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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经常能见到批评的文字，总乐意用“投合消费主义”、“迎合大众口味”、“娱乐化”等等自认为尖锐的武器指责这一类文学的写手，还十足地觉得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实际上，底层文学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思想、价值、良知之类的批评，差不多早已是对牛弹琴。因为人家的目标或者用意，就是建造一个个围绕“和谐”、“幸福”、“盛世”的传统文化。准确地说，他们只在乎昔日哭鼻子抹眼泪的人在文化中如何被改变，变得如何安详、快乐、诗意的事，而不在意建造出来的文化氛围如何遮蔽、歪曲哭鼻子抹眼泪的人的事。别尔嘉耶夫对奴役人的“个体人格”的诸多因素有过精辟的见解，其中在谈到美感的诱惑与奴役时，他写道，宗教的唯美主义全副身心地关注宗教仪式，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由此进入麻醉状态；道德的唯美主义以人的美和美感代替人的具体生存和人的个体人格；哲学的唯美主义，则放弃追求真理，仅朝向审美者，仅注重人的某种激情状态，仅关心和谐与不和谐的建构；而政治的唯美主义则摈弃正义、自由，跟哲学的唯美主义一样，仅仅钟爱某种激情状态。
以此观之，由当初的尖锐、勇毅转向到实际上的伪浪漫主义的“底层叙事”，表明它只是一个全然生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激情状态中的审美者，那么，这种仅关注“怎样”，而不关注“是什么”的被动主体，其灵魂结构体察过的事物，只能是以对现实的回避为前提。他们不再找寻真理，当然也不会发现真理。就像别氏说过的，“找寻”是主动性，不是被动性。同样，“找寻”意味着奋斗和挣扎，而非顺从。
表面看，这是当代中国作家思想的眼光不够深透所致。譬如颇有蜂拥之势的“底层叙事”，眼睛就盯着吃喝拉撒睡那么点事，等这点事过了，再往下走一步，涉及同类长期以来被困顿的精神问题，没人愿意深究，基本上是集体性近视。骨子里，则不能不说与近年来大力倡扬的某一路文学传统有关。汪曾祺的确开启了当代不谈政治、少谈政治的文学先河，沈从文的启示似乎也在任时局怎样变动文学总要在“人性美”（多数模仿沈从文的创作者并不愿深究“美”的背面还隐藏着什么）上有所建树。至于张爱玲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热”，人们在反复的阐释中已经没有太大的热情审视张爱玲的“悲凉”了，张爱玲留给当下文学创作者的遗产恐怕只有不辨、少辨善恶是非，只有“好玩”的“世俗之心”。在如此普遍而异口同声的文学气流中，我敢说，文学只能出产大同小异的“文化价值”、似是而非的时代信息和十分过气的诗意浪漫。不可能诞生高屋建瓴的大悲悯、顶天立地的“个体人格”和透彻人心的真抒情。本来很有前途的“底层叙事”突然收敛起犀利的批判锋芒，进而不明真相地醉倒在浪漫主义怀抱，意欲何为？也许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
(刊于《读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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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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