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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先生传序》附记
答应写莫须有先生传序，已经有半年之久了，到了现在才算写出，同时又需要一篇《看云集》自序，懒得另写，也就拿去应用，这种“一石投双鸟”的取巧办法大约也是不大有的罢。——写是写了，可是上海战事未停，莫须有先生何时可以出世成了问题，写好了的序文也就只可暂时收起。恰好《鞭策周刊》发刊，须尊先生问我要稿，为敷衍须尊先生计，又把这稿找了出来，给他拿去补白。不怕须尊先生见怪，我说这是敷衍，因为中国现时以及本周刊的空气都是非常紧张严肃，中间容不得一点犹豫，而我的文章有时这么落伍，在平时尚且不合时宜，何况这个当儿呢。我老实声明，这完全为的是敷衍须尊先生，并不是对于现时公众想有什么供献，虽然我自己相信有些所说的话却是诚实正确的。
三月九日。
《莫须有先生传序》原载《鞭策周刊》1932年3月20日第1卷第3期，署名岂明。初收《莫须有先生传》（开明书店1932年12月初版），题名“序”，系据手迹影印。后收《苦雨斋序跋文》（天马书店1934年3月初版）之“第二分”。
1932年2月16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说：“‘敝人’因耀辰之要求，拟在第三期（耀公‘主编’的那一期）投一篇稿，是《莫须有先生传序》，传既莫须有，序亦难免莫须有气，实在只是应酹耀辰，殊不足邀文学专家如严公者之一顾者也。”（《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P227）耀辰即徐祖正，亦即“附记”中之“须尊”，时与杨丙辰、江绍原、杨堃、严锲（“严公”）等6人轮流主编《鞭策周刊》。《鞭策周刊》，1932年3月7日创刊于北平，1933年7月2日出至第3卷第4期停刊，共56期。
查《周作人日记》，1932年2月5日“上午作文，未成”；6日“上午写文，下午废名来，即去。晚小文写了”，同日“像记”栏内有“莫须有先生传序”字样（《周作人日记》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P188-189）。将文章题名写在“像记”栏内，这在周作人日记中是少见的，说明他对这篇文章是比较看重的。周作人之所以看重这篇文章，原因之一是他想“一石投双鸟”，即把《莫须有先生传序》当作自己的《看云集》序来写。序文完成之前，他在写给其弟子们的信中明确谈到这一意图。2月5日致废名：“今早（其实已是八点）忽然想做文章，文章非他，即《莫须有先生传》序，亦即《看云集》序也。乃披衣洗脸吃饭后，摊开纸笔，欲又有点茫然，似乎朝气已去唯存午气，但也并不慌忙，仍想把他写出来，不过是在今年明年则不能知耳。据我原意则想在除夕内写之，若终非过年不可，亦是天命而已。”（《周作人书信》，青光书局1933年7月初版，P224）同日致沈启无：“今日早晨忽想到《莫须有先生传》，要为之写序，乃披衣洗脸吃饭之后，摊开纸笔，亦殊茫然，似文思又告了假，不在书房里也。但是不甘心，终于写了二百字强，预备明天隔年再做，而且还想了一种巧妙办法，拟凑足一二千言，不但送给《莫须有先生传》做序，也便算做了我的《看云集》了。嗟夫，如此取巧，恐古今中外亦尚未之前闻者也，但此例一开，取巧之金针已度与人，从此作序便不难了矣。”（同上，P243-244）2月6日致俞平伯：“今日拟写《莫须有先生传》序，也就当作《看云集》序，如能写成，亦一快事，因为以‘一石落两鸟’也，但如此‘取巧’之法恐古今中外亦均无之耳。”（孙玉蓉《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选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1932年10月，《看云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周作人并未用《莫须有先生传》序。个中缘由，他在7月26日所作“自序”中是这样解释的：“今年所作的集外文拢总只有五六篇，十分之九还是序文，其中的确有一篇我是想拿来利用的，就是先给《莫须有先生》当序之后再拿来放在《看云集》上，不过这种一石投双鸟的办法有朋友说是太取巧了，所以我又决意停止了。”
在序文中，周作人认为“《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近一年之后，周作人重读《莫须有先生传》，对其先前所发表的意见则大不以为然。1933年1月31日，他在致废名信中说：“前晚昨晚无他事，取贵莫须有先生从头读一遍，忽然大悟，前此做序纯然落了文字障，成了《文心雕龙》新编之一章了。此书乃是贤者语录，或如世俗所称言行录耳，却比禅和子的容易了解，则因系同一派路，虽落水有浅深，到底非完全异路也。”（《周作人书信》，P227-228）
《潮州七贤故事集序》附记
禧兄职司拉稿，去冬有一回遇见，一时口滑答应了一句，遂成笔债，拖欠至今，良由心笨手涩真写不出也。上月为潮州林君做了一篇小序，匆匆寄去，后来想到也就可以拿来搪塞，便再去要了来送给禧兄，文章不行早已声明，这里不过不打自招地说出这个原委，希求拉稿和主编的各大委员的原谅而已。
三月十七日记。
《潮州七贤故事集序》作于1933年2月24日上午，当天就寄给了“林君”。“林君”即林培庐（1902-1938），广东揭阳人，民俗学家，有《耒臿集》、《民间世说》等著作行世。早在1927年，周作人就曾为其采编的《潮州畲歌集》写过序。1933年3月17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前答应禧公一篇小文，至今成债，近日从林公培庐处收回一序，拟以塞责，将寄往大拐棒矣。”（《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P282）为了还文债，周作人从林氏处要回《潮州七贤故事集序》原稿，寄给了“禧公”，也就是“附记”中所谓“禧兄”。“禧公”即童德禧（1880—1955），字禧文，湖北蕲春人。1909年毕业于京师学馆德语专业，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等。他也是《鞭策周刊》编辑之一，时住在北京西城区大拐棒胡同16号。
《潮州七贤故事集序》原载《鞭策周刊》1933年3月19日第2卷第23期，署名岂明；又载《民间月刊》1933年4月1日第2卷第7号，改题《谈潮州七贤故事》，署名周作人；后收《苦雨斋序跋文》之“第二分”；收入《潮州七贤故事集》时，题名为“周序”。
1936年7月，《潮州七贤故事集》由汕头大众出版社和上海天马书店同时出版。两种版本略有差异，前者由钱玄同题写书名；后者封面由张竞生题签，扉页书名出自胡适手笔。这部故事集主要记述了许申、吴复古、刘龙图、王老虎、萧端蒙、翁万达等二十几位“潮州前七贤”、“潮州嘉靖四俊士”、“潮州后七贤”和“潮州历代文人”的故事。在周作人看来，“这是传说类的名人故事，但其内容与童话自多共通，又因为这种轶事大抵以游戏玩弄为主，自然更近于笑话，如平常所说的徐文长也是如此”；同时指出，蒐集民间故事应当用“科学的记录”方法，用“文艺的描写”就会“失了原来的色相”，其“民俗学资料的价值反未免因而减少了”。
诸如此类的“附记”，对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周作人有关文章的写作、发表情形及其当时的思想状况，都是有所帮助的。因此，有志者如若编纂《周作人全集》，那些散落在大大小小报刊且不曾入集的“附记”，也应当全面发掘，一并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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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 2011年12月07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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