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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形态史诗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
──满族古谚
“前人不赛克智(论辩)，后人不会言语。”
──彝族口头论辩辞
中国各民族史诗以世代相承的口头艺术原创力，以绵延千年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的地图上汇聚为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展示出波澜壮阔、千姿百态的人文知识景观。正是因为如今的中国，依然有许多民族的史诗生长、维系并发展于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之中，依然有无数的史诗歌手和听众，执著于承继和光大先祖的遗赠，以杰出的才能和创造力，绘就了民族文化不可复制的“底色”。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色，乃是其文化基因图谱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要素。
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史诗表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史内容，汇集了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格言、谜语等众多的口头文类样式和民众的语言艺术精华，不仅是相关族群和社区的宗教信仰、风俗礼制、本土知识、母语表达和传统教育的主要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经验情感、诗性智慧和口头艺术的集大成，具有多学科的综合价值与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各民族史诗还以音乐、戏剧、舞蹈、绘画、雕刻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得以承载和传播。比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便是传统绘画艺术唐卡、石板刻画、藏戏、“羌姆”(vcham)面具舞、千人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与作家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甚或，在数字技术和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史诗也正在成为文化创意的一粒粒麦种，从游戏到卡通，从城市景观到建筑装饰，其活形态的本真性与价值取向也正在遭遇“传统的发明”及其文化再生产的种种难题。
在何其悠久的时间长河中，史诗随着历史的嬗递、社会的变革、文化的演进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衍变。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化的趋势更为迅猛，文化标准化、地区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和城镇化、农牧业区缩减、移民、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都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些本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口头遗产，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某些族群活形态的史诗演述业已式微，一些传唱了千百年的口头史诗没能得到及时记录和保存，史诗传承人廖若晨星，各种史诗文本随风云流散，有的族群的史诗传统甚至濒临“人亡歌息”的危境。因此，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史诗传统和民间口头艺术的挑战，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中也同样举足轻重。
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独特人文历史价值，对于揭示史诗形成和演化规律，对于把握史诗传承和变异规律，对于理解史诗传播和接受过程，对于阐释史诗在特定社会中的形态和功能，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类比关联，受到海内外学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通过的156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有多种活形态史诗传统，如“黑拉里亚史诗”(埃及，2008)，“吉尔吉斯史诗弹唱─阿肯艺术”(吉尔吉斯斯坦，2008)，“板索里史诗说唱”(韩国，2008)，“欧隆克—雅库特英雄叙事诗”( 俄罗斯联邦，2008)，“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菲律宾，2008)，“拉姆里拉—《罗摩衍那》的传统演述”(印度，2008)，以及中国申报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2009)和“玛纳斯”(2009);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图兀里：蒙古史诗”则被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众所周知的是，申报这两个《名录》的项目都须具有生命活力，而且申报国须制订相应的保护计划以确保其存续力和可见度。
史诗传统的“生命活力”首先来自语言的活力。中国有56个民族，但语言却不止56种。最新的调研统计结果表明，目前中国正在使用的语言，包括濒危语言和新发现的语言，共有134种[36]。如果说“中国境内的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研究的‘富矿’”[37]，那么中国各民族的史诗传统同样也是一座文化多样性的“富矿”。这不仅仅只是因为任何一种史诗传统的口头演述都必定会牵涉到语言问题，还会牵涉到史诗的语域问题，牵涉到史诗语言的专化问题、跨族群交际的语用问题，更会牵涉到一个史诗传统的存在或消失问题。《格萨尔》史诗的流布范围非常广阔，与相关族群叙事的文化传统相融合，衍生出各具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的口头演述和史诗文本。比如，土族艺人采用两种语言进行说唱，其韵文部分为藏语，散文部分用土语叙述故事情节，两种语言交替使用，有机地结合成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在云南，阿昌族史诗传承人曹明宽，从30岁开始主持各种宗教祭祀活动，而且能讲阿昌语、汉语、傣语和景颇语，前来请他主持活动的阿昌族、景颇族、傣族群众很多;在新疆，身为柯尔克孜族史诗演唱大师的居素甫·玛玛依能演唱哈萨克史诗《七个可汗》。这一南一北的两个案例，都是相邻地域的民族文化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的产物，也是语言在当下族际交往中充满活力的生动表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须关注的是各民族母语的使用现状，尤其是与史诗演述不可或分的古语和正在濒危的语言种类。例如，彝族毕摩、纳西族东巴、壮族布麽、布依族布摩的史诗演述大都为古奥的文言体，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辞世，许多史诗诗句、诗段或是诗章，正在变成无人能解的“天书”。景颇族史诗演述用的也是一种古语，一种特定的“斋娃话”：学者的抽样分析表明，其几近76%的语词属于古语、宗教用语和文学用语，通常只有本民族的大经师才能通晓和阐释;而自从沙万福(1900-1979)老人谢世后，当地民间已经无人能够完整地吟诵这一古老的创世史诗了[38]。50年前，《遮帕麻和遮咪麻》的故事家喻户晓，阿昌族男女老少都会口头讲述。如今，由于懂阿昌古语的人越来越少，能说唱史诗的“活祀”(祭司)由原来的8人减为2人，古老的创世史诗正濒临消亡的危险[39]。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发布的《世界濒危语言图谱》里，中国的语言有9种已灭绝(基本为台湾少数民族使用的南岛语系语言)，24种面临极度危险(满语、赫哲语、畲语、云南文山部分彝族使用的普标语、部分壮族使用的拉基语、怒江部分怒族使用的阿侬语等)，20种面临严重危险(土家语、裕固语、仡佬语、锡伯语、青海尖扎县回族使用的康家语等)[40]。这一组岌岌可危的事实，不得不让我们为之神伤，也为之警醒。 “梯玛”是土家族史诗的重要传承人。目前，在土家语走向濒危的同时，“整个800万土家人中，真正能主持梯玛仪式活动的不到10人”[41]。如果一旦真正地失去了这些语言，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口头传统和史诗传承，而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表达形式及其负载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坍塌，将是整个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创。“每当我们失去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了人类好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时间、季节、海洋生物、驯鹿、食用花卉、数学、风景、神话、音乐、未知事物以及日常生活的思考成果，”语言学者哈里森(K. David Harrison)说，“失去语言意味着失去知识。”[42] 因此，如何回应本土史诗传承乃至人文传统所面临的现实遭际，如何有效地保护中国极其丰富却又异常脆弱的口头文化遗产，尤其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型类、多相面的史诗传统，既是关乎延续每一个族群有关祖先与后代，有关记忆与知识，有关语言与文化，有关情感与经验的深刻命题，也是关乎维系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创造力和文化自主权的要害问题。
综上所述，相对于中国本土各民族上百种独特的语言传统，相对于口传史诗从南到北的广泛分布来说，本文所勾勒的史诗状貌及其历史流变和现实境遇，不过是沧海一粟。还好，我们接着就可以通过后续文章中的个案，为通向相关族群或社区的特定史诗传统，开启一个个生动和切近的窗景……
(本文刊于《国际博物馆》2010年第1期，总第245期：“中国口头史诗传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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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译林出版社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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