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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际婚与族内婚比较
民族通婚可分为族内婚和族际婚。1993－2000年城中区民族通婚统计数据表明，在族际婚中，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最多，占通婚总人数的28．5％。通婚人数最少的是撒拉族，只有9对。族内婚中，通婚人数最多的是回族，占通婚总人数的12．1％，最少的是撒拉族只有2对。由于历史的宗教的等各种原因，回族一般实行严格的族内婚，而很少进行族际通婚。为何在此又比例如此高？除了回族在城中区各少数民族中所占的人口比重最大，这一客观优势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呢？对此，笔者对该时段中回族族际通婚人口的籍贯作了分析后找到了答案。1993－2000年回族族际婚中，籍贯为外省的回族人数为159人，占回族族际婚总人数的68．2％。可见回族有如此高的通婚比例，主要是外省籍回族通婚造成的，而本省回族族际通婚的情况较少。新中国成立以后，“平等、团结、友爱、互助”成为了民族关系的主流，“婚姻自由”的原则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很好的贯彻。在这些前提的保障下，给各民族族际通婚创造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在内部，回族各界人士对族际通婚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过去严格族内通婚的习惯有了相当改观。回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尤其在我国东部地区，受现代新兴都市文化的熏陶，宗教观、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根据90年代普查结果，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程度相当高。例如，“江苏，平均每11个已婚回族人口中，就有7个与汉族联姻，只有4个民族内通婚。”（注：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9．）这说明回族对宗教的传统要求已有相当大的改变的同时，反映出回族群众自身的宗教观念有了减弱。
在浓厚宗教氛围的青海，其民族通婚观念是传统的。最明显的是，女子外嫁所占比例不高，其婚姻仍然是服从宗教和世俗之规定。此外，藏、蒙古族的族际婚占族际婚比例也高，合计达到24．6％（18．9％和5．7％），如此高的族际通婚比例也是情理之中。我们知道，汉、藏、蒙、满等民族之间虽然在文化上也有差异，但生活习惯等方面基本不冲突的，不如回族与其他民族通婚之阻力大，除宗教文化原因外，生活习惯方面也有巨大差别，例如回族忌食猪肉，而在其他民族中猪肉是主要肉食来源之一。最起码饮食不同，久之必生矛盾，笔者在调查民族离婚原因时，就曾常常听到有关生活习惯不相同，生活不便等离婚理由。
（三）职业因素
职业构成是研究民族通婚的关键原因之一。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对职业构成进行分类。考虑到西宁市较内地社会发展程度差距原因，我们的分类采用90年代的习惯，将民族通婚者的职业划分为以下四种，干部（包括党政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单位管理人员）397对，占民族通婚总对数的24．8％；技术人员（包括老师、医生、自由职业者、工程师等等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371对，占通婚总数的22．3％；工人（国营及集体企业工人）517对，占民族通婚的31．6％；其他人员（临时工，无业人员及个体户）为349对，占20．4％，以上数据表明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民族通婚比例最高，两者之和达到41．7％，工人其次，为31．6％，其他人员最低20．4％。由此可见职业和通婚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我国当前现状来说，职业的选择与受教育的程度呈正相关，技术人员、干部一般都接受了较高层次教育或培训。而工人，仅以受教育程度而言，一般来讲是低于干部和技术人员。其他人员中也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体而言，教育程度低于工人，由于职业不同（因其受教育程度不同），进而对待民族间通婚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
（四）离婚现象分析
离婚是民族通婚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研究民族通婚，不能不分析离婚现象。笔者依据档案的资料，选取了有统计意义的两个因素，对离婚在年龄段与受教育构成方面表现出的一些基本规律加以分析。
表一 1993——2000年民族婚姻离婚多数年度分布表
表一是1993－2000年民族通婚年龄段分布统计，从表上可以看出：除1993年离婚人数集中在25－29岁年龄段、1998年集中在40－44岁年龄段以外，其余的年度离婚人数均集中在30－34岁年龄段。此年龄段正是社会学上讲的新婚磨合期（新婚的1－5年内），是梦想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离婚率高不足为奇了。而民族婚姻也不能不受到这个定律的支配。
表二 1993——2000年民族婚姻离婚按教育程度分类统计表
说明：1．A、B、C、D代表男性，a、b、c、d代表女性。
2．A、a代表大专以上教育程度，B、b中专、高中教育程度，Cc代表初中教育程度Dd代表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
3．Aa……Dd分别代表男女教育程度结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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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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