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歌谣的搜集和研究方面，顾颉刚、董作宾和钟敬文三位巨匠各有千秋，特点均非常鲜明。顾颉刚先生以苏州地域为中心，搜集的当地所有歌谣。他从宏观上对“苏州的唱歌种类”作了全面审视，并概括为20个种类，其中包括戏曲、曲艺、民歌、通俗歌曲等等，并从中择出吴歌及与之关系最近的五种作为搜集的重点，即“（1）儿童在家里唱的歌；（2）乡村女子所唱的歌；（3）奶奶小姐们所唱的歌；（4）农工流氓所唱的歌；（5）杂歌。”在《吴歌甲集》里，第一种类儿歌50首，占总数的一半，后四类也是50首，内容扩展了很多，其中部分生活歌“都很可以看到社会状况的骨子里去”（《吴歈集录序》）。董作宾先生以一个主题为中心，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探讨。他提出“从歌谣中得来的各地风俗，才是真确的材料，因为他是一点点从民众的口中贡献出来的。”“一个母题，随各处的情形而字句必有变化，变化之处，就是地方的色彩，也就是我们采风问俗的师资。”“到一地方就染了一层深深的新颜色。以前他处的颜色，同时慢慢的退却。”由此说明“歌谣中一字一句的异同，甚至于别字和讹误，在研究者视之都是极贵重的东西。”《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对我国现代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董作宾的《看见她》一文，就是在歌谣领域中实践这种方法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也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成功范例，并从文化发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给后来人以直观的参照。
钟敬文对客家山歌的研究则二者兼顾，同样选取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和演唱主体——客家人，围绕一个永恒而更为常见的主题——爱情。《客音情歌集》里的爱情歌谣不仅所占的数量多，从艺术的角度上讲，也是最高的。对于客家人来说，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几乎都离不了山歌，诸如初识歌、试探歌、赞美歌、迷恋歌、起誓歌、相思歌、送郎歌、苦情歌等等，这些在《客音情歌集》里都有涉及。钟先生从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角度，揭示山歌在客家族群中的生活功能及艺术特色。具体说就是既关注客家山歌本体的特点——内涵的现实倾向性、表现手法的独特个性等；又不是纯文艺学的审视，而是把山歌置于客家人宽广的社会生活中，对山歌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生活及文化地位进行认定。
三
在客家山歌本体论研究方面，首先，钟先生特别注重对音韵美和旋律美的欣赏和探究。1926年，他就写有《音乐化的客歌》、《特重音调之客歌》，详细分析了客家山歌音韵方面的精妙之处。通过和其他地区的山歌相比较，钟敬文认为客家山歌“像广西、云南、江苏、浙江等省都有。格式略如诗歌中的七言绝句，但首句间或作三言”。山歌为三言的首句，有些可能点出歌咏的人物对象，如：“阿妹妹！”；也可能是表明演唱者对所演述内容的态度，如“我唔信——”；还可能是对演唱情景、所处状况的简单交代，如“初来到——”。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为演唱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式。就像唱歌时，领唱者首先唱出的一句一样。
除了七言绝句和“首句间或作三言”的情况之外，还有前两句为五言的。这是更为特殊的格式。钟先生搜集的《客音情歌集》中就有一例：
门前种盆花，
日出云要遮。
阿哥来比黄蜂样，
要生要死里枝花。
里，这也。
客家山歌的结尾极其悠扬，富有艺术感染力。而这种表演效果的获得，得益于诸如“里，这也”的语气词。钟先生注意到，“客家山歌每首歌词完后，也有另附以尾声的”，他在《客音的山歌》中记载：“其尾声，短者如‘斐……’，长者如”嗳嗳嵩，乃乃磅，磅隆嵩隆乃嗳哟“等等，不一而足。”
歌谣和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明显区别就是具有音乐美，而当时其他的学者则较少注意到这一方面。钟先生深深意识到，歌谣的采风，仅仅记下歌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录下歌谱。他本想把这全数的歌词，都附以罗马拼音并“声调谱”，使读者可以把它的音调如实的歌唱了出来，但碍于时间及精力暂时完不成，以后有机会要找一位好助手共做完这宗夙定的工作。1939年，他在《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vi]中强调：“歌调正是民间歌谣的生命”。1934-1935年写的《诗与歌谣》中，认为在歌谣所有的艺术表现形态中，“音节的谐美”至为重要，它是“歌谣打通人们情思的主要力量。”从民间文艺学立场出发，钟先生很早就领悟到歌谣与诗的区别，即歌谣是“唱”出来的，应该从“唱”的角度把握歌谣的艺术魅力。钟先生通过和他曾经搜集过的疍民歌——咸水歌相比较，在《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一文中，钟先生列举了客家山歌和蛋民歌各3首，同样描写性爱的，疍民歌云：
巴豆开花白抛抛，罗，
妹当共兄做一头，罗。
白白手腿分兄枕，罗，
回来相斟舌相交，罗。
客家山歌则云：
桐子打花无叶开，
叔系嬲连一回来。
乳姑唔系银打个，
裤头唔使锁匙开。
乳姑，乳房也。
在音乐风格上，认为咸水歌好似北方的“横吹曲”——企喻歌、捉愵歌、驰驱歌、柳枝歌等，而客家山歌就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并认为蛋民歌过于直率，所以“流弊于鄙野狠亵”，客家山歌则显得非常质朴、含蓄、委婉，并且婉转、缠绵，具有音韵上的美感。
其次，客家山歌中与音乐美有关的常见表现手法是“起兴”，钟先生对此颇为关注。他通过对国风、乐府以及自己所采山歌中众多起兴句相同的歌例，实证性地探讨了“起句相同，而后文各异”篇章手法的成因，发现客家山歌与“十五国风”的确有某种渊源关系。据前辈考证：“东晋以前，客家先民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界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法水之东，顾水之西，淮水之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都是客家先民的居地。”东晋以后，客家先民因受战乱、饥荒等所迫，才先后经历了几次大迁徙运动，先后由中州一带迁至江淮——闽赣——粤——桂、湘、川、台等省。而《诗经》“十五国风”则是在客家先民未经迁徙南下之前早就有了，而且其主要流行地区，正好是在客家先民的居地。可想客家先民中流行的民歌，无非就是“十五国风”一类。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