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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明代最早的碑刻是正德六年的，碑文中记述了正统到弘治年间重修迎仙观玉皇庙的情况。重要的是这里最早提到了“织女”：“所谓山之大贤者，因织女之称也”。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很个性化的，因为很少有把织女称为“贤人”的。无论如何，从这以后碑文中关于“织女”的文字就屡见不鲜了。或者说，除了在迎仙观等道教庙观以外，人们也开始塑造织女洞这个神圣空间。尽管如此，织女洞附近的迎仙观与织女洞还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迎仙观始终是一个覆盖空间更大的、在地方更具主导性的力量。
有了织女，牛郎也就呼之欲出了。到了万历年间，有个姓王的知县便在织女洞对岸倡议修建牛郎庙。在同时期的织女洞碑记中，也出现了“昧牛官庄”的村名。天启年间的碑刻中便有了“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此其景，正所谓人间天上者也”的感叹。
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个王姓知县修建牛郎庙的真实动机，难道只是为了给织女洞凑趣?还是这个王姓知县的说法只是个幌子，背后还有其他人的介入?我们知道，这个牛郎庙是在河对岸的村里，村里比它更早的还有东岳庙。在它的对面山上，虽有织女洞的说法，但最彰显的还是迎仙观。如前述，迎仙观面对的是更大、更远的空间，与距离最近的聚落关系也许却相对疏远，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并不乏见。到了明末，是否本地人开始努力营造与织女洞的联系，而修建属于村庙的牛郎庙只是这一努力的手段?
如果是这样，那么表面上凑在一起的地方神庙，实际上却暗含着某种张力。
假如真地存在这种张力的话，牛郎庙的力量显然是微弱的。现存这里的碑刻都是晚清以后的，而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碑刻都是重修迎仙观的记录，只有惟一的一块民国十二年的碑刻是记述重修织女洞和牛郎庙的。据说以前这个牛郎庙只有三间房，本来是前人用鹊桥之事“以点缀山林”。好歹，这时多少有了“牛郎织女”的声音，虽然它一直比那个道教的迎仙观的声音小得多。
与我们所做推测相符，自称明末清初迁来本村的孙氏也是从清中叶开始崭露头角。按任双霞的分析，在嘉、道时的碑刻中出现的孙姓，可以在族谱中找到。此后便更多见。这可作为牛郎官庄村落力量崛起的表现。我猜，讲牛郎姓孙的故事，包括牛郎织女故事，都和这个姓孙的家族在这里的发展有关。
在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套话语是迎仙观主导的：原来的佛教的一套被迎仙观道教的一套逐渐取代了，慢慢又有了一点三教合流的东西，但基本上是道教的，这个传统至今未变。另一套就是牛郎织女的话语，这个在某个不清楚的时代有了萌芽，但一直未得彰显，到了明末开始有了起色，但仍无法与前者相比。至清中叶又得到加强，但依然是个从属性的地位。甚至，尽管牛郎庙建在村里，但作为村庙的特性并不彰显。直到今天，对“非遗”的重视也许会改变它的地位。但在老百姓那里，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情况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看到，到这里来烧香的妇女，差不多都是来拜老母的，和牛郎织女没什么关系。
说到这里，想到已故的迎仙观张道长被列为牛郎织女传说这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还有我们行当的知名学者与他一起合影，不禁哑然失笑。
另有一套话语是我们不清楚的，就是迎仙观无生殿所代表的民间教门的系统。我们注意到五卷本中收录的佛曲涉及无生老母信仰，但我们对此还说不清楚，只是这一与民众生活干系极大的信仰体系还是附着在迎仙观的系统中，而与牛郎织女的系统没有什么关系。
以上大约就是我的“无话找话”。当然完全不是研究，只是初读材料的即兴感受。在这里，我们还没有集中于口述文本或是其它文类，但至少没有重复前述三个研究这类传说的路径，是否算是找到新的话头了呢?
见仁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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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老赵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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