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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俗文化学的眼光评价“五四”
马：您写这篇文章，是不是感到当前对“五四”的评价有某些偏向？
钟：“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重要内容，对外重视外来文化影响，对内就是批判和改造传统文化。打倒了正统文化、封建文化，还要扶植和挖掘中、下层文化，从民间文化中得到补充。如果说，过去对“五四”的描述和评论往往偏重于前者，侧重于对旧制度、旧理论和旧文化的批判上，那么，我的文章，就是要强调一种新的民俗文化运动的兴起（包括热情扶植民众口头活的语言，赞扬口承文艺以及传统通俗小说、戏曲等等），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这篇文章是想对当前“五四”研究的某种欠缺做一点补正。过去对新国学运动的评价太低，我的文章是想对新国学重新加以评价。你看看我写胡适的那一段。当然，胡适的政治态度我向来是不同意的，我在其他文章中谈过。这篇文章谈到了他在“五四”新国学运动中的表现。我觉得胡适虽然也翻译了一些外国的东西，但他的功劳主要在于提倡一种新的民族的中下层文化，主张用民众的口语代替正统的文言。我把“五四”时期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待传统文化里中下层文化的共同态度和活动，用一个科学的名词加以概括，叫做“民俗文化学”。
关于文化的三分说
马：在您的民俗文化学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的三分说，这种见解同样有开创的意义。
钟：开头我们都是主张二分说的，我们传统所说的雅俗，“五四”时代说的圣贤、民众，贵族、平民，典籍、口头都是二分说。“五四”的时期，我们多少免不了把后者（民众的、口头的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夸大了。以后我自己比较注意，要把握好分寸。解放以后，学苏联，也就是说只有两种文化。但是，在中国，自唐宋以来，有一种文化，不是上层的，也不是下层的，是中间层文化。光说上下层文化，而你有大量存在的都市文化、俗文学，你把它们放在哪里？这个中间层实际上也属于被统治阶层，但和劳动人民又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同样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应该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一席地位。
马：您明确提出文化的三分理论是在什么时候？
钟：1982年我在杭州大学讲话的时候，谈到中国文学的三大干流：①古典文学，②俗文学，③民间文学。到八十年代末出版《民间文化》和写作《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时，再次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干流的思想。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马：1940年，费孝通在翻译出版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一书的时候，在附录《论文化表格》中提出了文化的三因子（物质、社会、精神）说，他认为物质文化因子是底层，社会文化因子和精神文化因子是上层，他是从文化的结构分析的。1935年3月，苏联汉学家阿克谢耶夫（汉名阿翰林）在一次演讲（整理稿题为《中国民间年画及其研究前景》，收入了《中国民间年画》，1966年苏联科学出版社）中，阐述了中国大文化（指数千年形成的士大夫典籍文化）、中国小文化（指不识字者的文化）以及大量民间艺人、说书先生与年画作者等等构成的中间层文化的观点。您所提出的文化三分说主要从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播者着眼。
钟：也考虑到文化的内容和实质。
飞出自己构筑的鸟巢
马：您的学术活动有一个特点，您的理论主张大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学术主张提出来以后，又反过来在实践中不断去修正它、阐释它、论证它、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您的民俗文化学说也是这样。
钟：现在也不能说是终止。最近我写了一首旧体诗：“世途惊险曾经历，学术粗疏敢自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曾经对我说过：您是个理论家，又是个实践家。加藤千代（日本民俗学家）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关敬吾（日本老一辈民俗学家）与中国的文章，中间部分写的就是关先生对我的看法。文章里说，钟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有一个特点，他在学术上永远年轻，没有停止在一个地方，他不断在前进（大意）。这个评价对于我来说是很高的。记得纪德批评罗曼。罗兰时说，罗曼。罗兰好像一只鸟，他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进了去，却出不来了。纪德这样看罗曼。罗兰是不是合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的确有这种情况，一个学者，如果停下来，就不行了。康有为说他三十以后思想就没有什么变动，就是说他停步了，结果成了顽固派。我觉得人要不断前进，不能停步。
你说我强调实践，这当然对，但我多少也借鉴了外国的东西。例如，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英国的民俗学扩大到民间文化的范围呢？就是因为我在日本看了许多国家的有关理论，但联系中国的中、下层文化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学科不能建立在英国的Folklore上面，否则民间的许多文化现象就无法包容进去了。
对外国的东西要借鉴，但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我喜欢“实证”这两个字。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一种哲学的“实证主义”是批评的。但实证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就是要从具体的材料出发，而不是弄一个大而无当的什么“框架”，什么哲学，人家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过程的，硬搬不行。这些年有些人说大话，空而无物，就是缺乏实证精神。实证主义是哲学，实证精神是科学态度，搞研究要有实证精神。
另外，我还有一种看法，你搞人文科学，世界观、观点、理论、方法、材料都重要，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至少和上面所说的一样重要，就是对材料的熟悉程度。如果对材料很熟悉，你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就会发现问题，这很重要。这两年，我写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洪水神话、“五四”民俗文化学的文章就是这样的结果。这是我最近才领会到的。
有人说过，我有一个特点，从我的言谈、著作中，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这种训练是多方面的，可以写诗，可以翻译，可以写文章，具备各方面的知识，这构成了一个人的素质，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格。风格是成熟的表现。马林诺夫斯基就不同于泰罗。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注意这一点，现在的学者在这些方面注意得少些。
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讲真话，我也是喜欢讲真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的。
（此文原载《文艺报》1992年3月，陆凤仪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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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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