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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读书的女孩开始增加。在小学期间，结交的同学同样是同村的同龄女孩，范围不再局限于邻居。由于学校校址的原因，同学的范围也有可能扩大至邻村。红山峪村的女孩能够读到高中的很少，一般读至初中，因此这期间的同学主要是红山峪附近几个村子的同学。小学时的感情基础以及做伴上学、放学的经历，使比较密切的同学关系仍然以同村的同学为主。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逐渐有青年女子外出到本乡镇、本区或者本市打工，同事关系进入了她们的关系网络。未婚女性外出打工，由于工作中的相互帮助、生活中的相互扶持，她渐渐地结交几个来往密切、性格投契的女子，但是这种同事关系也并不持久。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分析劳动力外出原因时，提出了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问题。他们以农户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一个劳动力是否外出，与其说是个人行为，不如说是家庭整体决策的结果。如果一个农户决定某一成员外出，那么家庭成员中谁最可能被选择呢？其中他们注意到性别的因素，即如果全家不可能一同外出，那么选择男性外出的可能性大于女性。他们的解释之一是女性外出风险大，家庭为此承担的心理成本也高于男性。（注6）从红山峪村的整体情况来考察，外出打工的未婚女性的确是少数，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外出风险大，原因之二就在于当地人认为婚配的夫妻二人，男性应该在年龄上稍稍大于女性，因此女性通常结婚较男性为早。这样，有制度化的同事关系的未婚女性在数量比例上是比较低的。
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前，女性出嫁，送亲的队伍中女性只有嫂子和大娘或者婶子两辈子人，70 年代以后逐渐开始有了“小姊妹团”，现在也有部分村民称之为“伴娘”。这也说明了女性具有建立个人社会关系的微弱权力。据说，小姊妹团送亲的兴起，是由于六七十年代政府号召移风易俗，首先便是退还彩礼。但是传统社会中的女孩除了较少的走亲戚的机会以外，一般出门不多，不敢见人，一个人不好意思去，便相约小姊妹帮忙，一同去夫家，后来慢慢兴起了小姊妹团送亲的习俗。小姊妹团类似于男性的结拜兄弟，虽然有些并没有明确的仪式，但是在女性的观念中，她们就是这么认同小姊妹团的。
最近20 年来，女性在临近结婚时，一般是由本人选择那些送亲的小姊妹。这些小姊妹，大多和新娘同岁，有两小无猜的邻家伙伴，有感情甚笃的表姊妹，有读书期间结交的同学，可能也会有打工期间认识的外地同事。总之，和她交往甚密的六个或者四个未婚女孩组成了她的小姊妹团。这个小姊妹团，不一定都是通过结拜来的，拜或不拜并不重要。
她们几乎都相互认识，只是以新娘为核心。小姊妹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姊妹团，可能会相互重叠。她们见证了她的成长，了解她的趣味，熟知她不同时期的喜怒哀乐，分享她的欢乐和忧愁，相互之间完全是精神上的相互支持和感情上的相互安慰。因此，在其中一个结婚时，其他人合伙或者单独送一点礼品，表示心意。1975 年，本村杨传增和妻子关肖云结婚时，关肖云的小姊妹团送的是穿衣镜。1987 年，陈兴娈嫁给本村周后生，带来的是六个小姊妹送的茶具和匾额。现在，流行送花、茶具等礼物，花钱不多，但是情意浓浓。
送亲的小姊妹必须是未婚的。村民认为结婚了的女人不能送亲：“老娘们还送新媳妇？主家得烦！”个中原因是，先结婚的女子不能送后结婚的，主要是怕送亲的女子怀孕了，“喜见喜，必有一秕”，对胎儿以及新娘都会造成不利影响。新娘结婚以后，小姊妹相互之间就没什么来往了。由于她结婚时小姊妹送了礼品，因此在她出嫁以后，娘家如若知道她的小姊妹结婚，就接着替她给小姊妹填箱。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女孩的小姊妹通常是在本村，至少也是邻村的或者是通婚圈之内的，这样才能及时知晓小姊妹结婚的消息。现在偶尔也有女孩出嫁以后，听说小姊妹结婚了，自己亲自再给人家填箱的。
女性的姻亲关系也是以结婚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结婚之前，她的姻亲关系是随着她的父母来的，包括姑、姨、舅等。由于习惯上孩子幼时经常随着母亲走姥姥家，因此，她和姑表姊妹、舅表姊妹、姨表姊妹格外熟悉，童年时光的回忆里她们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这些姻亲关系一直保留着，直到她结婚那天，姻亲中的长辈姑、姨、舅来填箱，甚至她的舅舅必须担当送亲这一重大任务。结婚以后，她原来的姻亲关系基本上都会中断，除非与婆家的地理距离特别近的才会有来往。另外，她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其他的本家都成了她的姻亲，同时也成了她所嫁入的家族的姻亲。只有她的娘家兄弟、姊妹能够保留、加深和她的关系。丈夫家的姻亲也成了她的姻亲网络的一部分。因为“闺女是外姓人了”，如果她的丈夫姓王，那么她的娘家人要称她“老王”。她依旧把姐姐叫做“姐姐”，而把妹妹包括丈夫的妹妹都根据她们婆家的姓氏称作“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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