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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圩”作为指称壮族民间歌唱风俗的词汇,最早出现在清代的文献里;经过两百年来的沿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壮学学界的有意选择,该词汇已成为对壮族歌唱文化的典型概括。近年来,这个命名更是与广西开展的新一波民歌活动相联系。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界研究,都把“歌圩”视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原型”[1];还把它作为“布洛陀文化”、“嘹歌”歌俗的主要传承场所。[2]由此,为大众描绘出关于“歌圩”深植广西历史、遍布壮族地区,并且从传统形态演化为现代形态的完整图景。
正当“歌圩”被广泛运用时,一些年轻的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实例,对此提出质疑。如罗远玲认为“歌圩”研究者以“他者”视角“拉开了歌圩与民众之间的距离”,“造成了‘我者’的缺席”[3]。陆晓芹进一步指出这个来自汉族文人的命名“具有先在的遮蔽性”,“以往的研究多把其作为研究原点,导致了‘歌圩’之名与实际存在的民间传统之间互相疏离的现象”,因此,陆文希望重新挖掘被“歌圩”遮蔽的“民间表述和地方性知识体系”,“寻找一条通向民间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4]。这些批评的视点奠基于人类学以“参与观察”为途径而确定的“主位”阐释方法论,力图适当抑制越来越响亮的“歌圩”命名,释放出以往被掩盖的地方性的声音。
可以想见,随着“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多地运用、年轻一代学人日益丰富的积累,重新勾画地方歌唱传统的主张,与继续广泛而迅捷地沿用“歌圩”的主张,将展开越来越有趣的对话。
事实上,“歌圩”研究应当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对“歌圩”以及类似的外来记录、命名、研究加以分析,廓清这种知识生产类型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动机。其二是对“歌圩”所指向的口头文化事象——“歌”与“歌俗”的关注。据徐新建先生的相关论述,这种关注应当透过诸如“歌圩”等外来知识言述的表层,力求描述自在、自为的民间“歌唱”本身[5]。
因此对“歌圩”的再思考、再研究值得长期地、分步骤地进行。本文处理的乃是第一项内容。而即便是对“歌圩”命名的反思,也应当建立在对“歌”和“圩”这两种岭南特定事象的深入辨析之上。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从对“圩”的考辨角度来检讨“歌圩”命名的历史[6]——正如后文论述的,这个角度也是学界阐释“歌圩”的关切点。笔者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说明由“歌”与“圩”结合而成的“歌圩”,在学界的运用中具体含义为何,它是如何建构起关于壮族歌唱习俗的统一论述,并持续不断地成为“新民歌运动”的“原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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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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