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僧首先出现于开南嵯浮山顶,后遇普苴诺大首领张宁健,获其顶礼。“诺苴”,疑即“罗苴”,军中百名精壮之兵的首领也。故张宁健可能是一位率领精兵的大首领,又是“三赕白”的一员。故此,其子张健成在盛逻皮时代被派遣入唐,受唐玄宗厚待。梵僧南下,“后出和泥大首领宋林则之界焉。”《元史·地理志四》云:“开南州,州在路西南。其州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可知在景东的东南方,直至红河县,早有和泥蛮居住,和泥即今哈尼族的祖先,宋林则是哈尼族最先接受佛教的人。元代在今红河县正西,设有“和泥路”。
梵僧再南下“忙道”。忙道即芒乃道,“芒乃”是“勐泐”之对音,傣语称今西双版纳之地也。系指景洪、勐海一带。这里在南诏时属银生节度下的黑齿蛮等部以北的地区。
据研究,西双版纳的上座部(小乘)佛教,是七世纪初从缅甸传入的。此地最早的佛寺是615年建于景洪的“瓦巴姐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在勐海的“大佛寺”,始建于是651年,完工于671年。(注: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186页,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北京刊。)所以,当大乘梵僧来到此地时,感到“虽有宿缘”,却“未可教化”。他便大显神异“腾空乘云,化为阿嵯耶像”,终使李忙灵信服。
“老人”所铸的铜质阿嵯耶观音像,后来被找到。《第七化》中说,嵯耶九年(897),“石门邑主罗和李忙求奏云:‘自祖父已来,吾界中山,上有白子影像一躯,甚有灵异。若人取次无敬仰心,到于此者速致亡口;若欲除灾禳祸、乞福求农,致敬祭之,无不遂意,今于山上,人莫敢到’,奏讫,遣慈爽宇(字)李行将兵五十骑往看寻觅,乃得阿嵯耶观音圣像矣。此圣像即前老人之所铸也,并得忙灵所打鼓,呈示摩诃。摩诃倾心敬仰,熔真金而再铸之。”(注:1987年,在维修大理千寻塔时,发现了纯金制阿嵯耶观音立像,高8厘米,重135克,约作于南诏晚期。见《南诏大理文物》图版7。)
画面上所绘之“阿嵯耶观音圣像”,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应是流行于中南半岛的样式。(注:李玉珉:《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第十五卷,1986年刊。)它和印度、尼泊尔、爪哇等地同期观音像之最大区别,是取消了斜坡的“络腋”。依此圣像手印而言,更接近缅甸观音的形态。缅甸此时称作骠国,七、八世纪时佛教发达,大小乘并行。(注:《新唐书.骠国传》。)它与南诏往来密切,更加“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
因此,我们推测这位携带观音像的梵僧从骠国入吐蕃,从吐蕃而至开唐,再南下忙道传法。李忙求所说的“白子影像”者,或许就是“骠子影像”也。但他们很敬畏这白子影像,“人莫敢到”,可知大乘佛教在忙道未能扎根下来。石门邑主李忙求名字上加“罗和”二字,似信仰小乘“罗汉”者也。
如我们的判断无误,则可概述如下:在唐武则天时期,骠国圣僧北上,经吐蕃而至开南,他所携带的观音像,遂有“阿嵯耶”之号。他南下至和泥部,获大首领宋林则之顶礼。他再南下芒乃道,大首领李忙灵及一老人,铸造了一躯观音像,供于山上。此次传法最重要的是得到张宁健之崇信,张氏是文化较高的“三赕白”的一员,又有军事实传法最重要的是得到张宁健之崇信,张氏是文化较高的“三赕白”的一员,又有军事实力,所以大乘佛教与张氏结下了因缘。
综合上述第三、四、五节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婆罗门教之湿婆派,自唐高宗中期以来即向乌蛮的蒙舍赕的细奴逻、罗盛等传教,故后来的南诏国王室,自称“大封民国”,国王亦自号“大封民”。此教在融和于大乘密教过程中,仍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建于南诏晚期的大姚“磬锤塔”就是证明。阁逻凤之弟阁陂大和尚,应是一位承继婆罗门教者,故名种记述南诏佛教高僧的文献中言不及之。
另一方面,自武则天时期以来,骠国的大乘佛教就已传至白蛮张氏,阿嵯耶观音的形象深入人心。南诏的领国皆为佛教国家,故而“统一六诏”(在唐朝的支持下,737)、北臣吐蕃(751)的政治、军事形势,内部团结白蛮的现实,都推动着婆罗门教与密教的融和。用阿嵯耶观音化现的手法,把两教统一起来,可谓明智之举。
所以,经过大约二百年的两教融和,到中兴皇帝时代,才有“未知何圣为始”的发问;重修崇圣寺时乃有“殿中三像以何为中尊”的争论。(注: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三云:“李贤者,姓李,名买顺,道高德众,人呼李贤者。唐南诏重建崇圣寺之初,李贤者为寺厨侍者。一日殿成,诏讯于众曰:‘殿中三像以何为中尊?’言未及时,贤者厉声曰:“‘中尊是我!‘诏怒其不逊,流之南甸,至彼坐化。”)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南诏德化碑》(766)中说阁逻风“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开三教,实四门……”这段话之含意了。就是在礼制建设中,把阐扬儒、佛、梵三教定为国策。而五斗米道早已融入巫鬼教之中,在南诏王看来,似乎是不必特加阐扬的。
六、关于益州金和尚
《第七化》有文字而无图画,文云:“全义四年己亥岁(819),复礼朝贺,使大军将王丘佺、酋望张傍等部至益州,逢金和尚,云:‘云南自有圣人入国授记。汝先于奇王,因以云南遂兴王业,称为国焉。我唐家或称是玄奘授记,此乃非也。玄奘是我大唐太宗皇帝贞观三年己丑岁(629)始往西域,取大乘经,至贞观十九年乙己岁(645)届于京都。汝奇王是贞观三年己丑岁始生,岂得父子遇玄奘而同授记耶?又玄奘路非历于云南矣。’”
“大军将王丘佺”可能就是《南诏德化碑》中的“军将王丘各”。《旧唐书·南蛮传》云“(贞元)十四年(798),异牟寻遣酋望、大将军王丘各等贺正兼献方物。……十二至十五年(796-799)比年遣使来朝,或年内二、三至者。”
但是,王丘佺在益州所逢见者绝不是金和尚(684-762),因全义四年时,金和尚去世已57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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