批判。并以此为突破点，再生产出真正有利于乡土和大众的新知识，改造出平视“三农”的新坐标，互动出知行合一的新知识分子，进而促进包括人、财、物、价值、眼光等要素的回流与意义的重估，从根源上缓解“三农”问题与城乡对立。
梁漱溟
具体到笔者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十多年来一直努力引导大批学生“眼光向下、脚步向前”，无论下乡还是返乡，都希望可以在关注“三农”中重新塑造“自我”。除此外，当代乡建还通过包括“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和“爱故乡行动”等方式，多途径地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与发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参与者改变视角，重新发现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乡土社会与草根民众——虽然在“掐草尖”的城市化进程中可能落败，但没有条件或闲情去悲情矫情的他(她)们，毕竟属于那片土地。广大“草根”与更为宽广的土壤融为一体，顽强坚韧地存在着，可能性和建设性一直辩证无声地存在其间。
从个体、感性、短暂、遥望的乡愁，到集体、行动、多样、融入的乡建，既希望挑战由“悲观—乐观”、“情怯—自信”所构筑的二元对立与浪漫化想象，还希望把“我”放低放回，自省于挥之不去的自怜自恋，对精英立场所主导的价值坐标与意义系统，做出进一步改变。
(《乡村与城市》，[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年版)
（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5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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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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