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宋前罗天大醮仪式形态
从《广成集》收载杜光庭撰写的186通青词来看,为国祈禳的道教斋醮法事中,以金箓斋与周天大醮为多,罗天大醮只有唯一一次记录。由于北宋以前的道经均失载罗天大醮的相关仪式描述,杜光庭这6篇罗天醮词成为我们考察宋前罗天大醮仪式形态的重要线索。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真宗命大臣王钦若详定出《罗天圣位》九卷和《罗天科仪集成》一卷,合称“《罗天科仪品位》共十卷”,并颁布天下道观以备朝廷修奉。[23]次年(1016)朝廷颁布《翊圣保德真君传》,进一步确立以罗天大醮为主体的国家醮仪“三等九级坛”。[24]宋元以降,道门修建罗天大醮,主要依据宋真宗时期的罗天大醮醮仪,这些宋代文献构成了道门以及学界对于罗天大醮的主要知识。
而由杜光庭6篇罗天醮词所见,早期罗天大醮仪式形态与宋真宗时期的罗天大醮至少有两点区别:
一、宋前罗天大醮并无圣真分位的规定。道教谢恩醮的最大特点是要铺设醮位和醮席,备办三界十方圣真仙众醮筵。供奉一位圣真须得设一盘茶酒果食,即为一分圣位,即“分位”。《翊圣保德真君传》首次明确了为国家修建的上三坛醮仪分位,分别是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周天大醮二千四百分,罗天大醮一千二百分。后世醮仪多以此为圭皋,尤其是“一千二百分”往往成为罗天大醮的代名词。从杜光庭6篇罗天醮词所见,罗天大醮所延请圣真虽然遍及“九清三界,天真地灵”,但醮事所延请圣真的分位数目、圣真名号并未成为当时道门的关注点。这可能是因为杜光庭时代的道教神谱尚未充分发展至可以详尽每位圣真名号的程度。
二、罗天大醮与周天大醮并无规格上的区分。周天大醮也是唐代末期才出现的新式大醮,《广成集》之前的道经与相关文献均无周天大醮的记载。[25]自宋真宗颁发《翊圣保德真君传》后,周天醮在国家醮仪系统中位于比罗天醮更高一级的位置上,其延请圣真有二千四百分位,只能由皇室或大臣修建﹔罗天大醮圣位是一千二百分,臣庶皆可修造。然而以《广成集》的 8篇周天醮词与6篇罗天醮相对比,发现两种醮仪在唐末五代并无多大区分:修醮的缘起皆为避本命星犯或为消当年天灾,同为国家、人主修建;醮事目的皆为国家与人主祈福禳灾。就醮词描述的延请圣真规模来看,杜光庭时代的周天大醮与罗天大醮也没有大小之分。唯一可见的区别是《广成集》所记载的周天大醮均为单独修建,并非金箓斋的斋后谢恩醮。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和人类学研究倡行对文本和事件采取“深描”(deep description),研究透彻一个“琥珀”,从而揭历史的某个面貌。《广成集》的6篇罗天醮词无疑就是这样一颗道教史的琥珀。当我们将文本放置回社会历史背景和道教科仪历史中进行深描时,罗天大醮的“前史”和杜光庭时代国家道教科仪框架开始明晰起来。
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08年第2期,页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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