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文学现象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土壤。作为产生于宋代民间勾栏瓦肆的话本小说,必然是宋代社会生活的反应。考察产生于南宋的代表性的话本小说《崔待诏生死冤家》,就会发现:话本小说创作一方面受到“好货好利”、“放情纵欲”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话本小说创作也受到江南“市井社会”的影响。话本小说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
关键词:宋代;江南;社会生活;话本小说;创作;影响
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法国批评家丹纳以欧洲艺术发展史为例,从种族、环境、时代等三大因素出发,强调艺术作品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从而得出结论: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丹纳的观点给文学研究者以很多启示: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的家族传承历来被研究者所关注,也就是罗时进教授所说的“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风承流,习得而化”;一部文学史的书写,更是以时代为顺序排列组合,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任何文学现象,必然产生并制约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也就是唐代魏征所称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话本小说最早出现在宋代,是同时代与曲子词并列的重要文学体裁。随着宋王朝南迁,话本小说后期的发育,就根植于繁华的江南都市生活:话本小说的创作,同时受到时代的浸染、地理的制约。也就是说,产生于南宋社会的话本小说,其创作必然受到江南社会生活影响,反过来也必然呈现了江南社会的风土人情。为研究方便,本文拟以产生于南宋的话本小说《崔待诏生死冤家》为考察对象[1]。
该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在都城临安,出身于贫寒装裱匠家庭的秀秀,美貌出众,更有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贫寒,置办不起嫁妆,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献给”咸安郡王。之后,郡王有意将秀秀许给碾玉匠崔宁。一次王府中失火,秀秀和崔宁两人一起私奔,后被郡王抓获后受到迫害,崔宁被发配,秀秀被杖责而亡。
一、“好货好利”思潮对话本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地理位置处于天灾频仍的北半球季风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2]。
为了维持种族的生存与繁衍,隆礼重仁的儒学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物质的匮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就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宋代南迁之后,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好货好利”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作为勾栏瓦肆演出的话本小说,其内容必然会体现社会思潮;作为民间的艺术表演,一方面要求情节“曲折动人”,另一方面要求故事“以假乱真”:表演者要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说话能力,其故事也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崔待诏生死冤家》就是这样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剖析文学作品,固然是以今人的观点、立场去分析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那么往往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般的文学史认为,《崔待诏生死冤家》的主题就是“反封建、求自由”,可细细分析文本,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了[3]。
秀秀是裱褙匠的女儿,因为家贫,最后被父亲“献”给了郡王做养娘,小说是这样交代的:
虞候又问:“小娘子贵庚?”待诏应道:“一十八岁。”再问:“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趋奉官员?”待诏道:“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虞候道:“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老丈何不献与郡王。”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到明日写一纸献状,献来府中。郡王给与身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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