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村落民俗演变成城市节日,自2005年“广州乞巧文化节”举办起,乞巧文化从田间走向都市的路途上,愈加落落大方,已逐步成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文化品牌。
“非遗”资源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广州乞巧在“活态”路上面临什么难题?如何能像端午赛龙舟,全市各村都来参与?城中村村民渐成社区居民,这个来自村落的传统文化,是否还能被代代相传?包括村民、民俗专家、文化学者及政府部门在内都在思考,广州乞巧如何突破目前传统文化后继无人、产品价值不高、产业化发展前路迷茫等阻力持续发力造出“影响力”,得以越走越远,成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文化品牌。
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谭百薇:
“办一场乞巧,资金是问题”
“城区乞巧有别于乡村乞巧,城区乞巧融合了城区的商业化,中西合璧,更显魅力。”由广州市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组织创作的《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是荔湾乞巧的代表作,曾于2011年在广府城区乞巧文化节展出。
2011年的广府城区乞巧文化节在开幕以后,观众不多。谭百薇说,要在城区办一场乞巧节,“资金是一个问题。”
乞巧文化资深研究者储冬爱:
“莫让城市化消解乡村风俗”
多年深入珠村开展乞巧文化田野调查,储冬爱频繁穿梭于珠村的大街小巷,很多村民见到她都会主动打招呼:“储老师,又来啦!”
储冬爱认为,乞巧文化推广中若能围绕乞巧文化的内核展开,将有助于乞巧文化的发展,但如果过度消费节日,如“乞巧女儿形象创意大赛”变身为都市“选美秀”,“拜七娘”仪式日益观光旅游化,对节日本身是一种伤害。“节日去掉了文化内核,那么这个节日实际上已经消亡。”最让储冬爱担心的,是在“城市沙文主义”的影响下,民风民俗个性的同化和消亡。“当今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使城市在空间上覆盖着周边村落,也在文化上消解着乡村居民的民风民俗,这种现象在本质上可以概括为‘城市文化沙文主义’。在都市文化的强势覆盖之下,乡村民风民俗的个性正面临丧失的危险。”
黄埔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黄应丰:
“天河黄埔,乞巧本是同根源”
得知自己获选为广州市杰出乞巧传承人时,黄应丰说,感到意外。“我不知道评选标准是什么,但我觉得更应该将这个荣誉颁给真正动手乞巧的巧姐,我只是桥梁、中介。”
黄埔乞巧与珠村乞巧两者谁先谁后,多年来一直是市民、媒体关注和热议的热点。在黄应丰看来,两者本是“同根同源”:“并不存在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问题,更没有竞争的利害关系。两者应该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共同将广府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黄应丰称,黄埔与珠村在历史上同属番禺鹿步司管辖,所以民俗、民风、节庆活动几乎一样。今天两者发展中出现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黄埔区与天河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黄埔经济体量相对较小,财政支持有限制,所以乞巧主要对内,更重视自娱自乐;而珠村乞巧则凭借天河这个“经济航母”的大平台,着力向外,自娱自乐的同时更重视对外推广乞巧文化。黄埔乞巧在黄埔区内各条村落的发展比较均衡和普遍,而天河乞巧重视品牌效应,活动主要集中在珠村、车陂。
对于乞巧文化的发扬和传承,黄应丰认为“只要像重视赛龙舟、搞灯会一样重视乞巧就有希望越办越好”。
乞巧艺人潘尧珊:
“价值被低估,销路狭窄”
2005年重拾绣花针,潘尧珊是广州珠村有名的广绣乞巧艺人。
经历了“文革”时对乞巧的打压,人们对再度回归的“广绣”认识有限,市场前景信心不足。机绣发展迅速,人们对纯手工“广绣”显得兴趣不大。极费心思与时间的广绣作品,开价甚至不抵成本。
潘尧珊说,近年随着传统乞巧文化受到重视,“广绣”作品的市场虽有改善,但前景仍不明朗。“如今,一幅作品大概就以一天一百元工钱计算”,潘尧珊表示。价值被低估,销路的狭窄,使“广绣”的产业化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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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年08月07日02:19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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