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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与社会心理常互为因果。当人们为着某种目的接受一种新的风气时，总会引起部分人心理的变化，而此种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更多的人响应这种风气，恰如梁启超所说其始势甚微，“几莫之觉”，继而涨、涨、涨，形成潮流，“人鲜敢婴之”。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就是社会风尚。一部分风尚因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向相挈合，上下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各阶层纷起响应，晚清“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19]遂成浩荡潮流，带动社会全体同趋一致。晚清政治改革、体制变革以及新思想、新风尚彼此激荡，形成社会趋新的潮流，极大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社会变迁的速度、深度、广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在晚清这股社会大潮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更是首当其冲。
社会风尚的变迁之于思想家如此，之于民众则是另一番景象。
普通民众的趋新常以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为特征。其影响常常来自西方衣食器物，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之间。日常用语里带“洋”字的物品越来越多，诸如“洋布”、“洋火”、“洋铁壶”、“洋烟卷儿”、“洋取灯儿”，莫不带洋，以洋为尚。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它的变化一定程度反映着风尚的转移。庚子前后，京城“外贸风行，土布渐归淘汰，布商之兼营洋布者十有八九”。[20]不仅服装质地洋化，而且服装的裁剪款式也趋洋趋新。光绪年间，京城出现了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洋裁缝”。同光之间，受上海服饰之风熏染流行紧身合体的风格，民谚称之为“狭袖蜂腰学楚宫”，而这种风格的源头恰是西式服装。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罐头糖果也让人在细微之处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变化。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21]“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喝酒也从原来“首推柳泉居的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近在京畿的天津由于商业贸易饮食相对繁华，常常吸引京师的达官贵人，“群趋于津埠，呼庐喝雉，任意挥霍”，“每当夕阳西下，车马盈门，笙歌达旦”。[22]
在中国文化中，餐饮除休闲娱乐的基本功能外还常常是应酬、社交甚至交易谈判的一种方式。庚子之后，西式餐饮在北京出现并逐渐流行开来。这一时期的报纸（如《大公报》），经常刊登西餐馆开张的广告，用环境幽雅、侍侯周到、各种西餐大菜和零点小吃可口方便招徕顾客。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23]以至“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24]
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大的还包括出行方式。庚子前后，外来人力车和西式马车逐渐取代原有的独轮小车和牛马之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报纸称：“人力车勃兴，无业者俱购一二辆出赁”，盈街塞路，大有垄断交通之势。[25]清末，汽车也开始进入北京，由于价格昂贵，能够消费者只有王公贵族。晚清时期，京师建筑虽不象上海和其它通商口岸发生明显变化（除使馆区集中了一批洋楼和几座哥特式教堂外），但达官贵人竞相攀比布置西式家居。前举那王府便以进口沙发、钢琴和西式家具布置了一间完全洋派的会客厅。
衣食住行的崇洋趋新虽然只是风尚变化的外在形式，然而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心态却产生不小的影响。据报道，晚清时期“商人以售外货为荣，买客以购外货为乐”，“见为外货则趋之若骛，见为土货则弃之若遗”。[26]扣除外国商品倾销的因素，崇洋心态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清北京同全国一样弥漫着崇洋风气。洋货用多了，民间百姓自然而然形成机器胜过手工、洋货胜于土货的心理，于是从认知洋货，到认知外国，进而产生学西方思想，最后形成社会趋新的风尚，这是晚清思想变化和民间崇洋风气共同构筑的一种社会心理，也是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的一种必然。于是，崇洋风气造就的趋新社会心理定式，为晚清社会的思想变动、价值观念的变动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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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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