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二、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农和创业，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人地密不可分的事实。但在西南地区却出现了“人口双向流动”的景观，尤其是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因盛产丰富的自然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吸引了不少前来投资和务工的“流动人口”。“人口双向”流动导致的乡村“空心化”和资源地开发带来的“资源诅咒”等问题，大多都由当地人来承担。

　　（一）我们村不会沉下去吧

　　“我们村不会沉下去吧？”，这是云南昭通山水村村民普遍担心的问题，也是大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村民对风险的感知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今年73岁的吴城，19岁时从贵州嫁到云南昭通山水村。她以为自己能在此安享晚年，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前来山水村投资的煤炭公司，扰乱了她的生活，也破坏了她家乡的生态环境。

　　吴城所在的山水村属于云南昭通镇雄县。这里是“鸡鸣三省”（云贵川）之地，境内交通极为不便。在“外人”的眼里，镇雄人“仗势欺人，懒惰成性”，但这些“缺陷”并没有阻碍前来投资的企业和打工者。

　　我们结婚那会，村里已经有一些人挖煤了。那时，规模不大，村民挖点烧点。没人想过挖（煤）去卖钱。大家都有，谁也不稀罕。到了集体时期，老百姓挖煤挣工分，换粮食吃饭。土地下户后，老百姓自家挖来自家烧。但在十几年前，煤山的使用（权）发生了变化。因为公司买下了我们的煤山。他们挖出好多煤，也赚了很多钱。当初他们（公司）的人说，他们会给我们好处，但实际上我们每年只分得一点烤火煤和政府提供的一点粮食补贴而已。公司要了一些人去煤山工作，但干的都是苦力活，又脏，又危险，谁愿意长期去干?我们如何变富?你看现在，煤没了，山也空了，水也没了。房屋开裂的的问题都没人管。人也走光了，我们哪儿找他们？我们现在只能找政府，但政府的人却说这是煤矿公司的问题。

　　吴城提到的煤矿公司收购矿山的事是从2000以后开始的。当时山水村所在的张基屯煤矿，经政府规划，连同平天煤矿、林口娃飞煤矿以3.3亿的价格将开采权转让给四川王氏集团和温州商会。企业的投资与开发，带动了地方煤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吴城提到的“环境问题”。针对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公司和政府常采用的手段是以经济补偿和提供就业岗位来解决，但对于公司撤退或变更遗留下来的或后期出现的问题，往往却无人关注，也未能解决。但正是这些问题成了日后地方社会与基层政府需要面对的共同难题。

　　山水村中出现的日常风险是煤矿公司过度开采煤炭资源导致地质下陷而产生的。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山水村的山体已被掏空，成为一座空山。这些看不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激起了村民极度的恐慌和猜想，加之后期陆续出现的地质松动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更是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与害怕。

　　我们见到五十四岁的刘晓红时，她正在自家屋顶上的菜地浇菜。我们与她打招呼，她有些不好意思。她说：“水太小了，等了很久才浇好一棵菜。这种情况要是放在过去，会被人取笑为‘懒媳妇。’”水资源的短缺改变了晓红的生活节奏，也间接影响了她的自我认同，同时造成针对外界对她社会评价的焦虑。

　　水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水，什么都种不了，什么都养不了。牲口要喝水，种菜需要用水。牲口要吃水，可以把它卖掉，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总得吃菜，总得生活吧。每天想起这些，心里就不舒服，也不知道该咋办？我们村有些家庭，为了水，吵过架。大家的关系搞得都不好。想到前几年，雨水好的时候，我家地里种的粮食和蔬菜，完全够我们一家4口人吃。就算天旱了，也不会存在吃水问题。我们这儿，冬天情况会更糟糕，根本没水；夏天，情况会好些，我们可以搞点雨水喝。

　　刘晓红强调，眼下山水村最大的难题是吃水的问题以及因缺水给老百姓带来的各种“不便”。刘晓红口中的“不便”，既体现在水资源枯寂导致生计类型的变迁和邻里社会关系的改变，也体现在村民必须独自面对因日常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村民甚至传言，要是长期饮用煤水，会引发慢性病。虽然村里近几年陆续出现的几起慢性病还未被医生确诊是否与饮用煤水有关，但村民患病事实，却引起了人们对疾病及疾苦的想象与恐惧。再加上，房屋开裂和倒塌等问题的陆续出现，这无疑增加了矿区老百姓的心理压力。

　　你知道我们房子的屋顶是可以收集雨水的。雨季来的时候，老百姓把雨水收起来，方便天干的时候用。我们村的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做的。房子开裂了，就不能收雨水了。虽然我家的房子只是有一条裂缝，和其他家的房子相比，不算严重。但我害怕呀，房子开裂就说明了我们住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村子下面都是空的。要是房屋沉下去，该怎么办。

　　刘晓红边诉说她的担忧，边用脚跺着地下给我们看。“这下面，过去全是煤，现在都被采空了。假如哪天沉了，整个村都完蛋。”刘晓红强调，这几年，她总是提心吊胆的，晚上睡觉都很害怕，常常半夜醒来，总担心房屋会塌。村民的担心和焦虑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近两年政府陆续对一些危房做了加固和修补，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资金解决村民饮水问题。但刘晓红却认为这些整改和帮扶只是暂时性地推迟了矛盾，而真实的情况是山水村已是一个采空区。刘晓红以及村民们的“负面”情绪的表达暗示了矿山与周边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们对地方政府在治理与公信力方面的认识。实际上，人们担忧和焦虑的是不能暂时性地通过物质补偿来解决的。

　　在山水村，像刘晓红和吴城这样的家庭，占了80%以上。可以看到，资源开发带来的风险危害与地震带来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资源开发带来的风险和创伤往往不可见，它潜在地影响着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并非简单地体现在饮水和生产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与农业祭祀的传统，而且还切断了“人与自然”、“水与土”之间的互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风险和疾病恐惧与焦虑的表达，并未得到相应的处理和社会支持，相反，这种“坏情绪”的表达，在地方社会管理者看来，是一种扰乱社会和谐的因素，通常以粗暴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二）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下

　　与云南山水村采空村的案例不同的是，贵州毕节织金县的兴发村正在经历资源开发的过程，主导这场开发的煤矿公司来自江西。该公司从2007年开始，每年以大概30万吨的速度开发煤炭。它是目前织金县现存的几家正在运营的公司之一。截至2016年，织金县共有278家统计在册的煤矿公司因安全、手续、年产量等问题被关闭。

　　织金县因产煤，素有“西部煤都”之称，其名声远播于西南。县内的藏珠、桥板、甲三等乡镇的煤炭资源最为丰富，但资源的富集并未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相反，伴随大范围的煤炭资源开发，却给当地带来了诸多问题。

　　家住织金县兴发村的陈兴荣就是这场资源开发浪潮下的典型代表。他现今正代表村民四处“上访”，状告兴发煤矿公司。状告的理由是该公司在他的家乡兴发村采煤，导致地质塌陷、房屋开裂和饮水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困扰着村里其他92户人家及周边村落的村民。

　　“现在吃水都有问题，更别说种庄稼了。”陈兴荣一边向我提及当前的困难，也一边不忘向我夸耀过去兴发村水资源的富集与壮美的自然景观。他妻子春燕半开玩笑地说，她当初嫁到兴发，就是冲着兴发水源来的。虽然这只是春燕的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乡土社会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地方“环境”的好坏都在左右人们对婚姻的选择。陈兴荣的女儿陈菊就强调自己并不担心吃水的问题，未来只要自己嫁一户条件好的人家，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说的条件里，就包括水源这一项。

　　实际上，在以农为主的社会里，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背后不仅是一套劳动互助、社会规则和文化传承的展演，更体现了在“水利社会”中展现出来的一套道德观念。

　　陈菊现在从事乡村客运，同时兼做一些妇女保健品的生意。凭她现在的“条件”和工作能力，完全能嫁一户好人家，甚至嫁到县城都不是问题。但提起缺水的家乡和年迈的父母，陈菊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公司大范围采煤后，我们村里的自来水就受到影响了。现在田坝里的水已经干枯了，井水也没了。这才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到很远的地方背水。很早起来，走很远的路。到了有水的地方，还得排队。有时排了队，也可能打不到水。如今，有条件的人家，修了砖房，可以依靠砖房蓄些雨水。没钱的人家，只能吃煤水。一想到父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自己就很难过。我父亲和村里的人多次向政府反映。政府偶尔会委托矿山老板帮忙拉一些水。矿水车也不可能随叫随到，联系了好几天，今天才拉来。

　　说着，她便带我去看刚装满水的水缸。“这缸水是政府托矿山的车拉过来的。我们一家三口吃四五天。水放久了，会有味道，但不喝这个水，就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背。矿车拉来的水，要是放到过去，连牲口都不会喝，更别说喝存了四五天的水了。”陈菊的话道出了矿产资源富集区水资源普遍匮乏的现状，更道出了织金县缺水的现实。在织金县的花荷、寨大等村，村民因长期喝煤水，出现了多起身患地氟病的患者。虽然兴发村并没有出现地氟病患者，但村民却深知地氟病与饮水有直接关系。可以看出，煤矿公司采煤导致水资源的枯竭的问题不仅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婚姻选择与社区的发展。

　　吃水的问题还未解决，噪音污染和房屋开裂等问题便接踵而来。据陈兴荣的老婆春燕回忆，兴发村从2013年开始，陆续受到矿山放炮震动声的干扰。放炮声震动地表，经常把她从半夜里惊醒，时常让她失眠和害怕。然后更让她们担心的是，村里开始爆出房屋开裂和地质下陷的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整天都活得提心吊胆的。”陈兴荣利用自己常年的积蓄刚刚新修了一栋砖房。但没住多久，房屋就开始出现开裂、掉顶等现象。他的担忧和抱怨也是有依据的，毕竟兴发村已出现了墙体下陷和房屋倒塌等问题。这些可见和可被预知的地质灾害一直都笼罩在兴发村的上空。村民也向政府和公司方面做了多次反映，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危机诉求和焦虑表达遭遇的却是推诿搪塞。面对安全隐患的威胁与诉求无果，2013年受灾村民只能自发集体到矿山理论。双方在调解中，因言语不合，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十二名村民被特警抓捕，而其他村民则以扰乱煤矿正常生产为由被警告。

　　陈兴荣夫妻俩试图向我回放那天发生的事。陈兴荣还向我展示了近三年以来他们上访的文件，其中一份上访书是写给省政府、省群众工作中心、县人民政府、县国土资源局的相关领导。内容是关于“兴发煤矿开采引发地质灾害，93户灾民的生命谁来负责？”的问题。陈光荣在上访中一直称自己为“灾民”。虽然时至今日“上访”的事仍未见任何成效，但兴发村的上访者都坚信，国家会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一些研究指出，当人们的内心无法容忍风险时，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就会转入行动，反抗的技艺会就会从“隐藏文本”向“公开文本”转换。虽然应星强调集体上访的内部存在诸多角力，而且地方精英会通过地方性的闹、缠等手段将民间各自分化的诉求，改造话语，甚至将鬼魂纳入上访话语，制造出了遭遇共同苦难、集体上访的假象，但本质层面对于被指控的对象和诉求的对象往往重复的。(P.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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