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海经》无疑是一本怪书,打开书,扑面而来的尽是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鲁迅:《阿长与山海经》)还有什么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断首不死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之类,可谓千奇百怪,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山海经》就是一部妖兽录、志怪集,跟《搜神记》《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子不语》之类志怪、魔幻小说差不多。
但是,《山海经》在形式上,却又彻头彻尾地像是一部地理书。《山经》分东、南、西、北、中五方,依次记载了数百座山的方位、道里、名称、所出河流,以及山川之中所出草木鸟兽、金石矿藏各种物产,分明是一部道地的山川物产志;《海经》则按东南西北四方,依次记述海外、大荒的山川方国,以及风土、神怪,又分明是一部疏阔的四裔志或职方志。
《山海经》到底是地理书,还是妖怪志?从古至今一直就未有定论。一开始,这本书无疑是被作为地理书看待的,先秦诸子、《离骚》《天问》言九州四裔的地理、博物,常援引《山海经》为说;《淮南子·地形训》反映的是西汉初期世界观,言神山昆仑和海外地理,几乎全篇沿袭了《海外经》和《大荒经》,可见直到西汉早期,这本书还是被当成地道的地理志。后来,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唐代李泰纂《括地志》考证山水之名,亦常引《山海经》记载为证。自从《隋书·艺文志》将之列于史部地理类之首,历代公私书目大都将之归于史部地理类。
但是,《山海经》书中,缪悠荒怪之说毕竟触目皆是,无法视而不见,因此,尽管主张此书为地理书者言之凿凿,视之为语怪之书者亦历代不乏其人。实际上,《山海经》的书名在历史上第一次见于记载,就被打上了“怪”的烙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朝后向汉武帝复命,自称曾到达河水源头,其源有山,山出玉石,汉武帝“案古图书”,名其山曰昆仑。在汉武帝之前,记载河源和昆仑最早且最详细者,非《山海经》莫属,因此,他所案的古图书必《山海经》无疑。但司马迁对汉武帝以于阗之山为昆仑不以为然,因为张骞并没有见到书中记载的那些生活于昆仑之上的怪物。在《大宛列传》末尾,太史公言道:“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太史公一言九鼎,从此以后,《山海经》的出生证上就被打上了“怪物之书”的胎记,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至清代四库馆臣,《山海经》最终被摈弃于史部之外,而归于“小说家异闻之属”,称其“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然道理山川率难考据,按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山海经》算是戴稳了怪物之书的帽子。
但纠纷并未了结,清代考据学发达,舆地之学大盛,《山海经》因为多载山川方物,其地理学价值再次引起乾嘉学者的注意,因此,清代出现了好几种专从地理、名物角度考证此书的注疏之作,如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注》、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二人皆力辟《山海经》为语怪之书的成见。怎奈地理学的领地,已由《禹贡》坐了老大,凡是不能契合《禹贡》的,就无法在其中立足。胡渭撰《禹贡锥指》,博采古今地理书,却对《山海经》极为不屑,称:“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山川,方向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禹贡锥指略例》)
可见,由汉至清,《山海经》的性质和地位,一直未有定论,它到底是信而有征、据实记述的地理书,还是荒诞无稽、胡编乱造的怪物志,两说相持不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头来,《山海经》这本书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令人迷惑的“妖怪”:怪之为怪,妖之为妖,就在于它不主故常,难以归类,不断地出入于不同物类之间,令人难以捉摸,不可名状。《山海经》其书,游移于地理与志怪之间,无法适得其所地在现成的知识秩序中得以安顿,不伦不类,非牛非马,因此本身就是一个“怪异文本”,对于知识界,它就像一个飘荡不定、呢喃不已的魔咒,既令人不安,又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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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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