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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富的《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17〕深入分析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指出其主要联系为：1.远古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如《左传》、《史记》对民间传说的广纳;2.近现代史学家把民间传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如顾颉刚研究大量民间传说后，认为它“有助于‘推翻伪史’，‘明了真史’”，倡导“用演进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化的民间传说”。郭沫若强调“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第一手的材料，”肯定了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3.民间传说的史学价值不容忽视，它可以填补历史发展之空白，纠正“正史”所载之谬误。而主要区别则在于：1.史官文化以“实录”为核心，载录的历史是真实、静态的;而民间传说遵循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有极强的流动性。2.史官文化讲求“真”;民间传说围绕“情”在变动，一真一情“决定了两类文化的本质差异”。最后作者从三方面提出了史官文化对民间传说的积极影响。
民间故事研究
民间故事研究作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重点研究范畴，又一直是民俗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保持着较好的学术传统。1996、1997两年来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它的显赫地位和学术水准。研究者的积极活跃、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对各民族故事资料的引证，都严谨阐发了其学术观点。主要特点表现在：1.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证结合起来;2.研究课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3.从流播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历史、宗教或民俗文化为切入点的研究增多;4.结构类型研究仍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民间故事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是学者们最关注的研究课题。有不少论著，联系民俗文化学、宗教学或历史学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来研究民间故事，从中探寻它的表层至深层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进一步理解作品的深刻含义。马昌仪的《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18〕，通过鼠婚故事的流布的研讨，发现“我国鼠婚故事与民俗信仰关系密切的特点”，把中国鼠婚故事归纳为民俗型和招婚型两大类型，并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类型进行考察，作者认为：1.其招婚故事素材及其独特的循环式叙事结构来源于印度;2.就其类型的整体来说，并非源于印度(因为印、中鼠招婚故事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3.“民俗型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原型模式。”作者独到的见解是：鼠婚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中国鼠婚故事是我国农业文化中嫁鼠禳灾习俗和岁时文化中对子鼠女神信仰的产物。”在《吴地鼠婚俗信与艺术》〔19〕一文中，马昌仪还就吴地鼠婚作品的民俗型和招婚型的民俗文化现象及其特点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君岛久子的《非稻作民的民俗与传承——瑶族的天鹅处女故事及其游耕文化》〔20〕一文，比较《五彩带》开篇、续篇母题、难题的异同，追溯、探究瑶族的天鹅处女故事的演变踪迹，断定《五彩带》开篇故事是茶山瑶的传承;而续篇坚美仔的故事则属于盘瑶的传承。因而得出结论：“盘瑶和茶山瑶的接触和交流中产生了这个故事”。“属于壮侗语族的茶山瑶从壮族借鉴了收割水稻的母题，而其天上的考验难题则是属于刀耕火种文化。”万建中的《民间故事与禁忌民俗的传播》〔21〕，则详细阐述了民间故事促使禁忌民俗传播的具体情形：1.理论上阐述禁忌的目的、实质，说明禁忌是一种最古老的社会规范;2.民间故事是禁忌民俗传承的“外部”因素;3.民间故事叙述守禁或违禁过程，以达到教育、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过伟的《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22〕，以侗族《娘梅》故事为例，着重从民族的、民俗的因素探索了用文化生态研究方法来研究民间叙事文学的路子。周北川、熊和平的《鄂西故事〈老鼠子嫁姑娘〉的文化内涵》〔23〕对土家族、苗族的《老鼠子嫁姑娘》新奇的情节结构、独特的形式作了简要分析，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发掘了故事背后蕴含着的深层的文化内涵——“鼠崇拜的信仰”。陈玉平《孤儿角色与成年仪式》〔24〕就田螺姑娘型故事(大多与报恩主题、难题考验情节有关)，探讨了“孤儿”角色的原型即成年仪式的受礼者，显示出“由原状态进入新状态”的成年礼内涵。林继富《藏族文化中的镜子》〔25〕以镜子——这一世界文化的共同母题探讨藏族创造的“镜”文化的共性和个性。
故事的作品研究重视故事的母题剖析与文化内涵的挖掘相结合，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从论文的数量、质量都可反映出民间故事研究的积极的发展态势。刘守华的《“羽衣仙女”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影响》〔26〕，以《毛衣女》、 《田章》和《金波聂吉新娘的故事》为例，概述了天鹅处女型故事由简到繁、由单纯型向复合型的演变构成及其价值，“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以其优美的故事叙述和深邃的文化内涵，保持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刘晓春《灰姑娘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性意义》〔27〕，从中国灰姑娘的型式、民族性特征和世界性意义三方面通过对灰姑娘的分类、比较研究，探讨中国灰姑娘型故事与其他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中的关系。指出：“中国的灰姑娘型故事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而且，无论是母题的内涵，抑或是在生活史上的意义，灰姑娘故事都具有世界性。”刘守华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中的科学幻想——鲁班造木鸟故事的古今演变》〔28〕认为鲁班造木鸟这个世界上同类型故事的最早记载或源头，“代表着一种新的故事体载——民间科学幻想故事”。作者强调指出，不能否认中、印文化双向交流的事实。吴效群《“问活佛”故事的原型解读》〔29〕，对AT461型“问活佛”故事“进行了‘本体’的或称是‘原型’的剖析。”刘晓春《英雄与考验故事的人类学阐释》〔30〕，从许多民族中存在着的英雄与考验故事型切入，为了揭示其真正的文化意义，作者“试用多种方式对故事进行历时和共时的研究”，认为“故事中母题的古老意味，决定了故事的文化渊源的深厚久远”，对其体现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了深层意义的阐释。
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故事的成果译介到国内，以及中国学者介绍国外的研究情况。如：日本学者西胁隆夫关于AT301型故事和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英雄艾里·库尔班”火种和吸血鬼——“轻·吐米尔英雄”型故事的主要母题探讨的《轻·吐米尔英雄故事的母题研究》〔31〕，繁原央的《中国冥婚故事的两种类型》〔32〕(结合具体故事比较分析了“慰灵·解冤型”和“幽婚·立嗣型”冥婚故事及其产生的影响)。梁永佳的《俄狄浦斯型故事在西方的研究》〔33〕，则专门介绍、评述西方研究俄狄浦斯型故事的方法、流派及发展，对研究者拓宽思路、深入探索有积极意义。
刘守华的《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34〕将宗教信仰融于类型研究，评述道教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特别是幻想故事的影响，说明故事类型既有国际性，也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作者举例说明12个新类型“是融宗教性、世俗性于一体的地道的中国民间故事”，不同于国际标准类型，提出对世界各国、各族民间故事作类型学比较，应注意辨析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他的《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学》〔35〕，则侧重于探究道教借助民间文学之必要、道教对现存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尤其寓言借道教“来寄寓道德训诫和生活哲理”。孙正国《中国虎故事的类型研究》〔36〕一文，将37个民族中产生和传承的虎故事分为恶虎型、化身型、义虎型和其他类型这四类进行类型分析和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虎故事数量可观，展示了多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及交流融合，“并对后世的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起到了借鉴作用，还具有审美的民族特征”。陈益源的《长牙·成精·水里摸——民间荤故事的三种类型及其性教育功能》〔37〕阐述了这三种故事类型在性教育上的实用的、正面的功能。
江帆的《辽宁民间故事及其类型特征论析》〔38〕一文，总结了辽宁民间故事丰富蕴藏的概况，以及具有辽宁本土文化特色的故事类型特征，为学界提供了故事类型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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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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