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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书写论”（Literacy Thesis）应运而生。围绕“口承─书写”问题，各学科学者纷纷加入进来，形成一场迁延日久的大辩论，其核心话题则直指人类心智的考辨。瓦尔特·翁（Walter J. Ong）认为，形式逻辑是古希腊文化在将字母书写技术内在化（interiorizing）之后做出的发明。他总结说，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可以大略地概括为九种：1，添加而非递进；2，聚合而非分析；3，冗赘或“复言”；4，保守或传统化；5，贴近人文生活世界；6，对抗的格调；7，设身处地和参与而非保持客观距离；8，动态平衡性；9，情景而非抽象。在论述第九点特性的时候，翁特别频繁地引证了前苏联心理学家卢利亚（A·R.·Luria）的报告。口传文化多在情境化和操作化的指涉构架中使用概念。说它们的抽象程度最低，是说它们更靠近人类生活现实的世界。例如当考验文盲的逻辑三段论时，问题是这样设定的：北方远处遍地是雪，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诺瓦亚·金布拉（地名）处在北方远处，那儿遍地是雪，那儿的熊是什么颜色？回答很是精彩：“我不知道。我见过一只黑熊。从没见过别的颜色的……每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动物”。当调查者想要文盲对具体的物体进行定义时，他也遭遇到阻力。问题是：“试着给我解释树是什么？”一名22岁文盲的反应是：“我何必解释？人人都知道树是什么。没人要我告诉他们这个。”确实，当实际生活场景比任何定义的解释都清楚得多的时候，人们何必去定义？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类实验并不是简单地支持下面这个说法：少许识字的人和文盲的思维过程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需要明了，这种差别是规则的不同，而不是智力高下的结果。要说口传文化中的人不知道事物间存在的因果关系，那是荒谬的。“口传文化确实有能对思想和经验进行异乎寻常地复杂、智慧和美妙的组织。”（增刊第18-31页）
口头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在美国近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里举出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学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创立（1986年）；一个是《口头传统教程》(Teaching Oral Traditions)的编纂（1998年）。前者的编委会聚集了国际著名的民俗学、人类学、古典学、文艺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从创刊以来，它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旗舰。《口头传统教程》则计划给学院的学子们提供一个能够快捷地了解口头传统的教材。这部厚达540页的“教程”中，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首先是分类排列的精彩文章，其次是一些统计数据。根据收入其中的刘易斯和彼得森（Lynn Lewis, Lori Peterson）在1995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他们总共收到75份反馈），在全美大学中讲授与口头传统相关课程的，涉及许多科系和专业，如英语、外语、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等。其中，下述几个方向的课程应予关注：口头与书写文化的理论、一般民俗学理论、民俗与文学关系、非洲口头传统、美洲口头传统、圣经研究、英语传统、古典学、言语和故事讲述、妇女研究等。可见，口头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和晚近出现的学术方向，得到了人文学界诸多领域的广泛重视和积极响应。
从笔者亲身参与的美国教学实践来看，口头传统的相关课程，有的是为低年级学生设置的，目的在于为他们提供某种理解知识传播和信息技术中前沿话题的新视角；有的则是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程，在特定的方向上有深入的讨论。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献传统的国度，汉字书写传统的发达和社会上对文字的崇敬和依赖心态（文字的书写技术已经被我们高度艺术化，产生了专门的书法艺术门类），就为我们开辟口头传统研究，预设了某种障碍。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中国的“下层文化”遗存和大量活形态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又为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希望不久后能看到口头传统的教学和研究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讲堂里。(原文载《交流与协作——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文集》，西苑出版社，2003年。)
附：《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美国口承文化研究专辑 目录
《民族文学研究》 年度: 2000 刊号: 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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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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