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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崇拜最早体现为亚文化的接受形态，集中表现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如农民、游民、市民等）对于强悍的英雄主义的需求和依赖。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信赖感，是宗教的基础。［9］（p．ｌ）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上千年的宗法统治中，这一群体的人或受到残酷的压迫和统治，或游离在宗法制度外，浪迹江湖，谋求生存和发展，或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却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这样，他们需要依靠一种精神信仰来解脱人世间遭遇的灾难和痛苦，希望得到超现实的保护以改变现实世界的无助。虽然这种宗教信仰带有一定欺骗性和唯心色彩，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文化底层潜伏着，支配了芸芸众生的生存与发展。早期的有关民间关羽崇拜的记载寥寥无几，直到宋代俗文学的兴起才反映出民间存在的关羽信仰形态，尽管我们无法确知民众心中关羽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推测百姓对于关羽的阶级认同感和刘、关、张兄弟结义的江湖情感的接受大概就是《三国志平话》中的草莽英雄式的形象，而元杂剧《关大王大破蛋尤》中对祭赛关羽的民俗活动的记载也大致反映了民间关羽崇拜的原生形态。
如果说早期的关羽崇拜根源于祖先崇拜或者英雄崇拜，而局限于地域性影响的话，那么到了宋徽宗年间张天师召关羽下界为解州盐池除患时，关羽的宗教影响应该更为广泛了。这一历史回顾，旨在说明关羽早期的宗教形象存在于中国的亚文化中，以后才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中去，成为国家认可的宗教神灵。“宗教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教义信条和体系，神的神性亦随着社会需要的不同而不同，随着人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从神灵世界的结构中看到社会结构的投影，在以社会性为其本质内容的人性中找到神的神性的原型。＂［8］（p．158）关羽最初的神性主要表现在御灾捍患的神职上，在宋徽宗朝，应召平定解州盐池之患，是关羽作为地方性神灵的最大功绩。随着南宋时局的变化，关羽也成了保家卫国的守护神。不但民众能够在崇拜关羽的宗教信仰中幻想找到人生的幸福，而且统治者也发现了树立关羽这一人格神以标榜忠义的儒家精神的现实需要。于是明清社会中关羽崇拜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中愈演愈烈，上升到“伏魔大帝”的宝座，在民间诸神中，关羽应该是人格神中神职最高的神灵了。这一掌管三界的神灵皇帝，其原型正是封建社会的人间帝王的形象。关羽崇拜最终被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纳人国家祀典，在形式上肯定了关羽崇拜，也是统治者对民间宗教的控制和利用。
总之，关羽崇拜在社会各阶层中是由下向上传播的，“传播活动总是流向社会上需要它的地方”［10］（p．108）。那些信仰关羽，在情感上需要关羽的下层百姓更早地描画关羽的形象，塑之于寺庙，悬之于庭堂。反过来，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关羽形象的认可和封祀，实际上是对于宗教中的关羽形象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对其的社会性控制。在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关羽形象由历史而进人文学，再进人宗教，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和复杂内涵的文化符号。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关羽也由人而神，担当了中国社会为文化传统中忠义仁勇等精神打造的“形象大使”，也成为统治者神道设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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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
（原文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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