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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使用的资料
本文使用的核心资料是乾隆帝为北京内城寺庙所撰写的碑刻，选择这类资料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具有的公开性与地方性的特征。
首先，碑刻的公开化程度最高，反映的是撰碑人与大众之间的交流。民俗是交流性、共享性的文化，如果不是公开性的文本，即使出现了“俗”的内容，也很难证明皇帝与他人共享了同样的想法与文化。乾隆帝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其中绝大部分是记录政务与个人生活的诗作，其它批文、唱和、训谕也不在少数。但这些文字要么只在近侍与重臣中流传，与普通民众没有任何交集；要么以圣训的形式出现，只与皇帝这个身份有关而与乾隆帝个人无关。与这些文类相比，碑文显得极为不同。碑文的首要目标是要刻于碑石之上、立于公共空间之中，供人观赏阅读，因此撰碑人的书写对象是市民大众，碑文内容也能(甚至必将)进入交流与共享。
但是，乾隆帝撰写的很多碑刻也不会面对市民大众开放。衙署、学校与禁苑中虽然有大量皇帝御碑，但都仅对特定人群开放，不是所有市民都有机会进入阅读碑文，故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某些祠祀之地，例如历代帝王庙、孔庙和旌勇祠等，它们是否允许市民随意进入是个问题。19世纪初的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提到，作者自己曾租赁历代帝王庙的房屋开设书馆。而乾隆朝来京的朝鲜使臣也曾见到国子监孔庙内充斥着闲杂人等的情况。可见这类祠祀并非总是大门紧闭、管理森严。在尚未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本文采取中间立场，即排除那些附属于衙署与禁苑的寺庙，而将所有自成一体的祠祀寺庙都视为开放性的祭祀空间，即使它们仅在某些特定时间内开放。排除不对外开放的空间之外，剩下的所有北京内城御碑几乎都位于寺庙之内。这也并不难理解：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市民身份围绕寺庙活动形成。正如韩书瑞所说：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的讲演厅、旅馆、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北京构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终有助于形成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共同认同的“北京市民”身份。碑刻是寺庙历史、重大事件与公共活动的见证，是城市形成市民群体与共享文化的方式，乾隆帝为寺庙所写的碑文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它们不仅是皇帝“本人”对大众说的话，亦是皇帝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介质，更是皇帝有意塑造共同体意识的载体。
其次，碑文的在地化程度也最高。碑文非圣训，不是晓谕天下的金科玉律、金口圣言，而是总与其所在地有密切联系，通常表达的是撰碑人与这处空间的具体联系，即使帝王所撰碑文亦是如此。乾隆帝一生为北京撰写了大量碑刻，其中很多与他本人的日常交往、个人感受有关，与诗作相类似，但又比其它诗作更具有公开文本的特点，这一点本文下面还将详细说明。我们几乎无法否认，乾隆帝有意通过碑文与公众沟通交流、塑造个人形象，而不仅仅代表国家在场。也正因如此，本文所研究的碑刻，限定为乾隆帝本人所撰写的诗文刻石，不包括他为展示个人书法而书写的他人诗文，或三、四字之短的典故成语。非他本人所撰的碑文与典故成语当然也能反映他的个人体验，但缺乏语境、描述与前因后果，难以判断乾隆帝与所述之地的具体联系。
由于碑刻所具有的在地化的特征，因此皇帝为某一地御赐了多少通碑，事实上也能反映出他对某地的重视程度。就乾隆帝而言，他一生去过的城市不多，但在城市中留下的碑刻却不少。仅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统计，由乾隆帝撰写的各类石刻拓片共432种，其中26种没有明确标记所在地。其余碑刻分布在北京、承德、杭州、定县等18处地方。乾隆留下碑刻最多的地方当然是北京，《汇编》中共收录乾隆所撰、原在北京的碑刻拓片共228种，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承德与杭州(皆为61种，承德之碑大都在避暑山庄内，民众无缘得见。而杭州之碑多是两三字的景观题诗，均被排除在本文资料范围之外)。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内城与北京其它地区之间的比较。本文根据《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一·御碑)、《北京市志稿》(金石志)、《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等，一共收集到乾隆御制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共44种。乾隆帝为内城撰写的44通碑刻，分布在广济寺、雍和宫、双忠祠、崇元观等22座不同的寺庙内。而面积并不小的外城中只有报国寺和法源寺2座寺庙中有2通乾隆帝撰碑。城墙之外的京郊，幅员广阔、古刹名寺众多，无论是面积还是寺庙数量都远在内城之上，但乾隆帝也只在16座寺庙中留下了26通碑刻，另外在朝阳门外御路上有一通御制御路碑。
毫无疑问，北京内城在乾隆帝心目中的地位是极为特殊的，满洲族群性的起源之地———东北亦不能与之相比。这种空间意识，正是“风俗”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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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内乾隆御制碑所在地
由于碑刻的公开性与在地性，可以说，分析乾隆帝御笔亲撰的碑文，实际上是在讨论乾隆皇帝面对特定人群的形象塑造与话语建构。乾隆皇帝清楚的知道这些文字将放在公共空间内，所有人都能自由的看见与阅读。所以，这些碑文是乾隆皇帝有意说给普通大众的话，是有意塑造“群体认同”的话语形式，是他希望展现给民众的自我形象。我并不否认乾隆皇帝有高高在上的一面，他当然也有对满洲族群与旗人群体的强烈感情，碑文中的他甚至也许只是一种“伪装”。但即使是“伪装的”形象，讨论仍是有意义的，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正如下文将要论证的，乾隆皇帝对北京风俗的熟悉程度不是“伪装”能装出来的，如果不是真的投入，很难如他一样首次搜集并记录诸多北京传说。第二，当时民众看不到皇帝对近侍重臣的谕令，也根本无从了解皇帝的内心世界，他们所能看到的乾隆皇帝，就是那个书写并刻立御碑的乾隆帝，皇帝在碑刻中所建立起来的形象，才会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伪装”反而比“真实”更真实、更有力量。事实上，从北京地方文人的写作来看，清初文人笔下的北京，是一座没有“文化自觉”的城市，虽然在北京出生，或者在北京度过人生大部分时间，但这些文人却没有对北京的认同感。而正是在乾隆帝的直接推动下，北京风土最终获得了文化认同与审美价值，描写和赞美“当时当地”的北京成为潮流，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过程得以完成，最终，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北京文化”最终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帝的御制碑直接参与了“风俗”的形成，讨论这类资料对理解当时北京人如何认知、思考与想象“民”的集体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再简略提一下碑文的语言问题，目前搜集到的44通御制碑中全有汉文，其中有4通为满汉双体，5通为满、蒙、汉、藏四体碑。据“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项目组的学者们识读，同一碑文的不同语言版本之间并无太大区别。但由于我本人不是满语或蒙藏语专家，也许不同语言中会有极为精细的差别难以理解，只能留待语言专家做出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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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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