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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吉尔·巴利的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是全世界人类学学生的必读书目，同时也是一本精彩、通俗的非洲逸闻录。
读过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一定会羡慕学习人类学的人——在学术领域，竟然有那么简单有趣的必读书目。即便没有专业知识，也不会遇到任何阅读障碍，它甚至比出版社的宠儿旅行日记之类更好看，因为巴利将行者只走一遍的路走了几百遍，才浓缩出最精华的300页的人类学家观察笔记。事实上，他后来的确成了旅行作家，相比分析数据、建立人类学模型，这对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有评论说这本书“彻底摧毁了田野工作的美丽幻想”。不会的。一个年轻人充满激情和幽默感的讲述，即使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也只会激起更多年轻人勇往直前的冲动。
2003年，《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本增加了前者的后续《重返多瓦悠兰》。《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是奈吉尔。巴利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3年，根据他在喀麦隆北部多瓦悠人住地进行田野调查时的笔记整理而成。这原本是他为博士学位而做的研究。《重返多瓦悠兰》则是他第二次进入喀麦隆的成果，于1986年在英国出版时名为《毛虫疫：重返非洲丛林》。
20多年过去，奈吉尔从一个人类学教书匠、初次尝试田野调查的探险者，变成了担任过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着有十数本不同门类著作的长者。《天真的人类学家》在中国再版之际，巴利回顾他的第一本书：“《天真的人类学家》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年轻人的书，这个年轻人发现世界非常令人激动，想要尽可能地探索。他想让自己不朽，以为这样就不必惧怕任何事情。我不再是那样一个人了。”
从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到制造坏名声的奈吉尔·巴利
提到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没人能绕开马林诺夫斯基。这位田野调查的发明者将人类学理论和田野采集的主从关系掉了个个儿，自他起，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人类学家们前赴后继地奔向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甘做“土著”。因而，当他的日记出版，将他还原为有缺点的凡人时，人类学界义愤填膺。日记揭露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孤寂，也揭露了他对研究对象的愤怒，更暴露了他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隔离。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不该出版，因为它破坏“偶像”，令大众对这位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
奈吉尔·巴利的意见正相反。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田野工作者的日记是“安全瓣”（safety flap），他使记录者的私人忧郁不至于混入科学笔记中。《天真的人类学家》侧重于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的部分，巴利意在让学生和非人类学领域的人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联，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感受到些许田野经验”。
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号召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传教士便成为人类学者眼中的“敌人”，认为他们摧毁传统文化和土著自尊，仿佛和他们打交道便染上污点。然而奈吉尔发现：“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没有教会的协助，我的研究绝对不可能完成。”他将书的一章命名为“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以示抗议。
有了教会作为后援，奈吉尔。巴利深入多瓦悠人的部落开始了他的田野冒险。在他的“不重要”的讲述中，有许多与多瓦悠女人交往的内容。在很多原始部落，整套文化模式仅有男人熟悉，女人知道其中诸多细节，但无法窥见全貌，也不能公开承认。多瓦悠人也不例外。曾有人指出，女性观点在人类学者的记录中总是神秘缺席，巴利承认：“人类学在传统上无疑有男性偏见，虽然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女性人类学家的人数惊人。”然而在多瓦悠村庄，他发现女性报告人非常有用：“男人自认为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必须巧言哄骗，才肯跟我分享。女人却认为自己所知讯息毫无价值，可以随意转述给外人听。”再加上他在多瓦悠社会地位特殊，人们视他为无性别者，所以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吐露实情。
这些研究过程中的细节充斥着奈吉尔。巴利的著作，它们一旦被化为理性模型，就变得不那么有趣，而且损失了大部分过程；有关作者被冒牌牙医强行拔掉两颗完好的门牙、因语言能力问题闹出难堪笑话、喀麦隆政府令人抓狂的办事风格等生动故事，则更不会出现在传统的严肃理论书中。因此，《天真的人类学家》的遭遇比马林诺夫日记好不了多少，它出版不久，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就考虑是否将奈吉尔。巴利清除出该共同体，因为他给整个学科“带来了坏名声”。巴利则认为：“这样的事正说明，写作是值得的。现在，它通常是人类学学生的要读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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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滩画报》2012年01月12日 第47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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